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年代：1968-1969，紐約—巴黎—布拉格—紐約

撰文：讓-克勞德·卡里耶爾

翻譯：胡紓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968年早春。所有人都信了：無須更多努力，世界即將改變。花兒。鋪路石。坦克。1968至1969年間，讓-克勞德·卡里耶爾作為劇作家的工作恰巧令他近距離接觸到三座處於時代旋渦中的城市：紐約、巴黎、布拉格——接著又是紐約。他與工作夥伴遊盪在不同國家，親眼見證了烏托邦之風如何颳起。他們只想寫一段小故事，卻被大故事攆著走。「這兩年光陰不同凡響，如今或被人鄙棄或被人捧上神壇，而我則盡量編織自己的記憶。透過回憶的迷霧我想起許多東西：呼喊、拒絕、逃避、毒品、夢想，還有據說是自由的性，以及宣稱近在眼前的新世界。」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烏托邦年代：1968-1969，紐約—巴黎—布拉格—紐約》（新星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

1

五月

花兒之後是鋪路石。美國嬉皮士笑微微的，一臉如夢似幻的懶散模樣；而巴黎的年輕人與之大相徑庭，他們是暴力起義。

他們承襲了十九世紀市民起義那十足法式的傳統，用街壘切斷了拉丁區的街道，「街壘衛士」輪流站崗與警察對峙。學生設置了一整套醫療、飲食和宣傳機構。醫學院緊急派出未來的醫生，將索邦的教室變成醫務室，頭天夜戰的傷員用擔架抬來接受治療。稍後還會成立託兒所，為那些忙著撬起鋪路石、改變世界的父母照看小孩子。

到處能聽到著名的「即興演說」。路人聚到街頭，相互詢問、交心，傳遞或真或假的消息，再對此發表激烈的評論。突然間人人都有話要說。這些話沉甸甸地壓在舌頭上很久了，再也等不得，非得一吐為快。不久，「電影界三級會議」成立，所有人競相發言——雖說討論時場面混亂，稍後卻也催生出幾項有益的改革。很快還出版了名為「電影起義」的刊物。起義反對什麼呢？我們不準備闡明，只是一致同意「起義」，同意打倒體制。但要打倒的是哪個體制？怎樣定義它？用什麼取代它？在電影界與別處一樣，我們自覺得到了一個非凡的機遇、一絲勃勃生機、一片可供我們播種的處女地。同時我們也感到這機遇轉瞬即逝，那些令我們驚駭、厭惡的力量雖說暫時不敢動彈，但卻在暗處堅守著，或許已經開始組織反撲了。

在索邦大學，人們把奧德翁劇院變成了永久的自由講壇，所有人都在說話，喊叫，建議，宣言，抗議，喧嘩吵鬧，亂成一片。新社會近在眼前，觸手可及的幻想在街上和走廊里飄蕩，而這個新社會首要的特點似乎就是話多。跟在紐約一樣，一切皆有可能，只不過換了另一種形式、另一種風格。首先必須打倒「消費社會」這頭可怕的怪獸——雖說巴黎的學生也和美國青年一樣，是被這社會養大的。還必須消滅當局、權力和特權，一口氣通通消滅。必須「改變生活」，讓不被看見的人能表露自己，讓無法發聲的人擁有話語權。

索邦大學

必須為慾望騰出位置。喏，這就是關鍵詞。它被人們掛在嘴邊，到處傳播。這個國家居於全球最富足的國家之列，而本國青年卻突然發現了慾望，可多叫人吃驚！當時甚至成立了好多團體，自稱「慾望者」。擁有慾望是此人品質良好的標誌，而既然已經承認了慾望的存在，往後就需要滿足它，刻不容緩。

慾望的內容是什麼呢？我一直沒能弄得太明白。發言的慾望，沒錯，說話，對其他人講話。這挺容易滿足。性慾？肯定有，但性的慾望又不是昨天才有的，而人們也明白其中的風險。令其他人幸福的慾望？我不知道，也許吧。慾望本身就是自己存在的理由，彷彿單這個詞就夠了。不消說，我的慾望也可能妨礙到別人，與另一種慾望相抵觸，甚而引發爭執或衝突，但這一想法總是被人嗤之以鼻。不要限制，不要障礙。慾望一往無前，戰無不勝，無可指摘。

慾望伴隨著宣言和要求，喚醒了深埋人們心底的古老烏托邦之夢。它帶著平均主義的理想色彩，之前大概因為屢屢受挫而沉睡著，但只消一鞭子就會揚起頭來，再度發出聲音。

於是乎，新的電影設立了新的法庭，要求立刻消除一切由特權產生的剝削。另有人說，所有電影都應當一視同仁，都要在同樣數量的放映廳播放。人們最終確認所有電影都有相同的生存權，因此每部劇本都該拍成電影，絕不允許任何歧視。打倒選擇，打倒個人偏好。

此外，人們還確認電影屬於人類的基本需求。過去的千百年都沒有電影，真不知人類是怎麼過來的。

類似的空想眼看著越來越瘋狂，這種處處要求「公正」的態度讓人聯想起第一次法國大革命。當時的埃貝爾派想拆掉全法國的鐘樓，因為據說鐘樓妨礙了平等。此時的空想就很有幾分當年的味道。

有個男青年，多半是失業的演員，我聽見他要求立刻廢除從美國學來的影星制。他說，讓- 保羅·貝爾蒙多和阿蘭·德龍的角色應該「每天換不同的演員來演」。必須終結一切不平等，終結支配和貪婪，終結金錢至上的局面，終結有人能得到而有人得不到的巧克力。一切屬於一切人，刻不容緩。

2

奇觀

有兩周工夫，我每天都出去高喊口號，與人交談，參加各式各樣的遊行。我們的訴求是什麼？這點跟慾望一樣，誰也說不大清楚。我們首先想要表達與學生的「團結」，告訴他們「我們與你們同在」。這看來是很自然的。誰能說自己反對青春呢？

路易·馬勒非常活躍，總與其他幾個人一起走在所有隊伍的最前頭，用美妙的嗓音高唱《國際歌》：「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其實他自己的家族可是超富有的。說實話，我們從來只唱開頭五句，我們只記得這麼多，剩下的部分就用「啦啦啦」代替。還有人用《出征曲》的調子唱《國際歌》呢，我聽到的。

這些隊伍里有多少工人家的子女？有多少全世界受苦的人？大概很少吧。

說到路易·馬勒，有天凌晨五點鐘左右，我倆在飽受蹂躪的聖米歇爾大道，正遇上共和國保安部隊暴力執法，我們拚命閃躲——當然姿態是很英勇的——這時一個大學生騎著自行車過來，此人留著鬍鬚，穿藍色牛仔褲，他很威嚴地命令道：「現在你們回家去。今晚可能還需要你們。」

我們服從了。

我還造訪過警察局，其中一次甚至是被逮去的。示威者和輕罪犯人經常被一鍋端，很難分辨誰是誰。有天晚上我在左岸的一間分局遇到一個同性戀者，衣著考究，看起來像是有錢人。那段時間商業行為飽受唾棄，他發現有家店的櫥窗被砸，就趁機偷了件襯衫。被捕以後他可能會被判入獄三個月。那人暴跳如雷：「再說這件襯衣跟我的哪件衣服都不搭啊！」他就差沒找人家退款呢。

巴黎出現了一幕幕稀罕的奇觀。有天晚上在聖日耳曼德佩車站，我看見一百多乘客哭著搭乘地鐵，人人都用手絹捂著臉。原來警察在街上投擲催淚彈，結果滑進通道，滾下了樓梯。連檢票員都淚流滿面。

每次有機會來到街壘邊緣，我們都會瞪大眼睛，細看那前所未見的景象：滿街暴動的人群，城市酩酊大醉，鋪路石在夜色中飛舞。每個人的性格都表露得加倍強烈。羞澀拘謹已經過時了。所有人都以「你」相稱，人人都是「同志」，互相幫助，互相收留。女孩子從未這樣大方地獻出自己，就好像每天都是最後一夜，就好像發生在私密卧房中的性行為也是集體暴動的組成部分。而且女孩也參加戰鬥，她們還照顧傷員，發表演講，組成行動委員會。

這節日般的慶典是天賜的禮物，我絕不願錯過分毫。我到處逡巡，甚至參加到一個魚龍混雜的小群體里，某天夜裡試圖縱火燒毀證券交易所（沒有成功），因為證券交易所是一切苦難的可怕象徵。商店全部關門，到處一片蕭條，但我卻發現儘管汽油短缺，仍能租到加滿油的車。租一次能在空蕩蕩的街頭轉悠好幾天，毫無問題，沒油了就換一輛。我以一百公里的時速在歌劇院大街或者巴黎大道上飛馳，遇到年輕姑娘就邀請對方上車。我這輩子頭一次這麼干，也是最後一次。

3

什麼革命？

法國的工會，尤其是全國總工會，幕後是當時勢力強大的法國共產黨。起初工會猶豫不決，不知道是該留在站台上呢，還是該跳上由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的大學生髮動的革命列車。但沒過多久他們就決定抓住這個天賜良機，進而高聲發言，在全國發起總罷工。自這時起，巴黎夜晚的角色清晰起來：對某些人來說是白鴿，對許多其他人而言則是可怕的怪物。

革命似乎成為可能，立即就可以發生，又因為大家都不知道還有別的革命，於是它就只能是「社會主義」革命了。聽到這個詞，保守的外省人瑟瑟發抖。某人告訴我說：「有人看見十幾輛大卡車從奧爾良門旁飛馳而過，車上全是武裝到牙齒的工人。」可其實並沒有這回事。

也有其他聲音說在凡爾賽門看見了格裡布斯將軍的坦克，這些人跟前面那人一樣自信滿滿，可這話一樣是假的。

革命。這個詞到處播散，它出現在所有文章的每個段落。我們全都是革命者，包括我在街上遇到的那些我的同齡人。然而革命真有可能嗎？再說為什麼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人們突然就想要摧毀一切呢？除開我之前提到的核威脅，那段時期的生活相對幸福、無憂無慮，這是當時大家的共識，至今這一看法也不曾改變。那麼究竟為什麼要革命？

我的朋友吉·貝希德勒是哲學家，後來改行研究歷史，我常與他討論革命一事，而他對此頗有疑慮。他告訴我，革命不會憑空發生。通常先由緩慢的群眾運動推動社會變革，而革命只是最後的高峰時刻。我倆同為三十七歲，所以都自覺是夾在兩個時代之間的人。我們都已結婚生子，雖說還不至於頑固不化，但內心深處並未真正被大學生的狂熱所觸動——貝希德勒比我更甚。我們經歷過「二戰」和戰後的和平，先是食品配給、艱難地清理歐洲的廢墟，後來又「捲起袖子」搞重建。到現在，殖民地戰爭漸漸被淡忘，共產黨的紅星也似乎比十年前略微黯淡，一切彷彿終於重回軌道，誰知卻又掀起了這麼一場棘手的暴力抗議。

年輕人把我們從深夜的沉睡中用力搖醒，他們驕傲地宣布自己的「慾望」，高喊著要我們睜開眼睛。別再睡了！你們陷進了沼澤里，人家在操控你們、催眠你們，快醒醒吧！

春季的天空電閃雷鳴，冰雹鋪天蓋地砸向拉丁區，而這一切都被作為證據擺在我們面前，就好像一切自由人的幸福就在眼前，任我們採擷。難道你們沒看見發生了什麼嗎？這清新的怒火，你們沒覺得它是好事嗎？

可我們要怎樣睜眼呢？再說睜開眼又能看見什麼？他們描繪的空想在我們看來依然模糊不清。它的腦袋在哪兒？尾巴在哪兒？難道要人鑽進看不到頭的地道，跳進望不見底的深井嗎？革命的想法在我們看來荒唐可笑，令人厭惡，它抄襲自碾壓東歐的那些政權——1956 年秋天炮轟布達佩斯的蘇聯坦克仍然歷歷在目。對烏托邦我們抱著些許感傷的同情、些許文學性的興趣，但我們心目中的烏托邦不可能升上飄揚著紅色旗幟的旗杆。若沒有更好的選擇，我覺得它更該伴隨黑旗出現——在遊行的隊伍里被零星揮舞，要不就插在無政府主義者的窗口。

可是除了在夢裡，人們怎麼可能期待無政府主義呢？激進地去除一切權力嗎？更重要的是，無政府主義要如何組織？

幾天之內，在索邦的陋室中，在巴黎的不少地方，人們組成各種「活動小組」。年輕的空想家熱血沸騰，沒日沒夜地工作：托洛茨基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境遇主義者，還有其他許多不同類型的主義。為了簡便，大家就把他們統稱為「左派」。然而他們發表的文字卻讓我們看不下去：十足孩子氣，而且僵化到可笑的地步。塞滿響亮的口號，充斥著似是而非的現代性分析和艱澀的行話，再過十年、十五年，准能入圍人類愚行選。

我和貝希德勒已經太老了，欣賞不來這份沒洗乾淨的沙拉。我們咽不下去。

那該怎麼辦呢？這片混沌中哪裡能找到方向？這片喧囂中哪裡能找到清醒的聲音？

4

布努埃爾的眼淚

路易斯·布努埃爾一兩周前抵達巴黎，來做《銀河》拍攝前的準備。然而在全面大罷工的國家自然是沒法拍電影的，大部分影片的拍攝都中止了。我的戲已經被工作室劇院的經理安德烈·巴赫薩克接受，就在街壘豎起之前我們還讀過一次劇本，但它也一樣沒法上演。

我們還有未來可言嗎？誰能說得准呢？本來德爾菲娜·塞里格答應擔任我的女主角，我幾乎每天都跟她碰面，然而此刻她完全陷入五月風暴的激情中。她堅信必須行動起來，於是參加了一次接一次的遊行、一場接一場的聚會。只一件事她拿不定主意：她有好幾輛汽車，該開哪一輛去雷諾總部比楊古與工人會面呢？這間工廠里跳動著法國工人的心臟，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爭取過來。

德爾菲娜忘記了自己是演員，她蛻變成女戰士，再也不跟我談《備忘錄》了。而我呢，我步了她的後塵，自己也放棄了，只偶爾才想起這齣戲。

有時我會跟布努埃爾去聖米歇爾大道和拉丁區的街道，一般是上午八九點。頭天晚上的催淚瓦斯還沒散盡，刺得我們直流淚。牆上滿是口號和宣言。其中一些可真美，比方說在貝爾列特（Berliet）卡車公司（也在罷工），有人改變字母順序，把Berliet 變成了「自由」（Liberté）。布努埃爾發現牆上全是他年輕時見過的超現實主義句子，不禁目瞪口呆：「改變生活」，「讓想像力掌權」，「不許禁止」。還有一處，有人只寫了一個詞，全用大寫字母，我們在它面前站了至少十分鐘：「快」。

在索邦大學禮拜堂的牆上，布努埃爾竟發現了這麼一句話：「打倒拿撒勒的癩蛤蟆！」據他看，這句瀆神的咒罵配得上阿爾托或本傑明·佩雷的水準。

還是在索邦，一個問題：「教堂陰影之下，何來自由思考？」

事實上，最初的驚訝消散後，布努埃爾略顯茫然。有時他甚至有些生氣，彷彿重現街頭的超現實主義是在篡位奪權，而且偏離了正軌。我認識過去參加超現實主義團體的老成員，他們顯然都想起了自己年輕時煽風點火的尋釁之舉，那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當時的他們正好與如今這些投擲鋪路石的學生一般年紀。他們耳畔還回蕩著安德烈·布勒東的聲音——布勒東才去世沒多久——他宣稱最直白的超現實主義姿態就是走到大街上，掏出手槍，朝人群任意射擊。

直到今天依然有人思考：超現實主義是否是恐怖主義之父？雖說恐怖主義在超現實主義之前業已存在，而超現實主義者的確曾高聲表達過對恐怖主義的嚮往之情。

1968 年5 月，學生豎起街壘，活動小組不時在文章中呼喚謀殺，街道被開膛破肚，櫥窗被砸碎，聖米歇爾大道上的大樹被砍倒。而後不到一年，德國和義大利就出現了盲目的恐怖主義，而那是徹底的消極破壞，是隨意地在人群中出擊，殺人。目睹以上這一切，超現實主義團體的倖存者發現了橫亘在言語和行為之間的巨大鴻溝。他們年輕時代那些煽動性的話語，現在看來彷彿是禍害，彷彿是他們的內心在偷偷呼喚毀滅的力量。如今他們年事已高，這些力量便令他們心生恐懼。

他們並不改變自己的看法，只是一直惶恐著，被悲傷或沉默攥在手裡。幾年前布努埃爾遇見布勒東，後者突然哭起來。那是真正的眼淚，超現實主義教皇的眼淚。路易斯問他：「你為什麼哭呢？」布勒東回答道：「因為如今是再也沒法驚世駭俗了。」

他想說的大概是這個意思：用話語驚世駭俗，且單單只用話語，迫使我們身上所有呆板遲鈍、迂闊陳腐的東西走出藏身的樹林。憑藉理念，但只憑理念，從文字到行動。

這些超現實主義者活躍在三四十年之前，之後經歷了慘無人道的世界大戰（那是與美、與他們所謂的詩意徹底對立的大屠殺），現在他們被放到巴黎的拉丁區——巴黎正是屬於他們的城——面對暴力行為，他們突然發現自己被自己曾經的話語所困。社會的大廈受到強力鞭撻，轟然倒塌（至少我們以為它塌了），但令其倒塌的力量並非源於他們預測的方向，行動也並非由他們發起。

他們像在自問：「發生的一切難道真是我們的責任嗎？」

自然的，這問題誰也沒法回答，而且恐怕至今無人能解。在清晨的聖米歇爾大道，布努埃爾的淚水也許來自真實的痛苦，也許來自夾雜了悔恨的懷念，也可能是因為前一天晚上共和國保安部隊扔下的催淚彈，我也說不清。

布努埃爾

我倆再也不談異端。他們剛剛與我們共度了好幾個月，現在卻突然顯得那麼遙遠，那麼無用。反之，那些掙脫束縛的年輕人也將宗教棄之如敝屣，他們認定它是古老而荒謬的行徑，是當權者用於鞭打人民的幻象。

我們的目光不再投向過去、投向信仰的偉大奧秘，我們不再用乖張荒唐或孤注一擲的態度去追尋尚未辨明的真理和普世的信條。我們的目光轉而投向不斷展開、無法定義的現在。我們還會再拍電影嗎？實在沒法說。除了《銀河》，1967 年我還寫了另兩部劇本，原本都預備在這年夏天投入拍攝：皮埃爾·埃代的《摯愛》和雅克·德雷的《游泳池》。《游泳池》在五月之前剛開始籌備，除了阿蘭·德龍，演員陣容還一片空白。

我們所有的工作、我們的整個生命都停頓下來，一切都取決於我們無法理解的驚人行動，取決於一種混亂的精神狀態。我們突然覺得自己變成了多餘的人。人家問：拍電影做什麼呢？我們不知該如何回答。

布努埃爾聽從了製片人塞爾吉·席博曼的建議，決定小心為妙，先撤退到布魯塞爾觀望。此處與洛桑和日內瓦一樣，所有的好酒店全部客滿。他大感無聊，一心想念巴黎，只住了兩三天就待不住了。他回到拉斯帕伊大道上的雛鷹酒店，琢磨著要不要徹底放棄電影，儘快回墨西哥去無所事事地待著。

他常站在自己房間的窗前，一連好幾個鐘頭俯視蒙帕納斯公墓，任視線在墓碑間遊走。當年二月他剛滿六十八歲。他用西班牙語說：「我與這個世紀同行。」但這個世紀，他就要趕不上了。

5

米洛斯的驚愕

至於米洛斯，他完全無法理解令我們激動的政治和文化亂局。他不停地對我說：「你們費了那麼大勁兒才打敗紅色旗幟，為什麼又費那麼大勁兒要把它升起來？」杜布切克剛剛當選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書記，上任後這幾個月似乎在推動國家脫離蘇聯的掌控，不過是採取溫和的方式，人們稱之為「布拉格之春」。捷克青年一心指望壓迫自己二十多年的大木屋終將傾塌，而法國竟任由自己為了這個大木屋而飄飄然——正因為這狀態曖昧不明，所以才分外危險。

我與米洛斯和伊凡·帕瑟再會——伊凡也是捷克電影人，與米洛斯一同寫劇本，他導演的電影《幽明》我們簡直爛熟於心。有一天我見他倆跟瓦迪姆在一起。瓦迪姆是碧姬·芭鐸的前夫，整個人光芒四射，脖子上一條愛馬仕圍巾，跑車停在街角，活脫脫西方式幸福的代言人。米洛斯和伊凡兩人身穿緊巴巴的捷克小西裝，眼睛緊盯著瓦迪姆。後者一臉嚴肅、自信滿滿地對他們說：「很顯然，我們想要的首先是共產主義降臨。」

他倆不明白，完全不明白。第一批路障豎起前，米洛斯的電影《消防員舞會》正好開始在聖日耳曼的電影院上映。兩天後，電影院也和其他許多場所一樣關門大吉。有天夜裡，我和貝希德勒經過聖日耳曼德佩，正在躲避警察扔出的催淚彈，就看見電影院門口的人行道上有人點燃了一堆木頭。在那個五月的夜晚，電影里的消防員和電影外的消防員都沒來滅火。

很長一段時間裡，米洛斯意志消沉，少言寡語。他並不說什麼，只帶著沉重和驚奇的神情望著我們。我記得他有一次少見地開口說了一句：「你們就等著看革命的結果吧：藝術家全部關進監獄，知識分子通通變成泥瓦匠。」

紐約的年輕朋友現在顯得那樣遙遠，幾乎不大真實，正如《銀河》中的異端分子。這部電影的劇本被我們擱在一旁，現在也沒心思繼續搞下去。身處這樣的狂風暴雨中，誰還能安靜地構想文學？克勞德·貝里和讓-皮埃爾·拉桑彷彿依然相信這部電影能成，多半是不想害我們泄氣吧，可事實上他們和其他人是一樣的。我們都被漩渦裹挾，眼看它每天變幻出一種出人意表的顏色，完全無暇想像自己將來會怎樣。這一切要把我們帶往哪裡？若法國毀滅，明天我們要靠什麼生活？

6

隱秘的烏托邦

1968 年5 月的法國烏托邦有個特點：它只摧毀不建設。至少表面上如此。不過在我看來，正因為它的突然、它的年輕、它的激進，正因為它拒絕提出一個預先製作好的社會藍圖，所以在整個烏托邦的歷史上，它成了最豐饒的烏托邦，說到底也是最現實的烏托邦。

過了很久我們才明白，鋪路石底下流動著必不可少的新思潮，之後的幾十年里它們會在不同的地方東山再起，湧現在世人眼前：比如生態學的定義與必要性，婦女的生育自主權，死刑的廢除，同性戀者的尊嚴和話語權等等。

這些思想都誕生在鋪路石的縫隙間。

單說電影界，我們與傳統權威的關係變了。「新浪潮」逐漸成熟，力量增長，「電影導演協會」成立，導演們終於贏得了自己應有的位置。同樣是在這場運動中，人們創建「導演雙周展」，將其長期置於戛納電影節的框架中，誰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好。

反對的力量在暗中警戒，它們說服自己相信自身的正當性，並憑藉非凡的努力在幾個月之後獲得了選舉勝利。這一勝利頗具迷惑效果，然而一整套行為方式已經改變了，再也不會回到之前那種靜止的狀態。這總讓我想起1815 年回到法國的那些逃亡者，他們一直想要抹去歷史，想把1789 年革命和拿破崙的帝國描繪成暫時的失常和噩夢，只需太陽升起便會煙消霧散。

然而事實上什麼也不會被忘卻，什麼都無法斷然評判。遺忘和判決都是暫時的。歷史的所作所為從來不是出於意外，或者說極少有意外。直至今天我還會遇到一些比我年輕的人，他們斬釘截鐵地斷言「六八年五月是個錯誤」，或者說是一派胡鬧，是無足輕重的神經生長危機，是來自布爾什維克的打擊。這類粗暴的評判毫無道理，也毫無意義。無論我們是否願意，六八年五月都發生了，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帶著它的痕迹。

據我看，當時的人顯然完全不考慮明天。回蕩在我記憶中、耳朵里的只有對攻擊、對毀滅的呼喚，只有要求發動猛攻的叫喊。名為共和國的權力機構試圖保住自己的位置，於是便藉助有著新式裝甲護身的共和國保安部隊保護自己。必須打敗這個政權，推翻這個唯利是圖的體制，不能再任由自己在其中昏昏欲睡。我們需要脫離那種「異化」的狀態（這又是一個經常出現在人們嘴裡的新詞），最終活出自己真實的人生。

這攻擊由學生髮起，自然首先瞄準了教育體系。學生指控教育體系教條、專橫、僵化、世襲不變，指控它將教師變成神聖權威，讓這些人壟斷知識的全部魅力，進而奴役大中小學生進行刻板的重複。也不知學生們有沒有讀過瑪格麗特·米德的作品，反正他們大聲疾呼，要求學習「自己想學的東西」，激烈拒絕老師的權威。他們想要「自由的教育」（「自由」和「教育」說來也可算是彼此矛盾呢）。此外教育必須適應他們所謂的世界，但他們又並不定義這個世界，僅僅是不斷地拒絕。這一立場幾經起落，將在之後的三十五年里嚴重困擾我們的整個教育體系——而且我們都知道，到現在事情還沒完。

不過1969 年1 月在樊尚辦起了一所新大學，學校在教授文學時改變姿態，採取了另一種思路，更技術化，更「客觀」，較少屈從於流傳已久的強制性標準，較少據此判定誰該受崇拜，何為經典。這是受了巴特、熱奈特（我在文科預備班的老同學）、托多洛夫、弗洛蘭絲·德萊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影響。

而在當時，未來被風浪環繞，人們身處話語的激流中，無力想像一個既有夢想又邏輯一致的社會，這些便是1968 年巴黎烏托邦的特點。它在堅決的無政府狀態（黑旗）和破碎的蘇維埃主義之間遲疑不決；烏托邦向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加泰羅尼亞尋找前者的例子，而後者的幻象正艱難地消散。

僅僅幾周工夫，如何在星羅棋布的小團體中找到一條清晰的道路？如何描繪出另一個世界的圖景，哪怕只是草圖？這實在是難以完成的任務。與此同時，各種跡象表明，抗議者根本沒法在法國形成一個緊密團結、願意投入一切戰鬥的多數派，這可真是雪上加霜。不過通常都是如此，真正的工作是秘密進行的，它並不出現在集會與宣言中，但它總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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