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神磊磊獨家撰文：「蒸饅頭者」金庸

來源：11月2日《新華每日電訊》草地周刊

作者：六神磊磊

他是一個風雲激蕩的大時代的造物，是不同文化激烈碰撞的造物，是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意識交融的造物，是各種個人傑出的綜合素質恰好拼湊齊全的造物

10月31日，書迷在香港文化博物館的金庸館參觀。以筆名「金庸」寫作多部武俠小說的著名作家查良鏞10月30日在香港逝世，享年94歲。新華社記者 呂小煒 攝

一

寫金庸，感到無從下筆。恰好今天看到這樣一段話：

「金庸的小說，和真正的大師，如博爾赫斯、布爾加科夫、略薩、馬爾克斯相比，只能說是二三流水準。他迎合了一群草根的英雄情結，緩解了他們強烈的個人慾望與當下的無力感之間的劇烈衝突，在一次次有強烈代入感的頭部按摩之後，讓破裂的人生找到一顆顆可以縫綴的補丁或者幾瓶可以粘貼的膠水，或者片刻虛妄的充實。不過，感謝金庸給我們飢餓時提供的糧食——那些被王朔戲謔地稱為『饅頭』的東西，感謝他如此有毅力、如此耐心地、一氣呵成地蒸出的十五屜饅頭。謝謝大俠，一路走好!」

可以想像，在互聯網上鋪天蓋地懷念金庸的時候，在各種熟悉和不熟悉金庸的人都喊「一個時代結束了」的時候，有一些人感到逆反，這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確是意願誠懇的探討，我們就必須要正視一個文學現象：

金庸開筆寫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是在1955年，距離今天已經63年了；他完成最後一部書《鹿鼎記》，是在1972年，距離今天也已經46年了。儘管他才剛剛辭世，但他的創作已經是大半個世紀前的事情。

他蒸的如果是十五屜饅頭，那麼這十五屜饅頭已然被人津津有味地吃了大半個世紀，而且還在吃下去，罕有別家的饅頭造就過如此盛況。這事如果發生在餐飲行業，那麼各路晚輩美食家不應該恭恭敬敬地研究膜拜嗎?

這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風雲激蕩，時局變遷，文藝的沙海中千淘萬漉，人們的口味變化巨大。多少曾經喧囂的聲音都沉寂了，多少曾經璀璨的星辰都暗淡了，但金庸席捲華人世界直到今天，並且還會繼續下去。面對這樣壯觀而獨特的文學現象，後生小子是不是應該保持一點謙卑和尊敬?

回到文學的探討中。什麼叫「迎合了一群草根的英雄情結」?《水滸》就是這樣。什麼叫「強烈的個人慾望與當下的無力感之間的劇烈衝突」?《紅樓夢》就是這樣。所以這些充滿心機的文字，不能成為否定文學價值的理由。

11月1日，遊人在杭州「雲松書舍」參觀。1996年，金庸先生將「雲松書舍」捐贈給杭州市人民政府，供文學愛好者和遊人參觀。如今「雲松書舍」已成為杭州一處供遊人免費參觀的人文景點，書舍內多是與金庸先生相關的陳列，包括碑記、書畫以及老照片等資料。新華社記者 黃宗治 攝

二

我以為，一個一流文學家的誕生，不管對於世界上任何民族而言，都是極為不容易的，好比滄海得珠，是值得該民族放鞭炮慶祝的幸事。

拿金庸來說，是什麼因素造成了他的出現?略一分析，我們也許就會高呼萬幸。他出生在中國大陸的浙江海寧，中國之「大」滋養了他。這個「大」包括遼闊的國土、眾多的人民、悠久的歷史、豐厚的文化。倘若他不是生在這樣一個「大」國，他的作品也許不會是後來這樣的格局。同時這個「大」還指大的時代，他在一個風雨飄搖、變化劇烈的大時代出生和成長，滄桑的時代造就文學家滄桑的心靈和筆觸，這都是對他的滋養。

除了「大」，滋養他的還有「洋」。金庸的父親是震旦大學的高材生，有早期的新派人士氣象，他家要過聖誕節的，父親給他送的聖誕禮物是狄更斯的作品《聖誕頌歌》。當時有幾個孩子有這樣的禮物呢?我到今天都沒有讀過《聖誕頌歌》。我家裡有一本，是出版社送的，包裝精美，說起來慚愧到今天我都沒有拆開過。

所以金庸不是一個完全土產的中國才子，而是一個洋才子，他自小受到了現代文明的感染和熏陶，他的武俠小說之所以具有強烈的現代性，也和這一點分不開。

後來，他幸運地被《大公報》派在香港，得以把寫作的書桌安放在香港。像他此後開的欄目名「北望神州」一樣，他得以在一個大時代中執筆北望神州，酹酒滔滔，沉吟感慨。而且在當時華人世界的其它角落都沒有寫作武俠小說的條件，香港卻有。得天獨厚的環境，才使他得以靈感奔涌，肆意揮灑和鋪展才華。

他又碰巧當了多年的報人、記者。這份職業讓他了解了更廣闊的社會面，接觸到更多的人群，對人性有更多的洞察。後來他小說中展現的世事洞明、人情練達許多都與此有關。他居然還做過電影導演和編劇，把戲劇中的種種手法都移植在了小說創作中。

他讀的書，不少也不多——所謂「不少」，乃是說已達到了肇建一個獨立世界所需的基本元素的總量，而不致被普羅大眾所看穿；所謂的「不多」，則是個相對的概念。就比如《倚天屠龍記》里，和楊逍相比，范遙和空智所會的武功就「不多」，事實上兩人一個是「七十二絕技得其十一」，一個是「自負於天下武學無所不窺」，在絕對數量上仍然是多的。

「讀書不多」在這裡是個褒義詞。如果金庸讀書再多一點、知識再系統一點，甚至從小就經過經史典籍的嚴格訓練，他或許能把那篇《袁崇煥評傳》寫得更好，但小說的精彩程度恐怕要大打折扣。掃地僧說的所謂「知見障」和「武學障」，大致就是這個意思吧。

同理，他的詩詞也不太好，做一流詩人是遠不夠的，但在小說里，卻足以寫出「盈盈紅燭三生約，霍霍青霜萬里行」和「紅顏彈指老，剎那芳華」這樣的回目詞，足以應付出一個「桃花影落飛神劍」這樣的美麗對聯。

他的琴棋書畫也不太好，聶衛平所謂「香港知名人士中圍棋第一」的評語多半也是達不到的，但卻已足夠支撐他想像出「珍瓏棋局」，寫出蘇星河、段延慶、鳩摩智這樣風度各異的大棋士來。他也坦承自己的書法一般，專門做書家是遠不夠的，然而用來題武俠小說的封面，則又氣象大不一樣，例如「射鵰英雄傳」五字，題得頗有劍戟森嚴、長江大河的味兒。

他是一個風雲激蕩的大時代的造物，是不同文化激烈碰撞的造物，是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意識交融的造物，是各種個人傑出的綜合素質恰好拼湊齊全的造物。之前我說的這些條件，差了哪一個都不行，查良鏞都不會變成後來的金庸。

他的小說里寫過一個叫做黃裳的人，這人是一個圖書管理員，前半生都在埋頭讀書，主要是讀道家典籍，從來沒有察覺過自己的使命。等到書越讀越多，才猛然融會貫通，悟出了許多高深的武功來，發現自己的使命乃是武學，於是提筆著作，寫出了一部《九陰真經》。

金庸其實就很像黃裳，整個前半生都在為命中注定的一個目標而蓄力，自己卻茫然不覺。直至稀里糊塗萬卷書讀罷，猛然發現絕世武功已經上身，這才頓悟了上天的使命。作為報人的他才開始意識到：自己居然有可能會成為一個小說家，並且是武俠小說家。從此，「九陰」出世間，江湖風雲變。

所以，一個頂級文學家、一個傳奇的誕生，是有多麼驚險，多麼不容易。我們現在常常探討怎麼培養大師，其實大師不是培養出來的，是滋養出來的。我們該做的就是呵護水土，靜靜等待，除此無他。

金庸的部分作品。新華社發

三

對於金庸作品，我們很容易讀「淺」。

因為它的面目長得太不像經典。經典必須矜持、拒人於千里之外，不可作出取悅人、引誘人的媚態，但是武俠小說取悅人，甚至步步誘惑人深入。它們擁有大量讀者，而大眾的品位是需要警惕的，批評家們有理由這麼認為。

在幾十年前，金庸剛剛「登陸」的時候，我們的批評家是緊繃的、緊張的，文學同行們許多是抗拒的、逆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執著於一些條條框框的問題：金庸是「舊文學」還是「新文學」?金庸是「進步」的，還是腐朽的、麻痹人的?

我的讀者告訴我，當時他們老師布置的任務就是要大家寫作文批判金庸。在我的中學，有一位班主任查到學生讀金庸武俠，便勒令其寫檢討，宣誓和金庸一刀兩斷，並且要割破手指頭，按血手印。這個事情如果發生在今天，是可以上頭條的。

金庸寫文調侃過台灣武俠作者的俗套，說必定是一個「丰神俊朗」的少年俠士，父母為仇家殺害；必定許許多多女俠都愛上了他，俠士一定中了什麼迷藥，和一個女俠「鑄成大錯」；這少年俠士一定得到前代異人留贈的武功秘訣，遺書之中一定有「留贈有緣」四字，等等。話是不錯，但其實他自己也無法完全避免俗套，甚至許多「俗套」還是他首創。比如跳崖總也摔不死，張無忌、段譽就都跳過崖，並且撿到了秘笈。

想要在這種「俗套」中造就經典，鑄成豐碑，相當不容易，很考驗查良鏞。

他的小說最初的主旨，不外是所謂「演任俠好義，總群愛國之旨」。最早的《書劍恩仇錄》，就是一個丰神俊朗、書劍江山的少年俠士，立志驅逐韃虜做好漢。當然，這部書里能看出來這作者野心極大，書寫的地域十分遼闊，從江南直到回疆，從錢塘潮寫到大漠風沙，人物也是龐雜眾多，連民間故事裡的阿凡提都跑出來了。光是紅花會當家一寫便是十四個，也不怕吃力。和後來的作品比，這部書明顯稚嫩，刻畫人物像是先勾了墨線，再鄭重塗上水彩，仍然是二維的。直到了第三部《射鵰英雄傳》，金庸小說境界遂大，感慨遂深，黃蓉、郭靖、黃藥師、周伯通等這一批人物壯麗登場，這才有夏濟安的感嘆：真命天子已經出現。

而到1961年，金庸寫出了所謂「射鵰三部曲」時，他已經不知不覺間完成了一些非凡的事情。

看一個文學創作者的高度，有時候可以看他多大程度上融入了民族的血脈。比如只要聽到一句「床前明月光」，但凡會說漢語的華人大概多半能順口答出「疑是地上霜」，這就叫融入了民族的血脈。又比如今天讀過《紅樓夢》的仍然是少數，但只要說一個女孩像林黛玉，一個男孩子像賈寶玉，國人便會自然明白，不需要任何注釋。

金庸不知不覺做到了這一點。哪怕一個人從來不看他的書和影視劇，也可能用到「華山論劍」「左右互搏」這樣的成語。形容一個女孩子像黃蓉，國人多半會自然明白是什麼意思，不需要任何注釋。而假如說一個阿姨像滅絕師太，她哪怕沒看過金庸，也多半便要大怒。對於一個作家而言，這是極大的殊榮，是足可以讓人頂禮的成就。他已經融入了我們民族的基因，和我們的文化血脈一起流淌。

然而金庸在還寫出了另外三部，所謂「三傑作」，就是《天龍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記》。

「金庸書院」坐落於浙江海寧市鹽官鎮，圖為一名參觀者在拍攝金庸作品「壁書」《射鵰英雄傳》。（沈達 攝） 新華社發

四

這裡說一下《笑傲江湖》。匈牙利詩人裴多菲有一首詩，曾經在國內非常流行，就是：

生命可寶貴，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其實這一首詩，真的可以拿來當金庸《笑傲江湖》的主題詩。它的主人公——令狐沖，就恰恰遇到了詩歌里的困惑：「要愛情，還是要自由?」

在書上有這樣一個情節：令狐沖希望能和任大小姐在一起，得成眷屬，但老丈人任我行的條件很明確：必須加入日月神教。為了愛情，犧牲自由，行不行?令狐沖的最終決定是不行。

因為「聖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話，他說不出口。天天跪拜磕頭違心拍馬，他做不到。他說：「她(任盈盈)如真要我加盟日月神教，我原非順她之意不可……可是要我學這些人的樣，豈不是枉自為人?」「甚麼『中興聖教，澤被蒼生』，甚麼『文成武德，仁義英明』，男子漢大丈夫整日價說這些無恥的言語，當真玷污了英雄豪傑的清白。」

令狐沖就是「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的典型。

令狐沖曾經有過一個回答不了的問題。那一次，在恆山懸空寺，少林方丈問令狐沖：為什麼左冷禪(野心家)恨你?令狐沖說：因為晚輩總是阻撓他的大計。方丈追問：你為什麼要阻撓他的大計?

令狐沖呆住了，他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用書上的話說就是：

令狐沖一呆，一時難以回答，順口重複了一句：「我為什麼要阻撓他的大計?」

左冷禪的「大計」，乃是要合併分散的五嶽劍派，統而御之。這聽上去並沒有什麼不對。何況在我們的傳統觀念里，「合併」往往代表著正確的潮流，代表著積極和進步；而「分散」則往往代表著倒退、混亂、破壞和無秩序。那麼令狐沖為什麼要破壞左冷禪的大計?

寫書到此時，金庸雖然也不過才四十四五歲，年方壯盛，但已然進入了他創作生涯的最後一個階段。《笑傲江湖》已經是他的倒數第二部書，他對武俠主題的探索和開拓已經到了更深遠、微妙的地步。

之前他的那些主人公，不管是義薄雲天的郭靖，冷傲偏激的楊過，還是優柔寡斷的張無忌、豪邁過人的喬峰，都有著明確的人生使命，做事情都有著充分的理由，他們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為什麼而戰鬥。

例如郭靖就曾當面明確回答過忽必烈的疑問：郭叔父為什麼死守襄陽?答案是「為國為民，俠之大者」。他說「郭某一腔熱血，是為神州千萬百姓而灑。」而換了愛情至上的楊過，他又是為什麼而抗爭呢?乃是為了和姑姑在一起。

可等到了令狐沖唱主角時，此公居然糊裡糊塗，似乎全然不知自己為什麼而戰鬥。面對方丈大師的問題，他思索了半天，最後回答的大意是：左盟主讓我感覺不好。我就是反感他。

事實上，令狐沖說不出的答案恰恰就在書名里，為了「笑傲江湖」。注意，「笑傲」的意思不是制霸，而是瀟洒如意、隨心自在。如同這個詞的出源之一《西遊記》中一首詞所說，漁夫打了魚，「得來烹煮味偏濃，笑傲江湖打哄」，就是這個意思。令狐沖本能厭惡左冷禪，反對他的「大計」，乃是他目睹左冷禪之流的種種手段，已然察覺到了這種「大計」的代價，那就是人人被壓抑和屈從，個性不能舒展，不能「笑傲江湖」。

他曾有言：「我不願做的事，便是師父、師娘、五嶽盟主、皇帝老子，誰也無法勉強。」令狐沖所捍衛的，乃是一種更高貴的精神狀態。

至少到了這個時候，用金庸的博士生盧敦基先生的話說，金庸的筆已然「從民族性和階級性中突圍」，直接探求和叩問人性。他抬腳邁過了一道門檻，向著文學更終極的目的挺進。

2017年2月28日，香港首個「金庸館」開館，圖為「金庸館」繪畫作品展區。新華社記者 秦晴 攝

五

人類有很多共通的幸事，讓我們欣慰歡樂。

比如趕上和平年代，沒有遭遇戰爭；趕上富足光景，沒有飢餒；比如春暖花開；比如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比如晴空一鶴排雲上……而在這眾多幸事中還有一種，就是和大師同時代。

就我自己來說，當然是無緣與屈宋同時代，就算把我發配穿越回去，以我的古漢語水平也無法和人家交流；無緣與李杜同時代，只能在他們的詩篇里遐想其風采；無緣和蘇軾同時代，只能在他橫溢的才華中欽敬；無緣和曹雪芹同時代，連他長什麼樣子、到底是不是一個傳說中的胖子也不知道。但我和金庸同時代，在人類數以千年的漫長而悠久的文明史中，有那麼短暫的幾十年交集，我感到幸運。

我很羨慕唐朝的魏萬，他喜歡李白就可以跑去看一看，還把李白的詩文稿子抱了回來。我沒有見到金庸，好在當下這時代有報紙廣播電視，我可以知道他的生平，了解他的相貌，聽到他的聲音，這是一種慶幸。我們應當珍惜這一和奇才、大師同時代的慶幸。並且，還要感謝金庸一生足夠精彩、圓滿，感謝他享壽長久，才能讓我們能以一種更平靜、更釋然的心態來面對別離。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