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命題的知識生產，就是文化缺乏世界影響力的根本原因！

中國是擁有知識大眾最多的國家。知識大眾造就了巨大的文化消費市場，也形成巨大的話語場。因此，在今天中國，智庫建設不能不致力於這種話語場的構建和引導的問題。

原文 ：《智庫要致力於話語場的構建與引導》

作者 |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周志強

圖片 |網路

教育型社會與經驗型社會

「智庫」是這幾年常見的新概念。就我的理解而言，從功能的角度說，「智庫」可以定義為現代教育型社會當中，在社會決策方式的複雜化和科學化背景下，提供管理建議的意見族群、媒介星叢和觀念集合。

首先，首先智庫不一定指人，還可以指平台，或者管理社會的意識——單純把智庫看作人是有問題的。其次，強調智庫與「教育型社會」有很大關係。與古代社會相比，現代社會的特點是不依靠知識教育就不能理解現代社會，沒有一定的科學管理能力就不能管理現代社會。古代是經驗型社會，人類生活簡單重複，年紀越大的人經驗越豐富，越能夠懂得社會——這是古代社會尊重老人的原因之一。但是，在今天，年齡越大的人越不容易融入社會，因為社會複雜了，例如掃碼支付等，讓很多老年人花錢都花不掉。總之，智庫概念的誕生首先與社會的複雜化相關。

知識型社會管理方式體現為「認同+科層+融合」的方式，保持政治認同和管理的複雜體系乃是其特點。因此，中國古代的智庫具有帝師傳統，現代社會則需要闡釋性、批判性和策略性相結合的智庫。但是，這種傳統「帝師意識」也會影響到智庫決策機制的建立。比如，有些地方的領導往往只找其需要和喜歡的專家，來為自己的「意志」或者「設想」尋找合法性支持。之所以需要「智庫」，恰恰是因為傳統的帝師型輔政體系，無法適應「教育型社會」管理的複雜和曲折。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現代社會智庫體系非常重要！智庫群體也應具有新的政治規範要求。不同知識分子群體根據其思想觀念、學術背景、階層利益和政治立場形成不同的話語、政治博弈、對話和溝通，進一步對社會理性中間層形成特定影響力——這是當前社會性智庫核心的問題。雖然我們可以培養出提供非常聰明的解決問題的知識分子，但有沒有培養出理性中間層的文化氛圍呢？有沒有培養出不是帝師意識而是改造社會的智庫意識呢？這是我們要反思的問題。

最後，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身份變化和中國黨政管理制度的發展，形成了智庫構建的複雜局面。有的學者提出知識分子定位應由立法者向闡釋者轉型，不僅如此，現代社會中知識分子獲得了批判性：他們對社會問題提出自己的批判性意見。於是，社會的管理問題和知識分子的功能擔當問題，在今天發生了分裂。革命的黨要向科學管理型的黨轉型。過去，党進行革命意識形態社會生產，今天，黨的類型由革命型向知識性轉型，黨的功能由批判性轉向闡釋性，更強調科學決策能力的構建。黨既然要管理社會，就需要轉型為科學管理型。在這個前提下，智庫的意義和以前不一樣，智庫的社會獨立性身份也就不像以前那麼清晰。簡單說，智庫也就不能僅僅是「人」的族群，而應該形成社會性的「話語群」，才能適應這種變化。

三種知識分子的話語政治

從黑格爾論述了現代社會的基本體系以後，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怎麼理解社會？從現代社會確立的那一天起，就存在誰來領導社會、誰來主導社會的問題。知識分子由此分化為三種類型。

第一種叫做普遍性知識分子，以康德和黑格爾為代表，主要生產看起來與現代社會沒有直接關係的問題，諸如「物自體」「精神現象學」等等。事實上，他們為社會提供「命題話語」。

第二類知識分子叫專才知識分子，或者技術知識分子，是以醫生、律師、法律的製作者以及大眾媒體的從業人員為主體的一類知識分子。專才性知識分子主要為社會提供「問題話語」，諸如我們的民族怎麼辦等問題。

第三種為有機知識分子，或者批判性知識分子，是由依託一定的學術和理論背景的知識分子和知識大眾構成的一個群體。這一類知識分子在今天不斷生產「話題話語」。

簡單來說，從命題到問題到話題，三個層面的知識分子分別形成了三種不同的話語政治。

普遍性知識分子在中國當前來看基本是缺失的，不僅是人文學科，自然學科同樣如此。今天，高等教育普遍性知識分子的缺失，導致普遍性知識分子話語命題意識難以形成，而命題意識缺失帶來很多問題。匱乏命題意識的技術知識分子，在當前中國社會中成為主流話語。這造就了中國社會智庫話語群的種種值得反思的現象。首先，口香糖主義泛濫，即一種思想就像口香糖，大家都嚼，一個滋味，每個人都可以用，看起來很好，這主要是大眾媒體控制的語言。其次，實用主義盛行，教育孩子都是「好好讀書，長大了掙大錢」之類。最後，現實主義隨處可見。這主要體現在科層管理領域。現實主義在某種意義上不是好詞，老百姓常說的「你現實一點」，即妥協一點。有機知識分子則處於尷尬的境地，本應該在觀念意識上影響社會，尤其應成為社會話語構建的主要力量。但是，當今有機知識分子話題話語遭遇了一些政治困境。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有機知識分子「微思想化」，依賴於微媒體來傳播自己的思想；第二，思想碎片化，他們沒法形成系統思想。有機知識分子學院化，大量知識分子採用的學術話語，無法回答和觸碰社會的真實問題。第三，知識分子體制化，其工作主要圍繞著科研課題展開，使得知識分子的專能被捆綁在技術層面上，話語的想像力被壓制了。

智庫文化生產存在三大困境

上述問題導致目前的智庫建設面臨三種困境。

第一，任何一個國家命題話語生產就是這個國家的聲音。當我們追問「中國的聲音在哪裡」，「中國社科的思想成果在哪裡」，其實乃是追問「我們的命題在哪裡」。沒有命題的知識生產是導致我們的思想文化缺乏世界影響力的根本原因。命題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力很大。2015年我去美國，恰好趕上梵蒂岡教皇美國一行，帝國大廈巨幅的歡迎標語一直落到地上，甚至有美國議員偷喝了他剩下的半杯水。這讓我產生聯想，教皇既沒有生產世界的問題，也沒有解決世界任何問題，卻掌握了命題的話語權，所以才會如此「聲勢浩大」。

第二，「問題」是一個社會組織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困境、難點和目的的表現。匱乏「問題話語」，就會匱乏真正的策略生產，而只能就事論事，陷入「辦法」的製造。沒有命題知識的問題，其生產不會產生根本的影響，同樣，命題是建立在問題的研究基礎上，如果不能提出真問題，也就不會有真命題。當年，因為拿破崙問題觸動了黑格爾，他對拿破崙時代提出的問題進行了回答，於是寫出了《精神現象學》。當然，如果沒有「命題話語」的籠罩，就容易走向實用主義。今天，命題意識的缺失，造就國家政治理念、基本精神層面上生產力不足。從這個角度來說，智庫概念是一種被作為解決或者提供解決方案的知識分子與知識分子話語機制的代名詞，忽略了問題和命題的緊密關聯，模糊了問題和話題的關係，就會出現「智庫思想空殼化」。

簡單來說，喪失了命題，導致智庫的話語面臨著合理性的危機；而置話題於不顧，只是為政府「出謀劃策」，則會令話題面臨合情性困境；如果智庫只解決方案，注重實用主義短期效益而面臨合法性困境，這三大困境是目前智庫文化生產存在的問題。

構建智庫性的大眾媒體

第一，智庫性大眾媒體的構建既是新的東西，也是舊的東西，應該具有基本的使命，即智庫性大眾媒體不能只玩話題，也不能只玩思想，而是要首先構建中國的國家理念，塑造適應新時代國家關係的理念。至於什麼是國家理念，什麼是我們真正的國家精神，我們可以討論、可以研究的。

第二，「新時代」的概念，被很多大眾媒體生產為新機遇、新輝煌，這沒問題，但是我們不應該忽視「新時代」的第二個含義：新問題、新挑戰。新時代既是新的復興的機遇，也是中華民族未來要面對的新的挑戰，意味著以前我們解決問題的辦法可能不能很有效地解決當下的問題，所以，現在「摸著石頭過河」這句話很少人談，「向西方學習經驗」也很少提，就是因為老辦法不能解決新問題。「一帶一路」也好、人類命運共同體也好，都是在承認中國的問題不能僅僅由中國人自己解決，應該全球共同面對。今天，每一個國家的問題需要自己解決，也需要全球人民解決。事實上，人類的發展到了「除非你好否則我也不能好的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概念更好地突出了問題：新的問題來了，新的發展也來了，如果你不發展我也沒法發展的時代到來了。

從這一角度來說，智庫的問題不能僅僅只有民族意識，不能僅僅只有國家意識，還應該有全球意識。這不正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面倡導的意思？對於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要有國家的問題意識，也要有關乎全球發展的命題意識，也就是要有「全球治理」的理念。

第三，圍繞當代社會要展開思想領域的廣泛討論，創造和培育知識大眾積极參与的話題。現在有種不好的理解，認為大眾只是「被說服者」。過去，大眾的文化水平有限，你說什麼他信什麼。而為什麼今天很多媒介無法獲信於大眾？這是因為知識大眾和以前大眾不一樣了。以前是「大眾」，現在是「知識大眾」。知識大眾時代，要讓知識大眾多多關心社會，表達他們的觀點——知識大眾的宣傳和對大眾的宣傳是有不同的。

中國是擁有知識大眾最多的國家，據統計，有近3億人拿到了高等院校的文憑（含職業高等院校）。從1977-2008年的31年間，假如說每個得到大學文憑的人都健在，那麼城鎮人口當中每8個人就有1人擁有大學文憑——事實上，我們國家獲得大學文憑的人口數超過了日本國民人數。知識大眾造就了巨大的文化消費市場，也形成巨大的話語場。過去，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管理這麼多知識大眾的經驗。在今天中國，智庫建設，不能不致力於這種話語場的構建和引導的問題。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30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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