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會說「不」，拒絕也是一門藝術
王陽明雕塑
拒絕人，不是件容易的事。人是最要面子的，如果被拒，希望落空，常常感覺委屈，甚至心懷不滿。說「不」，十分不易，但人不可能事事都說「好」，該說「不」時就得說不；然則何事當應，何事當否，心中須有定見；說「不」時，得講圓通方法。總之，「說不」是一門工夫，有著複雜的心理活動。
這不禁讓人想到心學大師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陽明先生名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照此論述，則明了事之不可為為「知」，知不可為而拒之則為「行」。王陽明一生，備嘗挫折，可也說了許多「不」，說不的對象，上到朝廷，下到親藩貴臣，乃至僚友、故舊、門生，說不的次數遠過答允之事。他「說不」的那些事，對其人生影響頗大，比如，面對寧王的籠絡，王陽明拒之不堅，結果給他留下了極大的後患。
我們知道，王陽明著述並不多，他「偏重實行，事上磨練」，是其「著精神處」；陽明後期更常說，他講學「卻只說個『必有事焉』……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王陽明一生立德立言立功，被奉為「真三不朽」，研究王陽明者，亦多就其「德言功」三事下工夫。然而王陽明一生力行，未必皆「立功」，如果在顯明的「三不朽」外，從他尋常的「處事應物」上推求，怕是一個抵近「王學」的新法門吧？
王陽明「說不」的那些事，正提供了極佳的「系列案例」。為此分別從他早年和晚年各擷取一二事，嘗試著就「事」分析其「理」。
龍場悟道
第一件在正德初年，王陽明因得罪大太監劉瑾，被貶為貴州龍場驛丞。龍場驛在貴陽西北萬山叢棘中，驛政廢弛已久，王陽明初到，連棲身之所都沒有，只好臨時找了一個山洞居住，衣糧皆無，苦不堪言。
王陽明嘗發揮宋儒陸九淵「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謂「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在他看來，喜怒哀樂都是「人情」；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是「事變」——「事變亦只在人情里」。所謂「人情」，就是對外物的感知。
王陽明由貴公子和六品京官被貶到百夷荒蠻之地，正是他一生的第一次重大事變，豈能無動於「情」？他甚至動了逃亡的念頭。不料居夷三年，竟成了王陽明在事上磨練的大好時機，正是在貴州，龍場悟道，他始揭出「知行合一」之旨。
貴州官場對這位貶臣起初並不怎麼待見，思州府差人經過龍場驛，竟對王驛丞大施凌侮。當地夷人義憤不平，將差人痛毆驅逐。思州太府（知府）不分青紅皂白，向省里控告，要求嚴懲王陽明。一時情勢危急，就連陽明的餘姚老鄉、時任貴州提學副使的毛科，都不敢公開維護他，寫信來勸，「諭以禍福利害」，讓王陽明親自去向思州太府「請謝」。
王陽明回信，堅決拒絕：「差人至龍場驛凌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鬥，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既然太府未嘗辱我，我也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王陽明首先從邏輯上否定了「請謝」的必要。
可到底太府是「怒」了，針對毛科「禍福利害」的警告，王陽明說，他來居黔，與瘴癘蠱毒同處，與魑魅魍魎同游，隨時都可能死，死於太府，與死於瘴蠱魑魍，沒有差別——他不把太府的加害當作一種特殊的「事變」，也就沒有特殊的「感知」，故「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
王陽明堅決說不的態度，令太府無可奈何，只得放棄。經過此事，毛科也重新認識了陽明，後來還主動請他去貴陽書院講學。
王陽明《行草手札》
與貴州官場截然相反，當地土官水西宣慰使安貴榮相當看重他，給生活困頓的王陽明送米送肉，還派人來伺候。龍場驛在水西轄境，對王陽明來說，安宣慰是主人，可他到了人家「碼頭」，一個多月也不去拜會，主人不計較，主動來致殷勤，他「輒以禮辭」，更不做禮節性的回訪。可是安宣慰盛情不減，反而奉上金帛和鞍馬。對方「禮益隆，情益至」，王陽明還能說不嗎？
這次，王陽明有所讓步，「受米二石，柴炭雞鵝悉受如來數」，唯「諸金鞍馬」不受。王陽明說，這些貴重禮物，「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原來，他堅守著「逐臣」的本分。
在給毛科的回信里，王陽明也提到他逐臣的身份，說「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若棄此不守，才真是禍莫大焉！但縱使為小臣，也不當無故而行（如跪拜請罪），「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都是自取其辱」。
安宣慰的饋贈，純為好心，與太府加害不同，為何也「不當行」呢？這有兩個原因：首先他與貴州官場的關係尚不融切，當太府逼迫時，無人援手，就是證明；其次安宣慰是土司官員，與之交往，與一般流官不同，若受土官厚禮，易起流言。故此皆須有所防忌。
這不，經過送錢米，安宣慰馬上來向這位前兵部主事討教了。安宣慰來信問兩事：一是想裁撤朝廷在水西所設驛站，本意是為加強土司的獨立性；二是想把參政的兼官再升一升，暗含了不願受本省轄制之意。他想請王陽明給他出出主意。
這兩個問題，著實不好答。王陽明窺破了安宣慰的真實動機，深知其訴求可能給地方穩定帶來的危害，此事當說不！然而「不」不是那麼好輕易出口的。如果他一味幫著朝廷說話，安宣慰不信任他，多說亦枉然，也無法達到消弭禍患的目的。
王陽明 《象祠記》（局部）
經過深思熟慮，王陽明只講了一個簡單道理，就把問題圓滿解決了。他在複信中提醒安宣慰，土司制度和土官的地位，是祖制確立的，也只有靠祖制才能得到保障，為長久利益計，土官最好別去挑戰祖制，試圖改變什麼（詳《與安宣慰書》）。此言戳中了要害，使安宣慰悚然醒悟，收回了原來的想法，並對王陽明十分感謝（後來王陽明借重安宣慰平定水東土司之亂，即基於此）。
王陽明的答覆兼顧私誼和公義，既鞏固了他與安宣慰的友誼，也消除了地方的不穩定因素，一舉兩得。此事在正德三年（1508年），這一年，「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雖然我們看不出心學對他處理這一系列「事變」的指導意義，但王陽明遭遇變故極多，唯以心力定之，這對於他頓悟「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務者誤也」，無疑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十餘年後，王陽明聲望日高，成為當世名臣，許多人不遠千里，來餘姚拜師求教；「王學」開枝散葉，卓然為一學派，「知行合一」與「致良知」成為很有影響力的學術口號。
嘉靖四年（1525年），一個叫張思欽的人，風塵僕僕，從陝西三原一路趕到餘姚。他卻不是來問學的，而是想請王陽明為他剛剛去世的父親寫一份墓志銘。他的請求可應嗎？
王陽明一生，最喜作詩，無論是下獄，還是赴謫、居夷、居越，在京師、在廬陵、在滁州、在江西，皆有大量詩作。在當時，文人替人寫墓詞，是必不可免的應酬，王陽明寫的墓銘和祭文，也不算少（全集所收墓誌就有15篇）。但像張思欽這樣慕名而來的求文者，如果也給他寫，未免太濫。何況就在當年，王陽明發表了著名的「拔本塞源」論，警告門人，「世之學者，沉溺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晚年的王陽明更對曾經的「鄉愿意思」（「鄉愿只是媚世」）進行了深刻反思。慕名求文，正是追求「聲利」的「末俗卑污」。此銘不當寫。
可是不寫，又不免傷了孝子的心。王陽明起先以「予之不為文也久矣，辭之固」，可張思欽「請弗已」，一定要陽明寫。遇到這樣一個固執的人，這「不」還真不好說。
據《書張思欽卷》記載，王陽明將張思欽招來，二人對坐，講了一番為何不寫墓文的道理。
他首先揭出張思欽來「乞銘」的目的，「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肯定其行為，是「孝子之心」。然後順著孝子當如何「圖不朽其親」這個話題，講了自己的看法：「與其圖之於人，不若圖之於己；與其傳之於他人之口，不若傳之於其子之身。」具體來說，就是孝子應該爭取做賢人、聖人，子為賢、聖，他父親也就成了賢人之父、聖人之父。王陽明舉例說，孔子的父親叔梁紇至今不朽，就是因為他有孔子這樣的兒子，難道是因為什麼人替他做墓誌嗎？
王陽明這番話讓張思欽頓時醒悟，「蹙然而起，稽顙而後拜」。第二天再來，就不求墓銘，而是問聖人之學了。王陽明遂親告以格致、良知之說，張思欽大受啟發，「躍然而起，拜而復稽」，表示要先回家葬父，然後再來夫子之門卒業，「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這個「不」，可謂皆大歡喜。對張思欽這個執著的人，王陽明表現出耐心，親自接待，親自指點，「人人有個作聖之路」。這大概便是王陽明以「誠意」講「立志」吧。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張思欽畢竟是來乞銘的，他亡父還等他回去下葬，雖然王陽明主張人人都有聖賢之心，張思欽通過努力，成為聖賢，也是可以期待的，可他亡父等不及啊！陽明的勸說不免讓人感到有點「忽悠」的成分。
再往深里講，張思欽目的是榮親、「圖不朽」，即使他真成了王陽明許給他的聖賢，那也只是觀念上的聖賢（如雲「販夫走卒皆可為聖賢」），不是像孔孟那樣的真聖賢；況且當人人都為聖賢時，張思欽的「聖賢」也就沒有意義，至少達不到令親人「不朽」的目的。這一點，張思欽看不透嗎？
實際上，真正讓張思欽滿意而歸的，是王陽明親筆所書《書張思欽卷》。此文講述了張思欽乞銘的經過和他經陽明點化後的頓悟，長達331字，它顯然比一般墓銘更具價值。張思欽雖然沒有得其所欲，但他的目的卻以一種更佳的形式實現了——不止榮親，連他本人都「不朽」了！
在這件事上，王陽明與張思欽互相妥協，各得其所；而筆者以為，王陽明得到的，似乎更多一些：他用致知之學化育了一個執念很深的人，使其失意之餘，投身聖學，歡欣鼓舞，心悅誠服。張思欽在這裡，是一個被點化的「愚頑」，是王學的一次成功的驗證。事實上，陽明寫給張思欽的那篇文字，就收在他的集子里。
此事發生在王陽明去世前三年，學術已臻成熟。可在這件事上，人們看到的，仍然只是大師的「偉大」和三言兩語的語錄，卻無法通過這個具體之「行」，觀摩到一個痴人是如何被引上聖賢之路的（張氏是否依約來浙卒業，也不可知）。逆而思之，假如張思欽經王陽明點撥後，仍是頑石不化，那又將如何呢？
同樣是「說不」，正德初的案例，卻比陽明晚年的張思欽案清晰得多，儘管前者更為煩難。前者頓見陽明識略之高明，後者卻無法從中透視「知行」與「良知」之說的高妙，反有玄虛之感，令人思之愈惑。問題的根本將歸結到：陽明心學到底妙在何處？何以風靡震世？它征服人的真實魅力究竟何在？是什麼樣的動因推動它由學界泛及於大眾，成為廣受喜愛的「思想」？
這個問題，僅僅溺於王陽明本人或心學學者的論述，以文究理，是難以破解的。單純研究一兩個案例也無濟於事。然而當下的研究，雖多能點出「心學的實踐品格」，然而真正能深入到陽明的一生「實行」中去做切實研究的，並不多見。王陽明五十歲時，在江西，始揭「致良知」之教。良知之說，本是他「從百死千難中得來」，可後世學者，一如他所憂慮的，只「把作一種光景玩弄」，而王學之弊，正基於「不實落用功」，很快落入空疏，成其不治之症。
為何極重實行的陽明學，最終以一個「空」字收場？王陽明說「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又雲知行一體，無分二截。可論者多在無意識中將知行分開了，往往著力於其「知」，即言論的部分，對蘊含了「知」的「行」，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與分析，故難以避免結論的空虛無著落。這或許恰恰是要借「知行合一」之劍力糾的大弊吧！
本文原載於《中國青年報》（作者胡丹，三峽大學副教授），圖源網路，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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