進入民國之後，中國城市的市民習俗發生了一些怎樣翻天覆地的變化

進入民國，中國城市在時代的衝擊下形成了極大的差異性。一方面，由於近代城市在鄉鎮基礎上逐步成長起來，一批農民進城變為市民，甚至變成季節性市民，文化氛圍難以速變，形成了鄉村風俗在城鎮持續綿延的狀況；另一方面，東部和中部一些城市，因有各國租界的建立或接納外來風氣較快，西化風俗在崇洋風氣下迅速進入城市文化，中西雜陳的現象十分明顯。

在西部，以錫業為主業發展起來的雲南箇舊，百姓均感激錫礦帶來的生活變化，但「礦區人民大都知識貧乏，對於自然現象毫無合理之解釋，往往歸諸於鬼神，尤其對於錫礦之成因因為不可想像之奇蹟，唯有歸功於礦脈龍王與財神而已」，於是在箇舊礦區，祭祀的主要神只是礦王、財神、靈官、關聖帝君、岳王、金火娘娘等。每年四次重要神會，以陰曆十月六日祭祀礦王大會最為隆重，「每年會務由上屆當選首士主持，以初五至初七為會期，屆時廠戶各派一人與會，會費3元，用作念經打醮及酒席費用。期內各廠代表齊集，鞭炮喧天，若逢廠情旺盛之年，景況尤為熱鬧。馬拉格礦山之礦王殿供奉『礦脈龍王之神位』，配祀者有錫務公司及索道創辦人王夔生總理之神位及往後兩屆總理之神位。該殿例於每年舉辦礦王會，會期規定為5月1日勞動節，屆時各廠戶及錫務公司均有人與會，大開筵席，所費不貲。廠地歌有『走進爐房之內，家家專供礦王』，可見礦區信仰礦王之普遍。彼等均相信錫礦由礦王老爺一手造成，具有取捨予奪之威權，並能左右礦質之優劣」。甚至在箇舊民間流傳著一些廠區逸事、神話及人物崇拜，傳說某人因得礦王指點而獲得礦源而富，多為牽強附會者，如趙老祖公的故事、耗子廟（後易名好自廟）的建立均是例證。而礦難發生必認定是有鬼怪作祟。

在雲南省會昆明，除傳統的道教、佛教、回教勢力龐大、信眾較多外，基督教也在近代傳教士的努力下打開了一片天地。至1935年，昆明天主教有中外傳教士、神父及修女等101人，有總堂區2個，堂區23個，站200個，教民1.16萬人。昆明當地市民迷信程度較重，以拜關聖、披髮祖師及觀世音菩薩者最多。以春節為最重要的節日，趕廟會的習俗與內地近似。

民國時期傳教士

在中部，湖南省的多數城市開始有新式知識的傳入和現代化物品的引入，一是由外國傳教士及商人帶來，二是留學人數較多，留學生歸國後即居住在各地城市，他們帶來了機器、電影、火柴、洋布、眼鏡等等。

留學生

城鄉最大的不同在於交通工具和新聞媒體的差異性，城市間連通了鐵路、公路，長沙有了《湘報》、《湘學新報》等，民初甚至連較偏遠的洪江也有了報紙。1911年5月，長沙的湖南電燈公司正式發電，長沙正式進入電力時代，晚間照明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

《湘報》

在東部的上海、天津、青島、大連等城市，吃西餐、穿西服、坐東洋車、辦文明婚禮蔚然成風，看報紙、學洋文、戴手錶、看電影亦很常見。如山東省會濟南，商埠區的西洋風尚較為流行，齊魯大學更開辦了詩文會、舉辦講座和音樂演奏會。然而撲面而來的西洋風尚，畢竟只是一些文化人、受教育程度較高者的愛好，民間盛行的仍然是傳統的習俗。

然而，在杭州這樣的省會城市、旅遊名都，市民的信仰風俗仍然持續傳承著。每年陰曆六月三十日至七月十五日，在去往杭州城外老東嶽廟的杭徽路上，約有10萬香客前往祭祀，以求消災得福。這一時期，香客早早起來，或花錢租人力車前往，或乘坐公共汽車來老東嶽廟，一般要進香以求平安，要投文以便死後可以在玉帝身邊充當一個役吏，而生前投過文的人，其子孫此時都要把他的牌位送到廟裡來，按儀式將投文狀在玉帝面前焚化方才結束。

張憲文、張玉法：《中華民國專題史（第九冊）》

編輯：浙江大學中國近現代史所研究生 蕭宸軒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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