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了宋朝當時的農業和經濟背景，就知道為啥那麼多人去上梁山了

其實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梁山泊只有兩條道路可選，一條是像李逵所說的「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另一條是像宋江天天掛在嘴上等朝廷招安，被收編成正式軍隊。那宋江的真實想法是什麼呢？他在潯陽樓上題反詩，說是如果得志，就會「敢笑黃巢不丈夫」。黃巢在唐朝末年起義時，佔領過長安，稱過帝，宋江引用這個典故，已經明確表示了要和趙家爭奪天下的意思。他想方設法拉攏盧俊義上山，也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

在古代，地主紳士階層主導著民間社會。梁山雖然收羅了很多軍官，但勢力範圍只存在於社會下層，在紳士階層看來，還是一夥草寇。盧俊義是北京的大財主，在北方紳士里很有名望，如果他能上山，就意味著梁山的影響力超越了社會下層，達到了紳士地主階層。拉攏盧俊義上山，絕不僅僅是引進一個人才，而是擴大了梁山的政治勢力。所以，吳用貢獻再大，也代表不了一方面的政治力量，自然就要讓出第二把金交椅來了。

你看，如果從社會階層的角度分析梁山上的人事變動，我們就會有一些新發現，解決了自己在少年讀水滸、成年看社會時的一些疑問。但這還不是全部答案，階級和階層問題後面還有經濟上的原因。下面，我們再來說說水滸中的一些經濟現象。

我們剛才說到，古代的農業水平很低，周期性的饑荒和流民潮引起了社會動蕩，這是梁山好漢登場的經濟背景。那麼，當時的農業水平究竟低到了什麼程度呢？簡單地說，就是完全靠天吃飯，氣候變化和水旱情況決定著農民的命運。白日鼠白勝在黃泥岡上唱「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描述的就是這種狀態。「心內如湯煮」是因為只要一場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就會造成數百萬人流離失所。

農業脆弱，最直接的表現就是農業技術落後。薩孟武說，在幾千年里，用牛耕田差不多是中國唯一的農業技術了。只要耕牛減少，生產就會被破壞。所以，從周代開始，各個朝代都頒布過保護耕牛的法令，偷牛和殺牛都可能判死刑。有時法令不止保護耕牛，範圍還擴大到所有的牛，所以民間也養成了不吃牛肉的習慣。在《水滸傳》里，好漢們動不動就三斤五斤地大吃牛肉，這在民間是很罕見的。雖然在北宋末期，禁止吃牛肉的法令已經相對鬆弛了，但他們的行為也還是犯忌的。從藝術效果上來說，這是描寫梁山好漢無法無天的性格，也可以解讀為他們藐視求田問舍的農業價值觀。

導致農業技術落後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古代農業屬於小農經濟。「小農」這個詞我們很熟悉，就是以家庭為單位，在自有的小塊土地上耕種，差不多是專門用來形容舊中國的。在以小農為單位的生產中，土地不能集中耕作，也就沒有科學分工管理、發明機器、提高技術的條件。而且，小農經濟沒有積累，規模不能放大，抵禦不了任何風險。

這種小農經濟，可以說是政策形成的。與小農經濟相對的，我們可以稱作大農經濟。古代的大農經濟，就是豪族大地主雇佃農來種植。大地主的耕地集中連片，但生產力也上不去。既然土地不是佃農的，佃農也就不願意深耕細作，佃農濫用地力，使耕地逐漸荒蕪，農業走向衰敗。所以，無論是出於限制豪強的政治目的，還是保護生產與稅收的經濟目的，古代的土地政策一般都傾向讓農民在小塊耕地上進行分散種植。

唐代頒布過一種租稅制度，叫租庸調，很有代表性。這個制度的內容是：中央政府將國有的公田分配給農民耕種，每年按比例收稅，農民年老時將土地繳還政府，這叫租，租賃的租；農民被固定在土地上之後，就便於徵召他們為國家服役，這就叫庸，平庸的庸；有了土地和工作，農民能夠成立家庭，家庭從事棉麻紡織等手工業，產品需要向國家繳納一部分，這就叫調，調遣的調。租庸調的根本，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土地政策，目的是通過讓每個勞動力擁有小塊土地，保證他們有納稅服役的能力。

在民間社會，私田也會逐漸越變越小。古代的遺產繼承和分家，大多數是在幾個兒子或兄弟間分。土地多的地主，生的兒子一般也多，多分幾代，各家手裡的地也就少了。常說的「富不過三代」，不只是說富家子弟不成器，也有這個意思。

小農經濟周而復始、沒有增長，需要的勞動力是固定的，所以，只要太平一段時間，農村就會出現勞動力過剩。勞動力過剩，傭工的價格就被壓得很低，這又反過來繼續壓制農業技術進步。就算有幾百畝、上千畝的地，購買安裝農機設備也是不划算的，僱工那麼便宜，多雇幾個人不就行了么？

從這裡，我們就能體會到流氓階層出現的原因了：本來就人多地少，地里又打不出多少糧食，去給別人幫工，又賺不到幾個錢。辛辛苦苦也沒有機會，還不如乾脆做個流氓痛快呢。

你會說可以進城去啊，但是，古代城市是消費型城市而不是生產型城市，也不能消化過剩的勞動力。城裡的手工業都是些獨立的小作坊，也就招收一兩個小學徒，那時也沒有今天的第三產業。按說，勞動力剩餘應該對發展工業有利，但和農業技術落後的原因一樣，傭工成本越低，改進技術的意願也就越低。何況，政府不僅不獎勵工業技術革新，而且還制定過嚴刑峻法禁止研發機器。

儒家經典之一的《禮記》里就有一條：凡是製作精巧機器用於惑亂人心的，就應該判死刑。《禮記》雖然不是法律，但是代表著儒家的政治理論。這就形成了一個死循環，從勞動力過剩到鎖死科技、不能吸納勞動力。比如魯迅筆下的阿Q其實本不是懶漢，在未庄鄉下時他還能打零工，而且還幹得也不錯，但進了城就找不到事做了，只能去給小偷站崗放哨，成了徹底的流氓。所以說，古代的城鄉經濟狀況，是必定要形成這樣一個流氓階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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