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史||夏登山：對中國古代翻譯大潮的重新認識

原標題：譯史||夏登山：對中國古代翻譯大潮的重新認識

對中國古代翻譯大潮的重新認識

1，引言

關於中國古代翻譯史上重要翻譯活動的分類和分期, 翻譯史學界當前有三種影響較大的觀點 (2) 。馬祖毅 (1999:4) 和陳福康 (2000:v) 認為, 從周至清的翻譯史上出現了三次翻譯大潮:東漢至唐宋的佛經翻譯, 明末清初以基督教教義和科技文獻為核心的西學翻譯, 以及從鴉片戰爭至清末範圍更廣的西學翻譯。孔慧怡 (2005:140) 主張將明末清初的傳教士翻譯與鴉片戰爭之後的西學翻譯視為一個連續的翻譯活動, 因此兩千年的翻譯史上實際上只經歷了兩個大的翻譯運動:2至9世紀的佛經翻譯和16世紀至今的西學翻譯。鄒振環 (1996:v) 也將傳教士翻譯和清末西學翻譯視為一個連續的翻譯大潮, 但他注意到佛經翻譯之前漢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文化交往, 認為中國古代的重要翻譯活動「按照時間序列大致可以分為民族翻譯、佛典翻譯和西學翻譯三個歷史階段」。前兩種觀點著眼於中印、中西之間的文化交流, 且主要是對「譯入活動」的分期, 因此完全排除了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之間的翻譯活動。鄒振環雖然提及民族翻譯,卻似乎認為佛經翻譯和西學翻譯興起後, 民族翻譯活動就退出了翻譯史的中心舞台。

本文認為, 學術界這三種觀點都遠遠低估了漢文化和周邊少數民族語言文化之間的互譯活動在翻譯史上的重要意義。從周代至清代歷代朝廷設置的翻譯官職和翻譯機構從未間斷 (馬祖毅, 1999:1-90;夏登山、邵有學, 2013:94) , 所從事的民族翻譯活動不僅延續兩千餘年沒有中斷, 而且在宋代以降、佛經翻譯式微之後愈加興盛。從遼代至清代的一千年中, 民族翻譯在政權統治、民族融合和文化發展等諸多方面更是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某種意義上說, 這一時期的民族翻譯取代了2世紀至9世紀佛經翻譯的地位, 成為10世紀至18世紀翻譯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三種翻譯大潮觀中, 以馬祖毅 (1999) 和陳福康(2000) 為代表的第一種觀點影響最大, 得到很多研究者的認同 (如:羅進德, 2004:i;王秉欽、王頡, 2009:4;劉敬國、何剛強, 2011:1;塗兵蘭, 2013;徐莉娜, 2014:2-4等) 。他們一致認為, 明末清初的傳教士翻譯是佛經翻譯式微之後最重要的翻譯史事件。因此, 本文以《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等相關史料為依據, 考證主流文化和意識形態中記載的民族翻譯, 將其與明末清初的傳教士科技翻譯記載對比, 以期推進翻譯史學界對古代重要翻譯運動的重新認識。

2、正史中的民族翻譯與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

對《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等史料的考證表明, 無論是就翻譯活動持續的時間、參與者的數量、譯作的數量, 還是據其在翻譯史料中的地位和影響來看, 明末清初的傳教士翻譯都無法和民族翻譯活動相提並論。從翻譯持續的時間來看, 民族翻譯大潮從遼至清, 延續了多個朝代, 遠遠超出明末清初的傳教士翻譯。從萬曆年間范禮安、羅明堅來華到清初禁教, 傳教士翻譯活動持續不到兩百年, 而遼、金、元、清四朝, 少數民族統治長達七百餘年。從譯者和譯作數量來看, 民族翻譯也遠遠超出傳教士的科技翻譯。據馬祖毅統計, 明末清初來華的外國傳教士知名者約70餘人, 所編譯有關科學的作品加上著述也僅有130餘部, 且大部分是由利瑪竇、湯若望等少數幾位傳教士所譯 (馬祖毅, 1999:447-449) 。《明史》和《清史稿》與此傳教士的科技翻譯和宗教翻譯活動相關的記載僅十餘處, 大多是關於西洋曆法的翻譯。相比而言, 遼、金、元、清四朝, 參與漢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之間的翻譯活動的譯者和產生的譯作在《遼史》《金史》《元史》《明史》和《清史稿》中記載相當豐富。僅《元史》就記錄了譯者和譯作70餘處, 《清史稿》的記載量更是超出了前朝各代的總和。

正史史料記載中, 遼、金、元、清四朝都設有專門的官方翻譯機構, 自遼代始, 少數民族朝廷為各級官員配備的通事、譯史也大量見諸史料, 僅《元史·百官志》中記載的「譯史」就多達兩百餘名。正史中也多處記載官方組織用少數民族語言翻譯漢語典籍,內容包括歷代史書、佛經、《三國演義》《貞觀政要》《資治通鑒》《大學衍義》和四書五經等。即使不考慮為統治階層服務而翻譯的奏章詔諭、儒家經典等, 金、元、清等朝用蒙、滿文翻譯的漢語史書、詩歌小說在譯者和譯作的數量上也遠遠超出明末清初的西學翻譯。據俄國漢學家李福清統計, 元朝以後可考證的蒙譯漢文章回小說就有71部, 共130多個抄本、譯本 (馬祖毅, 1999:360-362) , 在翻譯活動的參與者和譯作數量上都超出明末清初的傳教士科技翻譯。

金、元兩朝歷史都不過百餘年, 但《金史》和《元史》中關於翻譯的記載遠遠超出此前正史中所有記載之和, 《清史稿》所記載的譯者和譯事在數量和多樣性方面又超過了之前的任何一個朝代。需要說明的是, 《金史》和《元史》中記載的翻譯比宋代以前的史書更豐富並不是因為當時資料比古代易得, 正史編纂大部分去朝不遠, 資料收集難度應該大致相當, 《金史》和《元史》的字數比前代的《宋史》《舊唐書》《新唐書》和後代的《明史》都更少, 但其中翻譯的記載量甚至多出數十倍。

從譯作的使用情況來看, 傳教士科技翻譯面向的讀者群主要限於對西洋實用技術感興趣的少數開明士人, 與利瑪竇、湯若望等傳教士合作、交往的大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賢人君子」, 利瑪竇等在與教廷的書信往來中也提到其科技翻譯只是為了「取悅於好奇的士人和官員」「使天主教傳教士可以更容易地進入中國, 享有更大的權利和自由」 (葛兆光, 2004:373) 。相比而言, 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之間的翻譯, 在受眾廣度和影響深度上遠遠超過明末清初的傳教士翻譯。《金史》中載有朝廷「令譯經教天下」 (3) , 金世宗也明確告訴宰臣:「朕所以令譯《五經》者, 正欲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 (4)《元史·武宗本紀》中也載有:

辛亥, 中書右丞孛羅鐵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 詔曰:「此乃孔子之微言, 自王公達於庶民, 皆當由是而行。其命中書省刻版模印, 諸王而下皆賜之。」 (5)

由此可見, 少數民族語言翻譯的漢文經典不僅限於受過良好教育的少數統治階層士大夫, 而是面向更廣大的受眾群體。除了敕令翻譯的儒家經典、陽春白雪之外, 少數民族語言翻譯的白話小說影響更加深遠。清昭璉《嘯亭雜錄》中就曾記載「有戶曹郎中和素者, 翻譯絕精, 其翻《西廂記》、《金瓶梅》諸書, ……人皆爭誦焉」 (馬祖毅, 1999:389) 。

以上對正史史料的分析表明, 遼金元清四朝的正史中, 不論是翻譯機構、譯者、譯作, 還是譯事類記載, 民族翻譯活動的相關記述的確遠遠多於明末清初的傳教士科技翻譯。民族翻譯記載豐富而傳教士科技翻譯記載較少的現象不僅見於《明史》和《清史稿》, 初步檢索顯示, 在《明實錄》和《清實錄》等其他史料中也同樣存在。由此可見, 至少在官方意志和文化中, 在當時社會所倡導的並起主要影響的主流文化意識形態中, 民族翻譯活動的數量、影響和重要性確實高於明末清初的傳教士科技翻譯。

3、民族翻譯的政治文化意義

民族翻譯在正史史料中的凸顯不僅僅止於其統計學意義, 而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內涵。從政治上看, 少數民族語言的翻譯對於加速少數民族統治政權的漢化、推動民族融合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費孝通 (1999:31-35) 指出, 民族融合使中華民族逐步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格局, 而凝聚的核心就是使用漢語、以農耕為主要生活方式的漢民族文化。民族接觸和混居固然是推動民族融合的前提條件, 但更重要的推動力來自文化融合, 而翻譯則是文化融合過程中不可替代的關鍵環節。可以推斷, 少數民族語言和漢語之間的翻譯在形成多元一體民族格局的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民族翻譯活動一個重要的文化意義在於顯著地提高了翻譯在主流意識形態中的地位。宋代以前, 譯者的社會地位低下, 從《史記》至《宋史》的二十部正史史料中, 除佛經翻譯之外, 有名姓的譯者僅有8人, 絕大多數翻譯活動的記述中譯者都是隱身的。馬祖毅 (1999:46) 也曾引唐劉禹錫詩句「勿謂翻譯徒, 不為文雅雄」指出譯者在唐宋時期的地位較低。同樣, 作為「末技」的翻譯在主流文化中也一直被邊緣化。翻譯活動進入正史記載的條件也十分苛刻, 《宋史》以前的二十部正史共兩千餘卷, 其中與翻譯相關的記載僅400處左右, 除佛經翻譯之外, 大多數都是一筆帶過的與「重譯」相關的譯事類記載 (參見:孔慧怡, 2005:24-25) 。似乎只有當翻譯活動強化了漢民族文化中心形象的時候, 才有可能被正史所接納。

與宋代以前的民族翻譯、佛經翻譯不同的是, 遼金元等朝的民族翻譯對翻譯在主流意識形態中的地位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少數民族政權為了政令上傳下達設置了大量的翻譯機構和職位, 翻譯成為政治生活的必要條件, 這一政治身份大幅度提升了翻譯在官方意識形態中的地位。遼金元清四朝正史中記載的翻譯活動內容豐富, 記述也更加詳盡。既有政事奏章和外交文書翻譯, 也有文化典籍翻譯, 既有口譯也有筆譯, 既有譯入也有譯出。遼金元三朝史書中記載譯者70餘人, 提及譯作近50處, 遠超前朝歷代相關記載的總和, 且如前所述, 史料中多處論述了翻譯的文化動機、組織過程和譯作的去向、影響等相關細節。正史中也多處使用積極褒獎的詞語來評價翻譯和譯者、讚揚譯者的翻譯技能, 如《遼史》中提及義宗「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 (6) , 《元史》中也記載何實「通諸國譯語, 驍勇善騎射, 倜儻不羈」 (7)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 在《遼史》《元史》關於陳昭袞、耶律學古、郝和尚拔都等「工譯及詩」「通譯語, 善騎射」的描述中, 「譯」的才能甚至位於「詩」和「騎射」之前。《宋史》以前的非佛經翻譯中從未出現對翻譯技能的讚揚, 甚至關於翻譯方法的討論也極少記載。《遼史》以後「工譯」類記載的出現表明, 在主流意識形態中翻譯已經不再是一種純粹的技能, 而被賦予了一定的文化價值。

翻譯價值觀的轉變在金代和元代進一步鞏固以後顯著地提升了翻譯的政治文化地位, 這一地位的提升不僅在少數民族統治時期, 在元朝之後的明朝也同樣得以延續。翻譯在《明史》中的記載量雖然遠不及金、元、清等朝, 但是翻譯在主流意識形態中的地位與唐宋相比有了明顯的提高。《明史》中的翻譯記載不足50處, 但有姓名的譯者達到15人, 譯者和譯作顯現的數量超過了《史記》至《宋史》中所有非佛經翻譯之和,譯者譯作的顯現度和頻率分布等更加接近金、元兩朝史料。除譯者和譯作的顯現之外,《明史》中還詳細記載了四夷館的通事、譯字生等官職設置、選拔考核等, 《明史·列傳第二百十四外國七》還記錄了禮部要求對利瑪竇貢譯的《天主》及《天主母圖》進行審驗:

禮部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大西洋, 其真偽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進貢, 則與遠方慕義特來獻琛者不同。且其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 既屬不經, 而所攜又有神仙骨諸物。夫既稱神仙, 自能飛升, 安得有骨?則唐韓愈所謂凶穢之餘, 不宜入宮禁者也。況此等方物, 未經臣部譯驗, 徑行進獻, 則內臣混進之非, 與臣等溺職之罪, 俱有不容辭者。及奉旨送部, 乃不赴部審譯, 而私寓僧舍, 臣等不知其何意。但諸番朝貢, 例有回賜, 其使臣必有宴賞, 乞給賜冠帶還國, 勿令潛居兩京, 與中人交往, 別生事端。」 (8)

禮部的批文中從文化的角度論證了對譯作進行審驗的必要性, 與遼、金、元三代正史中對翻譯方法的討論更加接近。《明史》中對語言轉換技能的積極評價 (9) 和「敕譯」「令譯」的記載 (10) 等在此前的漢族朝代也從未出現。翻譯在明代官方意識形態中的重要性還可見於正史記載「譯字生, 明初甚重。與考者, 與鄉、會試額科甲一體出身」。明朝是首次將翻譯正式定為官方上奏下達的形式之一的朝廷:

凡上之達下, 曰詔, 曰誥, 曰制, 曰冊文, 曰諭, 曰書, 曰符, 曰令, 曰檄, 皆起草進畫,以下之諸司。下之達上, 曰題, 曰奏, 曰表, 曰講章, 曰書狀, 曰文冊, 曰揭帖, 曰制對, 曰露布, 曰譯, 皆審署申覆而修畫焉, 平允乃行之。凡車駕郊祀、巡幸則扈從。御經筵, 則知經筵或同知經筵事。

以《幾何原本》和《山海輿地全圖》為代表的數學、天文學等西洋科技知識對中國科學史和思想文化的發展的確具有重要的意義。梁啟超 (2013:7-8) 指出, 明末「為中國學術史上應該大筆特書者, 曰:歐洲歷算學之輸入」。李約瑟也高度評價傳教士譯入中國的西洋數學、天文和地理學新知, 認為他們「同包括中國成就在內的世界範圍的自然科學打通了聯繫」, 這種文化交流是「兩大文明之間文化聯繫的最高範例」 (李約瑟, 1975:693-694) 。但科學史上的意義並不完全等同於翻譯史上的意義。傳教士雖然在科學史上開啟了中西文明的首次正式對話, 但是並沒有實質性地改變翻譯在當時政治文化系統和主流意識形態中的地位。由於傳教士科技翻譯持續時間較短、譯作數量較少, 在主流文化和意識形態中產生的影響遠遠不及民族翻譯。從這個意義上說, 遼代至清代的民族翻譯比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是古代歷史上更重要的翻譯大潮。

4、餘論

翻譯界和史學界以往過於側重佛經翻譯和明清西學翻譯, 低估甚至忽略了自先秦以來從未間斷的民族翻譯, 而事實上王佐良先生早就指出, 中國境內各民族語言之間的互譯「也許是我國最大的翻譯工作量」 (王佐良,1989:5) 。民族翻譯對民族融合和文化發展的重要推動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尤其是遼代以後, 蓬勃興起的民族翻譯大潮對於建立共同的歷史文化想像、形成多元一體的民族格局和歷史認同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翻譯史學界對民族翻譯的忽略可能與主流研究者的學科背景有關。孔慧怡 (2005:12) 指出, 受到外語專業出身的影響, 大陸當前的翻譯史研究學者「傾向於引用第二、三手資料, 同時也頗愛引用名人評語, 很少再加考證或思考;這個缺陷在敘述或討論20世紀以前的翻譯活動時尤其明顯」。依賴二手史料的確更容易繼承前人錯誤的觀點, 或者誤解前人, 但孔慧怡的批評可能因過度概括而有失偏頗。本文認為, 翻譯史學界以往較少關注遼代至清代的民族翻譯活動的主要原因是, 外語專業的學科界限使研究者更加傾向於考察中西文化之間的碰撞, 而相對忽略了中國文化內部漢語與少數民族語言之間的交流。

從這個意義上說, 本文試圖重新認識中國古代翻譯大潮的意義不僅僅是提出一個新的分類分期法, 而且在於將我們的目光引向被遺忘在一手史料中的民族翻譯記載。同時, 重視民族翻譯大潮意味著在梳理、探究古代翻譯智慧的時候, 不能僅僅局限於少數知名的佛經翻譯家和西學翻譯先驅 (如王秉欽、王頡, 2009等) , 而應該同樣重視史料中隱身的譯者和翻譯事件。此外, 重新審視民族翻譯大潮中漢族向少數民族的「文化譯出史」, 對於我們以史為鑒、反思當前的文化「走出去」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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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典籍英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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