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會在中美貿易戰中勝出？ |《華爾街日報》討論會摘要

新聞 11-05

魏玲靈與汪濤在討論會現場。圖片來源：Joyu Wang/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周三晚，《華爾街日報》在香港舉辦了一場面向中文讀者的討論會。《華爾街日報》駐華首席經濟記者魏玲靈、瑞銀投資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博士，共同探討了中美之間在貿易和科技方面的對峙，以及這一局勢可能產生的影響。

如何評價中國當前的經濟狀況？

汪濤說，市場對中國經濟的情緒比較悲觀，但從實體經濟的一些數據看，中國經濟沒有特別差。尤其是與2015年和2016年相比，現在企業盈利、鋼鐵生產、鋼價、煤價等一些反應經濟周期的數據比那時要好。她說自己的大宗商品和機械設備的客戶就說現在比那兩年好很多。

但她也表示，市場情緒反映了大家的預期。貿易戰的實際影響尚未到來，以及今年以來去槓桿、加強監管等政策也給經濟增加了下行壓力，尤其是在流動性上產生了一定的壓力。汪濤還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定調也符合她的上述預期：「穩中有變，下行壓力加大。」

中美貿易戰因何而起？

在中美貿易戰起因這一問題上，魏玲靈總結了三種演進的看法：特朗普想減小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中國缺乏知識產權保護並強制技術轉讓；貿易糾紛背後是兩國不同的經濟制度、政治體制乃至價值觀的衝突。

汪濤說，表面上看，特朗普在上任後試圖踐行競選時提出的承諾，比如縮小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把製造業崗位重新吸引回美國。

但究其深層次的原因，我們可以看到近20年來美國製造業在GDP中的比重下滑，製造業中的很多崗位流失到了國外。在全球化過程中，美國企業可能得利很多，但美國許多普通勞動者反而喪失了工作，貧富差距加大。這個過程恰好又是中國加入WTO，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過程，中國在世界市場上的份額增加。大家容易看到中國拿走了美國的就業，但忽視了科技進步以及產業鏈分工的影響。

以及，隨著中國逐漸取消對外資的優惠政策，美國或者歐洲企業在中國市場面臨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加之中國的知識產權報保護等方面做得不夠，外國在華企業面臨糾結。在汪濤看來，貿易戰的出發點仍是經濟利益的考量。但同時，美國鷹派人士趁著強硬總統上台，將貿易戰從經濟問題上升到政治制度、國家安全等層面。

魏玲靈補充說，在與華盛頓官員和智庫等人士交流的過程中發現，美國對中國政策轉變不光是經貿政策方面。原來完全只屬於經貿領域的問題現在和國家安全聯繫了起來。這也解釋了為何此輪經貿摩擦如此難以解決。

《中國製造2025》對中國和美國來說分別意味著什麼？

針對美國特別關注的以《中國製造2025》為代表的中國產業政策，汪濤說，過去幾十年的產業政策有利也有弊，利處在於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弊處在於容易導致產能過剩，光伏產業便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國內對《中國製造2025》也有爭議，信息技術等創新領域很難規劃。美國將《中國製造2025》作為焦點，並不是基於論證了中國產業政策的作用，而只是將其作為攻擊中國的一個例子。

同時，汪濤表示，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環境保護壓力加大，中國逐漸喪失過去的發展優勢。科技進步與全球化會使中國的就業崗位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對中國來說，要實現長期持久的發展必須向價值鏈高端轉移，這一過程中政策調整十分重要。雖然美國對中國的產業政策不認同、不歡迎，但對於中國來說，《中國製造2025》是長期計劃，是中國在中美貿易戰中不可放棄的核心目標。

中國如何應對貿易戰？

魏玲

靈

說，目前中央釋放的信號是：第一，先穩住國內經濟；第二，堅持改革開放；第三，廣交朋友。

放眼未來，中國改革開放的終極目標是什麼？

汪濤說，未來改革開放的目標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綱領性的文件中說得比較清楚了：讓市場在資源分配方面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政府的職能也相應有所改變。未來幾年著重於如何推進改革，將這些目標落實。

改革困難很大，涉及不同方面的改革牽涉不同的既得利益主體。比如社會保障制度中的戶籍制度改革，其中牽涉到的利益關係便是戶籍制度的受益者能否接受推廣「異地高考」。國企改革、稅收體制改革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是未來幾年比較重要的改革議題。

在國企改革問題上，汪濤說，西方投資者對國企改革的期待是私有化、大幅重組和破產，而這些是與中國目前的社會體制不吻合的。中國社會看重穩定，國企改革的目標是讓國企更有效、更強大，並不是取消所有國企。在過去幾年的供給側改革中，部分國企被合併重組而不是破產。在裁員、減產能、反腐的背景下，之前國企弊病之一——對投資約束不夠——現在已經得到了改善。

此外，國企與民企能否受到同等對待，尤其是獲取信貸和土地等資源上，也是國企改革的重要方面。

貿易戰是否會倒逼改革？

汪濤對此持肯定態度。她列舉了目前已經做出的改變：降低進口關稅、汽車行業逐漸開放以及金融行業的一些放開措施。社會上支持繼續改革開放的聲音也越來越強。中國經濟在2015年和2016年經歷了艱難時期，由此推出的供給側改革雖然因其包含非市場化的措施受到一些爭議，但的確起到了作用。這一經驗使中國在面對此次貿易戰的時候更有底氣。

人民幣是否會破7？

魏玲

靈

提及有關中國的匯率政策時說，如果中國真的讓市場來解決人民幣的問題，「人民幣早就破7了」。

汪濤說，目前人民幣面臨的貶值壓力比較大。一方面是中國經常項目的順差基本消失，在貿易戰影響下明年可能會是小的逆差。另一方面，美聯儲加息，而中國為了支持經濟增長，在利率上面臨下行壓力。

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為什麼卻仍在7以內徘徊？汪濤說，因為政府在嚴格管理著。至於為什麼不讓貶值？是因為，儘管讓人民幣貶值會對衝掉新征關稅上帶來的成本上升，也會促進國內經濟的發展，但其負面風險相當大：改變預期，導致資本外流，收縮國內流動性，引起人民幣更大程度的貶值。

市場不存在所謂的「均衡匯率」，市場往往會反應過激，如果人民幣一旦開始貶值，難以知曉什麼時候會停止，而這一過程會給企業和經濟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瑞銀預測人民幣兌美元今年大概率不會破7，明年順應下行壓力應該會到7.3左右。

現場觀眾提問：

貿易戰至今，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FDI)仍表現不錯，相反美國的FDI與中國相比差多了，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什麼？可否持續？

汪濤答：

中國市場巨大，長期來說進入中國的外資應該會相對比較穩定。而且貿易戰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不是立竿見影的，可能需要一兩年才會體現出來。貿易摩擦對經濟最大的負面影響是其帶來的不確定性。而對於美國來說，吸引企業資金迴流不涉及外資。

現場觀眾提問：

國企「競爭中性」是中國政府本意嗎？

汪濤答：

在壟斷性行業，國家對國企有明確定位，不可能實現「競爭中性」；而在競爭性行業，國企和民企在市場准入、資源方面尚不具有有平等的待遇，所以大家對「競爭中性」會持懷疑態度。

現場觀眾提問：

中國是否有債務危機？如果有的話，應該怎麼解決？

汪濤答：

中國債務問題的風險仍然很高，但短期債務危機的風險比較小。2015年/2016年債務危機的風險比較高，債務佔GDP的比重每年增長了20個點。過去兩年里，供給側改革使得過剩產能行業好轉、影子信貸得到控制、資本管制加強，債務危機的可能性比較小。但債務問題仍然存在。

現場觀眾提問：

12月份，特朗普會對中國加征關稅嗎？中國會在什麼地方做出讓步？

汪濤答：

我們的預測是目前美國對中國2,000億美元商品徵收的10%的關稅會在明年1月提升至25%，但有很大可能不會全面徵收關稅。中國給出的信號已經很明顯：中國願意多買美國農產品、能源產品，歡迎美國對華投資，放寬包括汽車、金融、能源等行業的市場准入，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但美國方面的標準在變化，不確定性比較大。如果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全面加征關稅，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會很大。應對措施上，仍是穩住國內經濟、堅持改革開放、廣交朋友這三點。

現場觀眾提問：

現在中國政府給出的信號混亂。一方面說改革開放，一方面又強調國企。對此怎麼看？

魏玲

靈

答：

中國「既要」「又要」的模式的確比較混亂，這也是市場覺得不確定性較大的原因之一。

現場觀眾提問：

在目前的債務情況下，中國進一步減稅、推基建是否可行？貨幣政策是否會進一步寬鬆？是否應該在相對寬鬆的環境下進行降槓桿？

汪濤答：

財政方面，債務問題、去槓桿和短期內刺激經濟發展不是完全一致的，這是一個短期和中長期目標之間的權衡。

短期內面臨的主要風險是經濟下滑的話，降槓桿的目標會稍微有折扣，經濟下滑太多對降槓桿也是不利的。財政上是有空間的，目前政府債務在GDP中佔70%，這個比例不是特別高。關鍵在於，如果進行財政支持，應該使用發國債等顯性手段。

貨幣政策方面，現在的「緊」來自於監管方面，而不是貨幣本身。貨幣政策配合其他政策使用，其他政策「緊」的時候，貨幣政策可以適當放鬆。考慮到當前的債務問題、去槓桿目標，未來政府刺激經濟的力度相比以前會比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