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關進集中營，出來後靠寫作活了四十多年，隨後墜樓自殺！

進過集中營的人，就不會有人性了。

——《被淹沒和被拯救的》

普里莫·萊維，義大利作家、化學家以及奧斯維辛174517號囚犯——這兩種身份與經歷建立了他寫作的基礎。代表作品《被淹沒和被拯救的》。

01

關於普里莫·萊維

1919年，萊維出生於義大利都靈一個猶太家庭，成長於法西斯時代，受到當時的《種族法》的直接影響。萊維30年代在都靈大學攻讀化學，並最終在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教授幫助下拿到化學博士學位。

1943至1945年，普里莫·萊維被關押在比爾克瑙集中營，他目睹納粹的瘋狂、死神的面孔和人性的深淵。1943年9月，萊維加入了一支在義大利皮德蒙特山麓活動的武工隊，由於被人告密被捕。在接受審訊時，萊維幾乎是帶著些「傲慢的自豪」承認了自己的猶太人身份，於是被義大利當局轉送至德國，最終關押進奧斯維辛。戰爭結束後，他回到都靈繼續當化學工作者。

1948年，萊維出版了第一本書。此後數年，一直筆耕不綴，撰寫一系列文章，涉及詩歌、小說、散文、回憶錄等各個領域，但所有這些文字的實質都是一致的：它們無一例外，都在書寫集中營的生活、回憶與反思。這些文字，是創作，更是證詞。」

1987年，萊維墜樓身亡，被驗屍官認為是自殺，死前沒有留下任何文字。在美國，大家的反應是「40年後萊維先生死於奧斯維辛」。這也許暗示了些什麼：奧斯維辛的焚屍房的煙囪雖然倒了，但屬於它的記憶依稀尚存，回過頭來，它繼續折磨著人們的神經。而另一位奧斯維辛倖存者，同時也是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作家埃利·維瑟爾說：「早在四十年前的奧斯維辛時代，萊維已死。」

2015年，萊維作品全集入選《紐約時報》年度非虛構作品。

02

《被淹沒和被拯救的》

《被淹沒和被拯救的》中有一段表述：進過集中營的人，就不會有人性了。真是令人震驚。無數描述集中營的作品，都會寫到某一個甚至很多個個體在極度高壓下的不堪行為，簡直讓讀者習以為常了，但卻從來沒有人敢於說出類似的話，而且是以這麼斬釘截鐵的語氣。這意味著這份指責不僅指向他的同伴和他自己，而且毫無退路可言。需要怎樣的一份尊嚴感，才能讓萊維忍著對自己的不滿說出這樣的話。

在《被淹沒和被拯救的》一書中，作者不再像在《活在奧斯維辛》那樣糾結於記憶的細節，他似乎刻意要以理性思辨來取代對記憶的描述，也許在萊維看來，面對奧斯維辛這樣的「摧毀一個人」的惡，理性思辨或許正是擺脫僅僅追求真相的輕慢做法的一條途徑。他說：「在這些回憶所激起的同情和憤慨之外，我們更應該用一種批判的眼光去審視它們」。

萊維從集中營出來後，其他的一切對他都是毫無意義的，他活著的唯一使命就是用語言文字揭露這一切。幸好有這部作品在，才讓我們在領略著作者為尊嚴而戰的精神決心的同時，不禁為這位作家刻畫人物、描述人物內心危機和變化的能力折服。而最重要的是，在這一切之上，乃是永遠的對於自由的渴望，就如同小說里那些被迫在沼澤里建立營地的猶太人，在窒息而死之前的喘息時刻，依然懷著渴望空氣和陽光的靈魂，奮力發出最後一聲呼喊。

03

書中的精華句子，感人至深，展現人性中最隱秘的惡

1.我們的記憶並非鐫刻在石頭上，隨著時間流逝，它們不但會漸漸消失，還會經常改變，甚至會增長，與不相干的記憶糾纏成一團亂麻。

2.集中營的「被拯救者」們並非最優秀的人……更合適的說法是，那些最糟的人倖存下來：自私者、麻木者、「灰色地帶」的合作者、密探們，也就是說，那些最適應環境的人，而那些最優秀的人都死了。

3.我從來不知道如何"以牙還牙"，既非出於福音傳道者般的聖潔，也不是因為知識分子的高貴，而是由於內在固有的軟弱無能……在面對一個人類的侵擾和挑釁時，我失去了所有的勇氣。

4.在大多數的情況中，解放的時刻既不令人高興，也不令人輕鬆。因為大多數時候，解放的背後是毀滅、屠殺和遭受的痛苦。當他們感到自己重新變成人，也就是說，重新肩負生活的重任，人們便能感受到悲傷：失去親人或家人離散的悲傷；身邊人們廣泛遭受痛苦的悲傷；他們自己耗盡了精力卻無藥可救的悲傷；在瓦礫堆中，往往是孑然一身，重新面對生活中的種種問題的悲傷。並非「快樂是痛苦之子」，而是「痛苦是痛苦之子」。

5.走出黑暗，人們因重新獲得已被泯滅的意識而痛苦。……我們曾長年累月如牛馬般生活：每天從黎明到黑夜，我們的生活中充滿了飢餓、疲勞、寒冷和恐懼，留給反思、推理和情感體驗的空間早已蕩然無存。我們忍受罪惡、混亂和赤貧，如果在正常的生活中，相同的經歷帶給我們的痛苦要比在集中營中大得多，因為在集中營里，我們的道德尺度已經改變。而且，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偷盜——在廚房中，在車間中，在棚屋裡，總之，「從其他人的手中」，從對立面，但仍然是偷盜。有些人（極少數）陷得如此之深，以至於偷盜自己夥伴的麵包。我們不僅忘記了自己的國家和文明，也忘記了我們的家庭、我們的過去、我們曾為自己幻想過的未來，因為，就像牲畜，我們被局限於現在，被活著這唯一的目標所束縛。

6.一些特定條件會造成記憶的扭曲：創傷、其他「競爭性」記憶的干擾、非正常的意識狀態、情緒壓抑、心理阻滯。然而，即使在正常情況下，記憶也在緩慢消退，記憶的輪廓逐漸模糊，只有極少的記憶能殘存下來，這就是所謂生理性遺忘。這無疑是大自然偉大力量的一種，同樣的力量讓整潔變得凌亂，年輕化作垂暮，生命走向死亡。

7.從納粹集中營活下來的人，你會不會感到慚愧？因為替代他人而活下來？特別是，死去的那個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聰明、更具有活下去的意義？……這不僅是一種假想，更是猜疑的陰影：每個人都是他兄弟的該隱，我們每個人都篡奪了鄰居的房屋，並取而代之。這是一種假想，但它噬咬著我們，它像蛀蟲一樣深深地隱藏在我們的心靈之中。

8.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永遠無法忘記的那份經歷，對新一代西方人來說並不相干，而且隨著歲月流逝，這種斷層也日趨嚴重。……出生80年代的年輕人被當今不同的、緊迫的社會問題所包圍：核威脅、失業、資源耗竭、人口爆炸，他們必須調整自我以適應瘋狂而頻繁的技術革新。這個世界的結構已經廣泛而深刻地改變了……在最後的戰爭中取得勝利的兩個大國政府所基於的意識形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們的可信度和光彩。懷疑的一代正站在步入成年的門檻上，失去的並非理想而是確定性。事實上，他們對已被揭示的重要真相心懷疑慮，卻情願接受不重要的瑣碎事實，進入到一種自我陶醉的娛樂生活當中。這樣的事實，無論理性或狂野，都在文化時尚的悸動潮流下，日復一日地變化著。

9.我們的動機和情感是極度善變的，即使很小的壓力也會導致答案的扭曲。在回答「你為什麼這麼做」、「你做這件事時在想什麼」之類的問題，並不存在可靠的答案，因為精神狀態的性質是反覆無常的，而記憶本身甚至更不穩定。

10.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服從。壓迫得越厲害，服從得越厲害。

11.保持真偽之間界限的代價是沉重的。這需要一個人保持正派、誠懇或真誠，並不斷付出智力和道德上的努力。我們怎麼能期待像達奎爾（狡猾、陰險、罪惡）這樣的人會付出這樣的努力呢？

12.一個現代極權主義國家對其個人所實施的壓力是可怕的。它擁有三個最基本的武器：直接宣傳或把宣傳偽飾成教育、指示和流行文化，對多元文化信息樹立壁壘，以及恐怖威懾。

13.惡魔是存在的，但他們數量太少，不足以構成真正的危險。更危險的是不經質疑就願意相信和行動的普通人和公務人員。

14.每個人都擁有不為自己所知的潛力之源，但只有通過極端不幸的考驗，我們才會了解自己的潛力是大是小，或是根本不存在。

15.約束他們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們擔上罪行的重擔，披上血腥的外衣，儘可能摧毀他們的人格，從而構成一種同謀關係，讓他們從此無法回頭。各種犯罪組織深諳此道。

16.在受害者這個更加廣闊的領域中，同樣存在著記憶的遷移……人們已經注意到，比如，許多戰爭的倖存者（或其他經歷過複雜心理創傷的人）往往會不自覺地過濾他們的記憶——在追憶他們的往事或向第三人講述自己的遭遇時，他們願意駐足於那些短暫的安寧時刻，那些荒唐的、奇怪的或輕鬆的時刻，而跳過最痛苦的片段。因此，隨著歲月流逝，這些記憶逐漸模糊。

17.希特勒「千年帝國」的短暫歷史可以重新詮釋為一場對抗記憶的戰爭。喬治·奧威爾式的偽造記憶，偽造現實，否定現實。

18.對我來說，與青年交談變得越來越困難。我們將其視為責任，同時，也是一種危險：時代誤植的危險，不被傾聽的危險。而青年一代必須傾聽我們的述說：因為我們集體性地見證了一個至關重要、意料不到的事件，而至關重要正是因為意料不到，任何人都沒有預見到這一事件的發生。它的發生違背了所有的預言；它發生在歐洲；讓人無法相信的是，整整一代文明的德國人，誕生於魏瑪共和國那熱烈的文明之花，卻遵從阿道夫·希特勒的指示，歌唱他的頌歌，直到釀成一場巨大的災難。它發生了，所以還會發生：這正是我們要傾述的中心要旨。

19.無論何時，都不能將仇恨指向整個民族群體，因為那是納粹主義成立的基礎；描述走過一遭的「悲慘世界」時，要運用見證者冷靜的語言，不能是受害者悲慟的語氣或尋求報復的激怒口吻，因為講述越客觀冷靜，就越真實可信。

20.過於頻繁地喚醒一份記憶，並像故事似地講述它，這份記憶就會漸漸變成一種結晶般的、完美的、添枝加葉的、在經驗中千錘百鍊的老生常談。這份虛假的記憶，終將取代原始記憶，並自發地不斷增長。

——《被淹沒與被拯救的》

21.鋅雖然很容易和酸反應，但是很純的鋅遇到酸時，倒不大會起作用。人們可以從這裡得到兩個相反的哲學結論：讚美純真，它防止罪惡；讚美雜物，它引導變化以及生命。我放棄了第一個道德教訓，而傾向於後者。為了輪子要轉，生活要過，雜質是必要的。肥沃的土壤之中，要有許多雜質。異議、多樣、鹽粒和芥末都是必要的。法西斯不要這些，禁止這些，因此你不是法西斯分子。它要每個人一樣，而你就不。世上也沒有無塵的貞德，若有也令人生厭。

22.桑德多的全名是桑德多·戴馬斯楚，皮埃蒙特行動黨游擊隊戰死的第一人。一九四四年四月，在數月極端緊張活動後，他被法西斯俘虜，拒不投降，反試著從法西斯黨部逃走。墨索里尼從少年感化院招募的兒童行刑隊，用衝鋒槍從背後打穿他的脖子。屍體暴露在路上很多天，法西斯禁止人民埋葬他。今天我知道想用文字編織一個人，讓他在紙上活起來，尤其桑德多，是完全無望的。他不是那種你可以說故事的人，也不是那種你可以立碑的人——他嘲笑石碑。他活在行動中，當行動結束，他什麼也沒留下——留下的就只有文字。

——《元素周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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