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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張棗詩歌美學引發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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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張棗詩歌美學引發的猜想

本文系作者馬遲遲供稿

由張棗詩歌美學引發的猜想

馬遲遲

張棗是中國新詩進入新世紀以來才引發廣泛關注的詩人,我在當代諸多談論張棗其人和張棗其詩的文本中總能感覺到,他似乎被符號和象徵化了,一種令人迷醉的東西在他身上產生了,這種東西構成他的寫作和他本人生命體驗的精神氣質,我們越是去談論他,這種內在散發的氣質會越是會變得濃烈。詩人陳東東曾在一篇記敘張棗的文章中,談到張棗從德國回上海時,在大街上看到少女那種由衷的衝動和感嘆的景象。少女代表著青春,活力與情慾,而上海作為國際性都市,少女們身上的打扮肯定是西方式的時尚,然而,她們本身又有著中國式的傳統,這兩種文化下的衝突會在她們身上造成一種視覺上的張力,這種衝突內在的元素也會在她們身上保存比較長久。張棗敏銳的神經在此感受到了那種東西,他把它具體和物化了,於是張棗的詩歌中大量出現了關於「少女」的意象或者影射「少女」的意象,我不知道張棗在詩歌中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這樣做,但是我更相信是一種寫作無意識的處理方式,因為這本身就是他與生俱來的某種性格特徵所致。張棗想在詩歌中實現它所思考的某種永存的東西,它是屬於中國的,卻有著西方的外衣。事實上,我們看到張棗的寫作總帶著陰柔的氣息,是傾向於母性的,這種母性如果我們去規範她的年齡,應該是屬於「少女」的年紀。「少女」身上所散發出來的激情與活力當然讓人迷戀。同時,張棗身上還被無形寄託著一種東西,就是中國百年新詩流變中對古典傳統與現代性寫作兩者嬗變交織的東西,這個問題一直是個現在進行時,只是張棗較早或者接近系統的認知到了這個東西,這在他的作品中做到了一定程度的體現和探索,他想通過自身的寫作去解決這個問題,從而產生一種新的詩歌美學典範。這與張棗本身的精英意識以及他身上中西文化交錯的背景有關。從五四白話文運動開始,我們文學寫作的語言發生了革命性的轉變,這種轉變使得我們與我們的傳統發生了斷裂,隨後隨著西方文學被大量翻譯,我們的寫作在西方大師們的身上找到了對應的言說和技術的參照,我們當代的詩歌寫作者幾乎都受過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的影響,但是卻很難在這些寫作者身上找到古典的血脈在流淌,令人憂懼的問題由此產生,我們與我們的傳統斷裂了,張棗的出現或許是一種歷史的必然。這種必然性勢必會導致我們的當代詩歌寫作者對其給予一定程度上的期待,這種期待構成一種精神的向度,我們對這種期待的情緒會超越對他本人以及對他本人的寫作認知,而且這種情緒或許會持續直到另一個超越張棗的人出現才會歸於平靜。這種情緒可能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自我表現,所以說張棗被這種情緒象徵和符號化了。「少女」當然是個很美好的詞,這個令人迷戀,然而「少女」也代表著不成熟和單純。她不會像一位真正的「母性」那樣具有包容複雜的信息量與豐富生命經驗的可能性。這或許也昭示了張棗寫作的終極命運,但是至少他在尋找結合古典傳統與現代性寫作的路徑上邁出了第一步。接下來的火炬將傳遞到我們當代寫作者的每個人身上。那麼,這種可能性到底有沒有呢?如果有,那麼這種方式能在詩歌寫作上的道路會走到多遠,走到多廣,能不能通過這種新的美學形式承載起一種駁雜與厚重兼具的「大融合」的東西?

哲學強調反思,寫作亦是。我覺得我們當代詩壇對提出這個問題時沒有進行相應的反思,或者反思得不夠。從大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上觀照,我們所處時代的文明中心已經轉移到西方,西方藝術門類中的美學形式已經滲透到了我們藝術領域創作的方方面面,而且佔據了主導地位。從工業革命以後,我們生活上所有應用的生產工具幾乎都是由西方世界發明的,所有的這些東西已經改變了我們體察世界的觀念,相應的就是我們的傳統的那種東西正在走向衰微。在農耕文明時期,我們有著發達的文化傳統,詩歌藝術在這樣的背景下成就了唐宋的高峰。顯然傳統古典的話語方式已經應付不了我們所處時代的那種複雜多元,日益更新的情感經驗。我們的傳統在這種背景下顯得滯後和陳舊,國與國之間不再是一個個封閉的獨立的存在系統,我們幾乎所有的信息也都是開放性和透明性的,碎片化和快速性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互動性越來越強,沒有秘密和距離可言,這樣勢必隱秘性的東西會消失。而藝術上風格上要創造出大的異質性的東西卻是需要這種隱秘性和距離的。或者說未來世界中我們的文化將不再會出現迥異的邊界,我們會被更具有現代性的文明殖民,這種殖民將是根深蒂固的。那麼,張棗式的探索還會有意義嗎?或者說,他的意義有多大?中國的傳統與西方現代主義寫作之間會不會產生一種相互補充的東西出來。其實,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反觀中國古典詩歌對歐美現代詩歌的影響上看出端倪,中國古典詩歌經過龐德等人的翻譯傳播確實出現了像斯奈德這樣有著異質美學風格的一些詩人,但是我們在閱讀他們創作的文本上感到一種不滿足,就是這種文本介入不了現實生活上的宏大主題,處理不了那種大的社會題材,從而導致不夠深刻和厚重,大都困囿於一種自我情境上的言說。這種情況相應的也在張棗的身上存在,張棗的詩歌作品大都處於這樣一種狀態。我們經常談論的那首名作《鏡中》,《鏡中》的語言意象具有古典的韻味,整首詩歌營造出來一種夢幻的張力,但是我們認真去剖析,看到的其實也僅僅止於此,就是其語言意象營造出來的那種迷人的氣氛,詩歌內在裝載的信息量並不駁雜。站在更高的寫作要求與現代感的強度而言,《鏡中》沒有處理好,如果我們的寫作僅僅只是將一些古典詩句中的詞語移植到我們現在所使用的語言中,這種表面結合形成的詩歌寫作其實並不具有現代性的意味,沒有現代性就沒有藝術性,因為其一它沒有融入到真實的現代社會的生活現場,其二或者說他與一種基於生活現實基礎之上的超驗世界的融合也沒有做到位。我們如果在進行寫作時,沒有做足充分的材料準備和認知,貿然憑藉直覺抒寫可能會陷入一種陳詞濫調的虛假言說。張棗的另兩首《大地之歌》與《十月之水》卻處理得妥當很多,至少形成了一種中西文化差異下語言發聲方式上的駁雜,這跟他進入晚期的寫作經驗有關。然而,這兩首還是有一種區別,《大地之歌》雖然以「鶴」這個古老的東方意象為基底,但是整首的語調氣息卻瀰漫著西方式的現代,《十月之水》這首由一種東方式的語境佔主導,但在氣勢上卻弱於《大地之歌》。那麼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張棗後期的寫作一直在平衡這兩者的關係,而這種關係處理的是否妥當直接關切到寫作的成熟程度。我們現在可以總結到,張棗的寫作在這個方向上的完成度還是不夠的,當然這與他英年早逝有關。那麼,沿著張棗的這個向度,我們後來的寫作者如何去平衡好這個關係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在這個創作向度上做到極致,我相信將會出現一種美學形式上的「先鋒性」的東西,這種形式可以處理人與個人,人與自然的關係,但是處理不好人與這個現代大的社會背景下的關係,或者由此在這個程度上發展到哲學上的思考的關係,這些問題估計在這個美學形式下都處理不了,或者處理不好,因為「先鋒性」的寫作註定是劍走偏鋒的,它強調的是形式大於內容。按照通俗的比喻來說,我們可以成為古龍,但是成為不了金庸,我們可以成為卡夫卡,但是創造不出《戰爭與和平》樣式的寫作,亦做不到像《紅樓夢》那樣的「大融合」的東西。

那麼,我們接下來的寫作就是處理好張棗身上的這些遺留問題,這就是我們談論張棗的意義。繼他之後,我們的寫作者還將繼續會圍繞著我們傳統的邊界進行敲打,讓傳統在現代的語境中煥發出新的意義,從而讓這種中西文化差異下的撞擊變得更加劇烈,最終的結果就是將這種「撞擊」走向極致,我們期待新詩百年之後會出現這樣一種新的美學形式。這種新的裝置,能夠得以趨向完美得承載我們想要表達那些東西。

由張棗詩歌美學引發的猜想

馬遲遲:1989年生,湖南省隆回縣人。有詩歌散見於《詩刊》《星星》《十月》《揚子江詩刊》《詩歌月刊》等刊物與詩歌年度選本。現為湖南省詩歌學會專職副秘書長,《詩歌世界》編輯。輯有詩集《電影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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