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連載 | 徐國琦：戈鯤化和中美關係史研究中的「共有」歷史視角（一）
原標題：史學連載 | 徐國琦：戈鯤化和中美關係史研究中的「共有」歷史視角（一）
Americanhistory
關注
作者介紹
徐國琦，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曾任美國密西根州卡拉馬祖學院（Kalamazoo College）歷史系講座副教授，現為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是西方研究中國國際化歷史的著名學者。
有些歷史人物在傳統中美關係史研究中經常被忽視，名不見經傳。但如果我們通過新的視野來回顧，這些人就會嶄露頭角，重要性也會顯而易見[1]。戈鯤化可能就是這樣一個人。戈鯤化自稱是安徽省徽州人氏，而徽州在歷史上素以文人和商家輩出著稱。他生活於在中國史和美國史上都是多事之秋的年代：生在1838年的中國，1882年死在美國。他有著與所有中國文人相同的夢想，即通過科舉考試中榜而做官。但由於科考未中未能進入官場，因此他同許多落選文人一樣，出資捐了一個候選同知的官。這一買來的官銜讓他能夠著藍頂戴，屬九品官中的第五品，也使他有了同文人雅士交往的機會。
戈鯤化是一個名氣不大的詩人。當他為自己的40歲生日寫了幾首自賀詩時，「屬和者百餘人」。[2]從他留下來的不多的詩作中，我們可以看到戈鯤化很為西方風土人情和製造技藝所吸引，對之非常留心。為了謀生，他有五、六年的時間在清軍中做幕僚，後來任美國駐上海領事館翻譯官的中文秘書，為時兩年。其後他搬到寧波，在英國駐寧波領事館做類似的工作數年。拜他的工作關係所賜，他是美國人如杜德維（Edward B. Drew）等的私人漢語老師，並且看來給他的學生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戈鯤化同他所接觸的所有外國人關係都處得很好。他的長期為外國人工作的經歷表明他是一個思想開放的人。能夠放眼看世界和中國。
這些背景最終導致他成為在西方大學正式執掌漢語教席的第一位中國人。他於《蒲安臣條約》已簽訂11年之後的1879年，也就是在清代留美幼童被迫全部撤回國的兩年之前，橫跨太平洋來到美國，開始在那裡的哈佛大學教授漢語。當時中國士人很少對出洋感興趣，但戈鯤化卻在美國的排華浪潮日漸高漲且國會即將批准排華法案的時候，冒著風險來到美國。他來了，並且贏得了讚譽。今天任何人走進哈佛大學的燕京圖書館，都能在正門入口處看到戈鯤化身著清代官服的照片。（如下圖）當戈鯤化被哈佛大學僱用的時候，中國最早的留美幼童仍然在美國學習。其中一人進入哈佛大學並且可能上了他的課。在留美幼童返回中國的不到一年後，戈鯤化於1882年在坎布里奇去世，年僅43歲。也是在這一年美國《排華法案》被國會批准通過。如果不是在美國的經歷，我們今天可能無人能記得他，因為他赴美之前的履歷太平凡了。因緣際會，戈鯤化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失意科舉考生，成為當時剛剛興起的西方漢學領域中的一位先驅，並成為時代的弄潮兒，他是中美兩國人民的文化和文明使者，以及中國人和美國人之間的一段共有歷史的直接參与者。他在哈佛所做的一切，均立足於加深在最古老和最年輕的兩種文明之間、在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之間更為積極的相互了解和建立誠摯的友誼。在講述戈鯤化的美國經歷之前，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他所處的時代，特別是當時中國和美國的國情和雙方關係。
1.戈鯤化時代的中國和美國
美國和中國是兩個有不同歷史和文明背景的國家。但這兩個國家在不同時期曾互相成為對方的榜樣。美國的建國之父如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便被中國所吸引。他認為中國是「有著悠久歷史的國家中最富於智慧的國度。」富蘭克林認為中國而不是歐洲更適合成為美國效法的榜樣。[3] 中國甚至間接在美國的獨立中發揮了作用：1773年波士頓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中被倒入大海的茶葉主要來自於中國。不僅如此，力圖打破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也是美國追求獨立的一個重要原因。美國一旦獨立，美國人便夢想著中國的市場和財富。1784年美國的第一艘商船中國皇后號（Empress of China）駛進廣州，僅僅這單獨的一次航運便創造了25%到30%的利潤。中國的革命者們將最終跟隨美國革命者的腳步於1912年宣告中華民國的成立。而他們的領袖孫逸仙一度曾是美國公民。
1784-1785年，中國皇后號是第一艘從獨立的美國航行到中國的美國商船，開啟了舊中國貿易，並將美國政府的第一位官方代表運送到廣州。
兩國的歷史交匯還體現在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和美國都掙扎於關乎生死存亡的政治危機之中，都面臨十分嚴重的內憂外患。自1840年代的鴉片戰爭開始，外國勢力的入侵和加諸於中國的重重經濟及外交壓力，隨著1860年英法聯軍開進紫禁城，將圓明園搶劫一空並付之一炬而達到了頂點。這當然是嚴重的外患。然而，對清王朝的致命威脅則來自於內部。中國長期以來受到內部起義和造反的煎熬，在中亞地區平定回民暴動幾乎掏空了大清國庫，而太平天國運動則是革命性的起義。是關乎清王朝天命的嚴重內憂。太平天國的領袖們從傳教士所宣傳的教義和《舊約聖經》中得到啟示，要用基於基督教的所謂太平盛世取代儒家文明。曾經傲氣凌人並勢強力盛的滿漢統治者如今看上去卻已疲憊不堪，腐敗透頂，集數年之力才勉強將太平天國打敗並暫時保住了儒家文明體系。而在地球另一邊的美國，自1850年代起，南北各州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勢同水火，直到1861年雙方內戰爆發，一決死戰。美國內戰是美國歷史上最為血腥、也許是美國人所打的最具破壞力的戰爭。[4]
太平天國運動與美國內戰
1864年，當同治中興中滿漢聯合最終打敗太平天國、並在洋人的壓力之下開始對外交政策方面做出改革的時候，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北方軍隊也開始走向內戰勝利。中國人把來自內部的麻煩和來自外部的威脅並稱為「內憂外患」，美國人在同一時間也面臨他們自己的「內憂外患」，因為在美國人南北對峙互相廝殺的時候，大英帝國在外交上甚至軍事上則支持著反叛政府的南方。兩國同時經歷和感同身受的「內憂外患」無疑更進一步把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距離拉近。當時的中國人和美國人還有其它相似之處， 例如都不是強國，都認為自己的文明特別，都遊離於國際秩序之外。
1861年對於中美兩國的對外關係來說可謂是關鍵性的一年。這一年不僅是同治中興的起點，也是清政府第一次同意洋人在北京設立領館。中國在被英法聯軍發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打敗，並且於1960年遭到火燒圓明園之後，終於建立起一個處理外交的臨時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簡稱總理衙門)，美國人蒲安臣因此成為第一位常駐北京的美國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因緣際會成為這一時期中美關係中的主要媒介和使者。要理解戈鯤化如何到美國及其貢獻，我們必須先了解蒲安臣的作用。
2.使臣蒲安臣
蒲安臣被林肯總統於美國內戰期間任命為首任駐北京公使的時候已經是一位美國政治名人。他後來又搖身一變成為中國向世界派出的第一個外交使團事實上的團長。由於當時中美關係對兩國政府而言都無足輕重，美國固然沒有一套系統的或是獨立的對華政策，清政府針對美國也同樣沒有任何既定政策。在蒲安臣抵華之前，美國國務院通常要求其在中國的外交官「同其他列強在所有方面盡一切努力進行合作，以同美國在華的和平政策保持一致，同門戶開放和利益均沾政策保持一致。」[5]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隨著美國內戰的深入，華盛頓更沒有任何余力為中國事務分心。國務卿西華德 (William Henry Seward) 因此也不能為蒲安臣發出多少具體指令。西華德告訴蒲安臣，「鑒於中國人及其政府的特殊性，您無需受制於[我們]任何武斷的指令。」[6] 從另外的角度來說，這些似乎是中美關係中諸多的不利因素——相互認識不足、互相不感興趣、相互間缺乏既定的具體外交政策——反而在某種程度上給了蒲安臣更多轉圜的餘地。到中國之前，蒲安臣無疑對中國可謂一無所知，但他的無知可能也成為他的優勢，因為他可以避免任何先入之見，從而可以以開放和靈活態度同中國和列強打交道。同時因為美國在中國沒有多少既得利益，美國也沒有既定對華政策，進一步給蒲安臣左右逢源的空間，並以對中國人友好的形象取悅清政府。
由於中美兩國相互之間沒有重大利益衝突，所以蒲安臣本人在任駐華公使期間主要致力於中美友好及文化交流，並積極地將中國人帶入美國人的視線，引起他們的注意。例如，蒲安臣大力向馬克·吐溫介紹中國，並將美國著名詩人亨利·華茲華斯·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同中國聯繫在一起。蒲安臣認識朗費羅，朗費羅曾任哈佛大學教授，在馬薩諸塞州的坎布里奇居住，而蒲安臣的岳父也住在坎布里奇。朗費羅的長詩《人生頌》（A Psalm of Life）在美國家喻戶曉，但該詩被譯成中文並讓詩人捲入其中，則與蒲安臣密切相關。英國漢學家威妥瑪（Thomas Wade）當時任英國駐北京公使館秘書，他為了練習中文而將《人生頌》用漢語翻譯出來。隨後他將自己的翻譯拿給總理衙門大臣董恂看，請其指正。董恂一時技癢，對威妥瑪的漢語翻譯加以潤色並改成七言律詩。董恂無疑喜歡蒲安臣，給他寫了不少詩。當蒲安臣於1865年返回美國作短期停留的時候，董恂特意將《人生頌》的中文譯詩寫成扇幅，請蒲安臣將其送給朗費羅，「以示友好」。董恂之所以知道朗費羅的重要性和具體信息，無疑同蒲安臣的大力推介有關，否則其不會貿然請蒲安臣帶禮物給這位美國詩人。蒲安臣顯然成功地履行了這一文化信使的職責，因為朗費羅深為這把寫有其詩句的中文譯文的扇子所打動，他請蒲安臣代他致謝，並轉達對董恂的敬意[7]。蒲安臣從來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感動中國官員的機會，返回北京之後，當他在總理衙門的大臣們面前告訴他們朗費羅收到那幅扇子是如何喜悅和感激的時候，他一定在這些大臣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好感。董恂在聽到蒲安臣的敘述之後甚感欣慰，當即為此情此景賦詩一首，感謝蒲安臣的功勞[8]。根據錢鍾書的研究，《人生頌》是第一首漢譯美國詩，也可能是所有美國文學作品中被譯成中文的第一篇漢譯作品。錢鍾書甚至提出《人生頌》的翻譯是中國最早的英漢詩歌翻譯。[9]
人生頌（節選 董恂改譯）
莫將煩惱著詩篇，百歲原如一覺眠。
夢短夢長同是夢，獨留真氣滿坤乾。
蒲安臣還在將西方近代國際法引進中國人的視野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國人惠頓（Henry Wheaton）的《萬國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也稱《萬國律例》）就是通過蒲安臣的推介而被翻譯成中文。1863年夏，當總理衙門就一件有關天主教傳教士案件同法國人發生爭執而陷入困境的時候，軍機大臣文祥找到蒲安臣，問他能不能推薦一兩部被西方國家認可的國際法方面的權威著作供中國參考。蒲安臣知道美國人丁韙良（W. A. P. Martin）已經著手準備翻譯一部類似的著作，所以他推薦了惠頓的書，甚至同意安排將其中的部分章節先翻譯出來。正是由於蒲安臣的安排，本來充滿疑慮且舉棋不定的總理衙門很快決定由清朝政府出面撥專款資助整本書的翻譯和出版。董恂主持了整個翻譯，並撰文為該書作序。[10] 1865年丁韙良翻譯的《萬國公法》譯成付印並正式進獻給清朝皇帝。為感謝蒲安臣的推薦之恩，丁韙良還鄭重地將這本書題獻給蒲安臣。[11] 《萬國公法》因此成為中國了解西方國際法及外交的第一部入門書。當中文譯本被帶到日本之後，它也成為第一部向日本人介紹國際法的著作。
丁韙良翻譯《萬國公法》
在當時中國士大夫階層普遍視學習洋務為可鄙之事，更不用說出洋，那完全是奇恥大辱。有人甚至把在總理衙門任職都視作恥辱。據說倭仁聽到他被委派到總理衙門任職的消息後「潸焉出涕」，打算辭去所有官職，甚至故意墜馬來弄傷自己，以逃避這一任命。[12] 當時更沒有什麼中國人願意出洋為使。郭嵩燾在1876年出使英國時，他的一位湖南同鄉在日記中寫道，我們湘人都以郭嵩燾為恥，認為郭嵩燾願意出國是一種辱國背叛祖宗行為，有人威脅要取他的性命並毀其祖墳。甚至編出一副對聯譏諷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13] 1876年尚且如此，1868年的中國朝野對洋務和出洋的敵視及恐懼更是可想而知了。但清政府於1858年同列強簽訂的天津條約中規定，中國在10年內即在1868年必須要派使臣出國，重新談判中外關係。苦於無中國人願意或能夠擔此重任，同時憚於對中外交往禮節的擔心，大清帝國最終請當時還未正式從美國駐華公使一職上卸任的蒲安臣擔此重任。因此蒲安臣在中美關係中的最大的貢獻不僅在於他是美國駐北京的第一位公使，他還是中國近代外交使團第一人，並代表清政府簽訂了《蒲安臣條約》。
1868年7月28日，清朝全權特使蒲安臣和美國國務卿西華德（William Henry Seward）分別代表中美兩國政府簽訂《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即《蒲安臣條約》。
《蒲安臣條約》是中美兩國之間簽署的第一個平等條約，或許是清朝在十九世紀所簽訂的唯一的平等條約。《蒲安臣條約》的第5和第6條涉及中美兩國之間的自由移民。第5條主要內容為：大清國與大美國，切念民人前往各國，或願常住入籍，或隨時來往，總聽其自便，不得禁阻為是。現在兩國人民互相來往，或遊歷、或貿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其第6條則強調：美國人民前往中國，或經歷各處，或常行居住，中國總須按照相待最優之國，所得經歷與常住之利益，俾美國人一體均沾。中國人至美國，或經歷各處，或常行居住，美國亦必按照相待最優之國，所得經歷與常住之利益，俾中國人一體均沾。惟美國人在中國者，不得因有此條，即時作為中國臣民。中國人在美國者，亦不得因有此條，即時作為美國公民。後來中國派遣幼童赴美留學實源自於《蒲安臣條約》的第7條：嗣後中國人慾入美國大小官學學習各等文藝，須照相待最優國之人民一體優待。美國人慾入中國大小官學學習各等文藝，亦照相待最優國之人民一體優待。美國人可以在中國按約指准外國居住地方設立學堂，中國人亦可以在美國一體照辦。
蒲安臣以他的雙重身份並代表中國同美國所簽訂條約，對中國人和美國人顯然都產生了重要影響。當時中美雙方都對蒲安臣使團抱有極高期望，雖然蒲安臣使團因國際和中國國內局勢牽制，所能取得的成就有限，清政府還是稱讚蒲安臣使團此次出使，「於中外一切交涉事件，頗為有益」，其與美國所簽訂的條約「尚無窒礙難行之處。」朝廷於1869年批准了條約，並且由蒲安臣的朋友董恂作為全權大臣在北京與美國公使互換了批准後的條約文本。[14] 蒲安臣條約的意義不僅在客觀上推遲了美國國會對排華法案的通過，更重要的是該條約為清代幼童到美國留學提供了法律依據。
3.留美幼童
1871年夏曾國藩和李鴻章援引蒲安臣條約的第7條內容，上奏總理衙門詳細說明挑選幼童出洋肆業計劃。在奏摺中他們還提到美國駐華公使「允候知照到日，即轉致本國妥為照料」，據此認為美國政府對這一派遣留學生計劃的支持。曾國藩和李鴻章指出，派遣學童赴美可以幫助中國學習西方技藝，並進一步加強中美之間的關係。因為這些原因，「擬派員在滬設局，訪選沿海各省聰穎幼童，每年以三十名為率，四年計一百二十名，」以15年為期將他們送至美國學習。所有經費均由中國政府負責。[15]
當清政府在1872年決定選送第一批官方留學生的時候，美國本不應是清政府當然選擇。剛剛經歷過南北戰爭的美國並不是一個強國；同其它許多歐洲國家相比，美國既貧又弱。美國的政治局面也很不穩定，政府剛剛經歷了血腥內戰，還有眾多戰後重建的挑戰有待應付。其大學教育系統也處於尚待完善之中，遠遠比不上歐洲大學的水平和聲望。此外，美國比起主要的歐洲強國來說，對中國的影響力小，在中國也沒有太多的利益。更糟糕的是，美國很多地方正在實施特別針對中國人的歧視法案。儘管如此，美國仍然被選為中國第一批留學生的目的地。這一決定顯然同蒲安臣使團和蒲安臣條約有關。幼童赴美留學一舉開啟了至今仍然川流不息的中國人出國留學之旅。中國留美幼童在美國學習期間，得以學習美國近代教育，近距離體會和觀察西方文明，並期望學到西方富強的秘訣，乃至學打棒球。與此同時，美國人和世界也通過留美幼童獲得了直接觀察了解中國政府官員和普通百姓的機會，認識中國人的文化、夢想，及其挫折。
如果說是蒲安臣為中國幼童留美打下了法理和兩國人民的感情基礎，容閎則使蒲安臣的理想變為現實。容閎於1847年在他18歲的時候到美國讀書，1854年在耶魯學院畢業之後返回中國。他可能是第一位在美國的一流大學獲取大學本科學位並在就學期間加入美國國籍的華人（見下圖）。容閎回國後極力倡導中國向國外——特別是向美國——派遣留學生。由於容閎堅持不懈的努力，影響了曾國藩。曾國藩認為挑選聰穎學童，長時間地派往西方國家學習軍事、船運、製造以及其它相關科目對中國是有益的。當這些學生回國後，他們就會熟悉重要的科學技藝，幫助中國自強。「師夷長技以自強」。
當然，以自強為目標的清代官員，意欲通過留美幼童學習西方技藝，而不是要他們接受西方價值觀念。但與此同時美國人則希望幼童們既學習西方技藝，也學習西方價值觀。美國人渴望同中國人學習自己的文明，但是美國人當時所能拿出來的所謂「世界性的」價值觀——基督教、美國式民主、棒球——實際上也是地域性的，清朝政府絕不希望幼童們受美國這些價值觀的影響。儘管中美雙方期望值的差異。但無論如何，清朝留美學童既影響了美國人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認識，也同樣影響了中國人對美國人的看法。這些帶有美國教育背景和有同美國人密切交往經歷的幼童們，後來都為中國的民族發展和促進中美之間的交往做出了極大貢獻——例如是前幼童梁誠在任駐美公使期間成功說服美國人退還部分庚子賠款並用於教育中國青年，前幼童民國首任總理唐紹儀和前幼童後在民國政治中大權在握的蔡廷干在邀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古德諾來中國擔任憲法顧問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等。
戈鯤化就是在這種中美之間巨大的歷史背景下步留美幼童的足跡來到了美國。可以說戈鯤化生活時代的中國和美國之大環境為其最終來到美國提供了歷史契機和舞台。如果沒有中國人和美國人前述的共同感同身受的內憂外患，沒有蒲安臣的為美國人出使中國，又為中國人出使全世界的這一獨特背景，以及沒有中國人第一次在制定國家層面的留學計劃時選擇美國作為目的地的話，就很難有戈鯤化到美國任教和哈佛成為西方第一個開設由中國老師授課的中文課程這一獨特歷史故事。
留美幼童
4.戈鯤化時代的西方的漢學
在19世紀，美國大學普遍對漢學興趣不大。直到1877年耶魯大學才聘用駐華傳教士兼外交官、精通漢語的漢學家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為中文教授，美國高校里才第一次有教中文的教職和教員。衛三畏以他在外交方面的工作和精通中國學問著稱。他出生於紐約州的尤提卡（Utica），在他年紀很輕時，他的夢想就是以學術研究為終生職業和「在教授坐椅上愜意地退休。」[16] 然而，由於家庭經濟困難，他於1833年來到中國謀生，負責在中國編輯和印刷《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這是美國公理會差會所辦的刊物。當時他對於使中國人皈依基督教並不感興趣。衛三畏寫道，「在[我]年輕的時候，宗教並不是讓我感到愉快」的精神寄託。[17] 到中國後，他的興趣集中在了解和研究中國並最終在中國生活工作了40多年。當他剛來中國的時候，他面臨的最大挑戰是能找一個人教他漢語，因為當時清朝不允許中國人教授外國人漢語，因此外國人很難找到合適的中國人來教他們中文。[18] 但是衛三畏最終還是克服困難，成為一名知識淵博的漢學家。他為《中國叢報》撰寫了100多篇關於中國的文章。
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編輯和印刷《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這是1832年至1851年間在廣州出版的一本期刊，旨在向亞洲新教傳教士介紹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時事。
1843年他出版了一本名為《拾級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的小冊子，用來幫助那些對漢語有興趣的外國人。這本書里有簡單的練習，並且逐行帶有英文翻譯。1843年他又編寫了一本《英華韻府歷階》英漢字典（Ying-Hwa Yun-fu Lih-kiai）。[19] 其後他又專門為外國在華經商者設計出版了一本《中國商業指南》（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1845年，當衛三畏已經在中國生活了11年之後，他回到美國休假。在美國的時候，他發表了一系列有關中國的風土人情、歷史和社會制度的演講，反響不錯，以致美國許多地方都向他發出演講邀請。由於衛三畏的傳教士身份，演講的地點當然絕大多數都是在教堂里。[20] 從1845年到1846年，衛三畏總共在美國作了一百多場演講。他的演講稿很快被彙集成冊出版，書名為《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但這本書之出版可謂歷盡波折，紐約幾乎所有出版商拒絕出版此書。好在最終於1848年書稿被威利和帕特南公司（Wiley & Putnam）接受出版。《中國總論》從1848年第一版面世直到二十世紀初一直是西方了解中國的權威參考書。為衛三畏帶來了極高的聲望，後來這本書還被翻譯成德文。[21] 一舉奠定了他作為中國通的聲望。
《中國總論》
作者: 衛三畏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 2005-12
頁數: 1138
定價: 148.00元
叢書: 域外漢學名著譯叢
衛三畏在美國期間，聯合學院（Union College）授予了他榮譽法學博士學位。[22] 衛三畏此次美國之行還為他30年後就職耶魯大學埋下伏筆並鋪路搭橋，因為就是這次行程讓他同耶魯大學所在地紐黑文建立了聯繫，對紐黑文留下很好印象，並因此認識了很多耶魯大學的人。[23] 1876年，由於身體欠佳，視力也每況愈下，衛三畏作為美國外交使團在中國最年長的代辦，辭去了他在美國駐華領館的職務。在中國生活了43年之後，衛三畏終於葉落歸根，返回美國並在紐黑文定居。根據他的兒子所言，在這裡老衛三畏不僅「可以滿足自己過既安定又有規律的生活的願望，同時他在這個充滿學術氛圍的環境中，比在他從小稱之為家鄉的地方更自由自在。」[24]
耶魯在幾年前就開始計劃設立漢語語言文學講座，而衛三畏的朋友們都希望他能夠執此教席。顯然，衛三畏搬到紐黑文來，便是沖著這個講座席位而來。早在1870年，他就曾對他的兄弟羅伯特（Robert Stanton Williams）提到耶魯有可能為他設立一個漢語教授席位。不過他很謹慎：「我對此知道的不多，因而還不能下任何結論。」[25] 1877年1月，衛三畏在信中告訴朋友們他已經平安回到美國，計劃搬到紐黑文居住。他甚至已經在耶魯校園附近找好了房子。但是他需要了解有關漢語教授一職設立的更多信息，在到達紐黑文之前，他看起來「無法弄清這件事的真實情況。」後來他意識到「耶魯學院漢語教授職位的設立尚未成為現實。」[26] 主要是由於資金籌集方面的問題，耶魯學院事實上直到1877年夏才正式聘請衛三畏。在學院1877年的畢業典禮上，耶魯還授予衛三畏榮譽文學碩士學位。這使衛三畏倍感欣慰。他寫道，「這是我平生所參加的第一個畢業典禮，我所聽到和看到的一切都吸引著我，我感到十分滿足。」[27]
衛三畏對於耶魯任命他為第一位漢語語言文學講座教授並不那麼意外，讓他感意外的是這一職位的不確定性。當耶魯宣布衛三畏因「其傑出造詣獲得了全世界的承認和尊敬」而成為耶魯教授隊伍一員時，也承認衛三畏的薪水一時尙無著落，耶魯因此無法告訴衛三畏具體薪酬是多少。不過希望很快能募集資金並支付其正常薪酬，以使這一講座教授之席能夠永久保留。耶魯之所以在資金沒有到位就提前任命衛三畏，是因為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分校為衛三畏提供了一個類似的職位，並且薪金似乎有保障。然而衛三畏不想西行，而寧願選擇等待耶魯可能提供的機會。當然私下裡他也曾在朋友面前表示過不滿，指出耶魯為籌集所需要的資金所能用的「最好的借口」，就是事實上「講座教授的座椅已經擺好，只是缺了坐墊。」換句話說，雖然衛三畏對有關耶魯這一職位的義務、前景以及發展都一無所知，不過他仍然為「古老的華夏民族及其語言得到耶魯的承認」而感到喜悅和激動，他這樣寫道，「一旦這一職位的薪酬有了保障，我想明年會拿出在這塊新開的土地上的豐碩成果來報答。」[28] 遺憾的是，美國第一個漢語講座在設立後直到衛三畏去世將近8年的時間裡都沒有正式開課授業。當時在耶魯課程設置中尚未設立選修課，因此衛三畏因缺乏學生報名，從來沒能為學生正式開課。儘管衛三畏偶爾舉辦以中國歷史和文學為主題的講座，也曾在家中接待過本科生，但是從來沒有一個學生正式上過他的漢語課。[29] 他甚至很少同本科生有直接接觸。[30] 衛三畏在耶魯的時間主要用來修訂他的《中國總論》一書。在他的兒子的幫助下，修訂後的《中國總論》於1883年10月出版。此時距離他慶祝首次到達中國五十周年紀念日只差幾天。當1884年2月16日衛三畏去世的時候，耶魯大學校長諾厄·波特寫道，衛三畏「過著退休後的極為繁忙的生活，對出版這本新的、經過全面修訂和改進的《中國總論》感到心滿意足。」[31] 波特並沒有提及衛三畏在耶魯大學在教學上或其它工作方面有什麼貢獻。
耶魯大學建立漢語教職的緩慢及困難過程表明當時在美國大學設立一個漢語教學職位難度之大，事實上，除耶魯之外，英國的大學所設的漢學講座也面臨同樣困難。法國的一流大學早就有漢學研究的悠久傳統，不過英國在這一方面則遠遠落後於歐洲大陸。牛津大學差不多與耶魯同時設立漢語語言文學講座，並於1876年由傑出的學者、歸國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擔任教授。劍橋大學則聘請到威妥瑪（Thomas Wade）擔任漢語教席，當時威妥瑪寧願回到英國也不願待在中國參與英國人讓中國開放鴉片貿易的條約談判。[32] 儘管如此，即便是這些英國大學也因找不到學生報名上漢語課而遇到困難，為沒有錢支付教授的薪水而發愁。甚至當威妥瑪在1888年被牛津大學挖角時，他根本沒有任何薪水，他在牛津的繼任翟理斯 (Herbert Giles) 作為漢語教授，直到任職的第3年才拿到薪水。事實上，牛津大學在1903年以前，從未將漢語當作是一門考試科目或專業。[33]
因此哈佛大學並不是第一所想要開設漢語課程的美國大學，哈佛大學邀請戈鯤化的動機也並非來自於要同其他院校展開競爭。那麼哈佛大學為什麼對開設漢語課程感興趣？戈鯤化又是怎樣被選中和任命的？1869年的哈佛大學特別受到上天的眷顧，因為它剛剛有了一位極具開拓精神和一心要將哈佛變成一流大學的新校長查爾斯·埃利奧特（Charles W. Eliot）。當蒲安臣作為中國派遣的使臣在新英格蘭地區訪問的時候埃利奧特同蒲安臣會過面。因此對中國可能有些了解和興趣。埃利奧特曾長期擔任哈佛大學校長達40年，並最終在他的任職期間，將哈佛大學從一個地區性的學院轉變成為世界著名的高等教育學府。正是因為埃利奧特的遠見卓識和雄心壯志，哈佛才成為西方第一個正式僱傭中國人教漢語的大學。有趣的是，哈佛大學設立這樣的漢語教職的始作俑者是因為一個名叫鼐德（Francis P. Knight）的人，是這位波士頓商人最終促成哈佛開設漢語課程[34]。
哈佛大學第21任校長查爾斯·埃利奧特（Charles W. Eliot）
注釋：
[1] 本文是基於最近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拙著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所寫就的。特此說明。有關中美之間的所謂「共有歷史」之詳細解釋，請參考此書。
[2] 張宏生編, 《戈鯤化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第118頁。
[3] Ernest R. May, and Zhou Hong, 「A Power Transition and its Effects,」 in Richard Rosecrance and Gu Guoliang, eds., Power and Restraint: A Shared Vision for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9), 3-4.
[4] 有關美國南北戰爭之殘酷的最新研究, 參見Drew G. Faust, 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 Death and American Civil W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8).
[5] Telly Howard Koo, 「The Life of Anson Burlingame」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22), 96-97.
[6] Seward to Burlingame, March 6, 1862, in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Washington, D.C., 1862), 839.
[7] 朗費羅無疑珍視此扇。其在哈佛大學不遠處的故居現為美國政府名下的文物單位，此扇迄今不僅保存完好，並成為其故居珍藏。
[8] Manu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Anson Burlingame and Edward L. Burlingame Family Papers, 1810– 1922 (hereafter cited as Burlingame Papers): box 1, folder, Burlingame: correspondence.
[9] 錢鍾書，《七綴集》，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第133-163頁。
[10] Burlingame Papers: box 1, folder, Burlingame: correspondence.
[11] For Martin』s involvement, see W. A. 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Edinburgh: 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 1900), 221-223.
[12]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1867年4月29日、5月3日和4日、6月9日和13日，以及7月13日的記載，卷1，第529-544頁。
[13] 王闓運，《湘綺樓文集》，台北：學生書局1964年, 卷1，第144頁。
[14] 中華書局編輯部，《籌辦夷務始末》，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卷7，第2789-2790頁。
[15] 中華書局編輯部，《籌辦夷務始末》, 卷9，第3327-3328頁。
[16] Manu and Archives,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Samuel Wells Williams Family Papers(hereafter cited as Williams Papers): folder, printed matter/ biographical note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no. 2 [1884].
[17] Frederick Williams,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889), 27.
[18] Ibid., 58-59.
[19] Ibid., 124-125.
[20] Ibid., 146-147.
[21] Ibid., 282.
[22] Ibid., 162.
[23] Ibid., 149.
[24] Ibid., 421.
[25] Williams Papers: Feb. 24, 1870, folder 144, correspondence.
[26] Williams letter to several friends from Utica, January 6, 1877, Williams Papers: folder 220/correspondence, Jan. 6, 1877- Feb. 2, 1877.
[27] F. W. Williams,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425.
[28] Ibid., 425-426.
[29] Ibid., 427.
[30] 「Yale College,」 New York Evening Post, February. 25, 1884.
[31] Noah Porter, 「Professor 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ssionary Herald 80 , no. 4 (April 1884), 130-135.
[32] Bickers, Robert A. The Scramble for China: Foreign Devils in the Qing Empire, 1832– 1914(London: Allen Lane, 2011), 294-295.
[33]有關詳情，見Roel Stercks, 「In the Field of Shennong,」 Hanxue Yanjiu Tongxun （漢學研究通訊）, 32, No. 1 (February 2013), 1.
[34] Fan Shuhua, 「F. P. Knight scheme and the Origin of Sinology at Harvard,」 刊於劉海平編輯，《文明對話：本土知識的全球意義》，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80-506頁。
未完待續
編 輯：楊 潔 責任編輯：楊長雲
編 審：張勇安
TAG:美國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