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談孫中山的政治性格

原標題：桑兵談孫中山的政治性格

孫中山是近代中國史上的樞紐式人物，經驗與智慧超凡脫俗，為人行事往往逸出常軌；其活動與思想能夠勾連同時代的大事要人，對研究者的見識與功力極具考驗。《孫中山的活動與思想》一書在深入梳理既有研究的基礎上，以實證虛，通過了解孫中山周圍的人事及其內在聯繫，具體掌握其每一言行的殊境、思維、潛意識甚至無意識，力求達到了解之同情的境界。本文節選《信仰的理想主義與策略的實用主義——孫中山的政治性格特徵》一文以饗讀者，標題為新史學編輯部所加，內容有刪節。

孫中山候選、當選總統的選票

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40年，正是中國社會急劇動蕩的時代，各種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接踵而至的內憂外患，令人難以承受和應付。孫中山不愧為民主革命的先驅，他似乎早已成竹在胸，描繪了中國社會未來前景的美妙藍圖——民主共和。令人讚歎的是，無論政治風雲如何變幻莫測，他竟然將這理想貫徹始終，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幾乎從未停止過為達到理想目標而進行的不屈不撓的奮鬥。面對險象環生的惡劣境遇，經歷從舉國擁戴的風雲人物到一文不名的流亡生活，這樣的大起大落令不少有為之士、熱血青年或望而卻步，或中途落荒，孫中山卻始終一往無前，毫不動搖。這種超凡精神使得許多同時代人難於理解，陳炯明說他是不切實際的理想家，[1]更多的人呼之為「孫大炮」。實際上，孫中山把他的宗旨演化為中國未來社會的理想藍圖，反過來這種盡善盡美的景象又激發了他對自己政治信仰的幾分宗教式的虔誠與激情，把理想當成治療一切社會弊病的靈丹妙藥。有感於孫中山40年的執著追求，可以說他的確無愧於一位政治理想主義者，理想主義構成了孫中山政治性格的一個方面。

然而，如果僅僅把孫中山歸結為理想主義，可能導致曲解其政治性格特徵，甚至循著陳炯明的邏輯，把他所懷抱的崇高理想誤認為虛幻縹緲的空想。支持孫中山理想化信仰的，恰恰是靈活務實的機動策略。不少有識之士對他的堅毅精神和務實風格十分欽佩，早在1904年就有人感慨地說：「今青年之士，自承為革命黨者雖多，實則皆隨風潮轉移，不過欲得革命名稱以為誇耀儕輩，未必真有革命思想。其真有革命思想而又實行革命之規畫者，舍孫文之外，殆不多見也。」[2]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的靈活策略，帶有明顯的實用主義傾向，其極端表現，策略與宗旨往往看似相歧甚至相悖，即使政治鬥爭以勝負輸贏為目的實為通則，在此前提下實施高度靈活的策略並非例外，仍令人覺得其似乎有些不擇手段，目的至上。信仰的理想主義與策略的實用主義的矛盾統一，構成了孫中山政治性格的重要特徵，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主要特徵。

政治性格由政治姿態所反映的個性因素來表現，將政治姿態與政治性格相比較，前者活躍多變，後者持續穩定。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孫中山一生的政治姿態始終處於變化、調節的過程之中，而他的政治性格卻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易，從踏上革命道路一直到晚年的轉變，均可以找到信仰的理想主義與策略的實用主義對立統一的種種表現。而對立的兩極又各自包含兩種不同的發展趨勢。從理想主義方面考察，既可以成為信仰的支柱和政治實踐的精神動力，又可能脫離現實在自我精神世界追求中走向空幻。從實用主義方面考察，既意味著根據客觀實際的發展變化採取靈活多樣的對策，又可能導致無原則的投機妥協，甚至流於手段無足輕重，目的就是一切的極端功利化。分別寓於政治性格不同方面的理想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兩重性，產生了這一對矛盾的向心力和離心力，使之在互相聯繫，互相依存的同時，潛伏著分裂離異的危機。信仰堅定和靈活務實奠定了孫中山政治個性的凝聚力，而空幻和投機則顯示了性格分裂的可能性。如果僅僅是理想主義，他將在信仰和空幻之間搖擺；如果僅僅是實用主義，則只會在靈活務實和投機取巧之間波動。

1912年2月15日，孫中山率文武官員祭明孝陵

由此可見，孫中山的政治性格存在著順向與異向甚至逆向發展的可能，後者又表現為理想與實用兩個極端。有時某一傾向可能會膨脹到破壞其政治性格完整性的危險程度。但孫中山畢竟既非純粹的理想主義者，也不是單一的實用主義者，這兩種貌似格格不入的機制在他身上保持著相對的和諧，成為支撐其政治性格缺一不可的對立兩極。政治革命家或多或少帶有理想主義或實用主義傾向本無足怪，孫中山的政治性格中則具有兩種要素對立統一的不可分性。理想主義引導著實用主義的方向，制約著實用主義的範圍和程度；實用主義探索著通往理想境界的千途萬徑，形成跨越理想與現實之間鴻溝的橋樑。任何一方的過度發展破壞統一，都會導致對孫中山政治性格的否定。

孫中山一生中宗旨與行為的種種矛盾，突出反映了政治性格的相對穩定性及其表現的多樣性。作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最基本的政治態度體現在如何對待專制勢力、列強和人民大眾，也正是在這三個方面，孫中山的政治性格特徵鮮明地凸顯出來。

對待專制主義的態度，在辛亥革命前，集中體現在對待清朝皇權帝制，辛亥革命後，則主要是對待軍閥的統治。概括地說，就是民主共和與專制集權的對立。這是貫穿孫中山一生政治思想和行為的一條主線。從辛亥革命前的排滿革命，爭取共和到辛亥革命後的反對軍閥，維護共和，「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以及實現真共和反對假共和等，清楚地反映出這一思想軌跡的前後連貫性。然而，在這一主線周圍，可以找到許多異向甚至逆向的枝杈。

當然，孫中山的民主共和理想，的確帶有空想色彩，他在繪製理想藍圖時，雖然考慮到中國的現實，有針對性地做了改動或調整，基本還是套用歐美的模式。況且，他長期賴以實現其理想的政治力量嚴重不足，他與民眾的關係比較間接，偏重於軍事路線，所依靠的各色群體不僅本身力量弱小，而且與舊勢力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孫中山常常不得不在舊勢力的圈子裡尋找暫時的同路人。他先後寄希望於李鴻章的割據獨立，袁世凱的信守約法以及南北軍閥的擁兵響應，在利用矛盾，聯合各種力量的同時，堅信民主共和是拯救中國的唯一良策，只要實現共和，任何問題都將迎刃而解。為達此目的，他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然而，難以真正實現的共和藍圖不能始終如一地在實踐中制約策略的幅度和方向，權宜之計有時成了不受駕馭的脫韁之馬，反而使空想和實用的離心傾向急劇膨脹。沒有在策略運用時堅持政治宗旨的雄厚力量，正是造成孫中山策略指導思想流於實用主義，有別於靈活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1913年3月，孫中山（前中）、黃興（前左二）、戴季陶（後左二）在日本

孫中山對待列強的態度，以更大跨度表現出其政治性格的兩重性特徵及其相互關係。他發動革命的目的，是要使中國擺脫列強的奴役，爭取民族獨立，把貧窮落後的中國改造成先進發達的近代化國家，說他根本沒有反帝思想甚至動機，邏輯上很難成立。何況對於帝國主義一定程度的認識，已為晚清以來一般進步知識分子所共有。不過，孫中山在解決這一問題時採取了迂迴戰略，他設計了一條繞過甚至通過列強實現民主共和，使國家富強，進而擺脫帝國主義控制的曲折道路。早在1897至1898年與宮崎寅藏筆談時，就基本確立了這一方針。他主張首先應避免歐洲聯盟對付中國，萬一不幸如此，則先分立各省為自主之國，「各請歐洲一國為保護，以散其盟；彼盟一散，我從而複合之」。「其法以廣東請英保護，廣西請法保護，福建請德保護，兩湖、四川、中原為獨立之國」，等到外部壓力減輕，「我可以優遊圖治。內治一定，則以一中華亦足以衡天下矣」。孫中山將根本解決問題的基點放在民主共和的理想之上，只有設法避免列強幹涉，才有實現的可能。而一旦實現，則列強皆無足懼。為此，無論付出多大代價，都應當在所不惜。而無論手段怎樣與信仰相抵觸，畢竟只是手段在這種思想的主導下，革命黨人非但長期沒有正面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反而希望以承認不平等條約來換取列強對中國革命的默許。

孫中山長期以先知先覺自居，在對待人民群眾的態度上，又存在著「皇帝」與「太甲」的矛盾概念。他晚年受五四運動和十月革命的影響，加上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作用，政治上有較大的變動。他實行聯俄以及容共的政策，乃是因為向列強尋求贊助的一切努力均遭失敗，只有蘇俄仍然表示支持其反對軍閥和列強的鬥爭，促使其放棄對列強的寄望。他看到了喚起民眾的重要，宣布扶助農工，取得了工農大眾的擁護和支持，其政治地位大為鞏固，實力陡增，可以正面向帝國主義和軍閥發起攻擊。

不過，政治性格的兩重性導致了政治姿態的多變性。在政治性格矛盾的作用下，孫中山所採取的每一項政治決策往往都包含著多種發展趨勢。從佯允帝制、主權相誘到聯俄容共的策略變化，無疑反映了孫中山政治態度的進步，但促成這一變化的性格因素又有著前後一貫的共性。

1924年1月，廣州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孫中山致辭

孫中山對待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對待民眾的態度。孫中山和國民黨可以依靠民眾的力量打擊列強和專制勢力，但又擔心民眾的崛起與中共的壯大水漲船高。

不僅如此，孫中山在與蘇俄和中共接觸洽談的過程中，還試圖與德國、港英當局以及直奉軍閥聯繫，爭取他們的支持和援助。這些國共合作以外的種種嘗試，並不否定國共合作的必然性。孫中山一生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進步，包括晚年的變化，都是在探索中實現的。他的民族獨立和民主共和理想與列強、軍閥的利益尖銳對立，雙方不可能若即若離地長期共存下去。況且這些嘗試屬於依賴、合作還是利用，雖然很難分辨清楚，卻有著原則區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主要之敵，不僅為策略原則所允許，而且恰好體現了靈活性的精髓，更何況實用主義還具有講究權術的特質。孫中山聯俄容共不等於從此斷絕了與列強的一切聯繫，以後雙方矛盾激化，主要是因為列強對孫中山採取了堅決敵視的態度，失去了迴旋的餘地。包括國共合作在內的一切尋求外援的努力，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孫中山為實現其政治理想而運用的策略原則，因而也含有變化反覆的潛因。

正因為孫中山堅持民主共和理想和務實策略，才會選擇聯俄容共的方針，使其策略與中國社會變化發展的規律相一致，得到與時俱進的讚譽。信仰的理想主義與策略的實用主義相輔相成，是促使孫中山選擇聯俄容共的主觀動因，也使其有別於國民黨內的其他人物。沒有理想化信仰的推動，他不會邁出這一步，沒有實用性策略的左右，則有可能根本轉變或根本不變。因此，孫中山實行容共，既是政治的進步，又是策略的選擇。在指出國共合作的歷史必然性的同時，要充分考慮到孫中山政治性格的複雜性和內在矛盾，不應誇大其個人的主動性，尤其不應拔高其動機的純正，只看政治進步的意義，忽略策略選擇的影響。

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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