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玩是天地之間學問的根本，如何在亂世修身養性

美文 11-05

晚

Yez/Leaf.Chan

00:00/02:08

龍應台：祖籍湖南衡東，1952年出生於台灣，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後，赴美國求學，後獲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1988年遷居德國，在法蘭克福大學任教授，1999年，龍應台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長，2014年12月1日，龍應台發表辭職聲明。代表作：《目送》《野火集》《親愛的安德烈》《百年思索大江大海》。

上一百堂美學的課，不如讓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教一百個鐘點的建築設計，不如讓學生去觸摸幾個古老的城市;講一百次文學寫作的技巧，不如讓寫作者在市場裡頭弄髒自己的褲腳。玩，可以說是天地之間學問的根本。

——龍應台

沒有摸過樹的皮，聞過花的香，沒有走進過大自然，沒有穿越過一座古城，沒有在清晨逛過市場，那麼一個孩子如何能成長呢?這些看似無關緊要的經歷和玩耍，說不定比多做幾道習題，多背幾首詩歌更重要。龍應台說，孩子不會玩，就是缺點。

玩，是天地之間學問的根本

說到「玩」，你知道嗎?我覺得不懂得「玩」，確實是一種缺點。怎麼說呢?席慕蓉曾經說，如果一個孩子在他的生活里沒接觸過大自然，譬如摸過樹的皮、踩過干而脆的落葉，她就沒辦法教他美術。

因為，他沒第一手接觸過美。

我有一個非常欣賞的作者，叫沈從文，我覺得他的文學魅力來自他小時的逃學經歷——到街上看殺豬屠狗、打鐵磨刀的小販，看革命軍……這給他呈現的是人生百態。在街上撒野給予他的成熟和智慧可能遠超過課堂里的背誦。

兒子小的時候，我常帶他去劇場看戲，去公園裡餵鴨子，在廚房裡揉麵糰，到野地里玩泥巴、采野花、抓蚱蜢、放風箏，在花園裡養薄荷、種黃瓜，去萊茵河騎單車遠行……

現在，他大了。自己去巴塞羅納，去看建築，看雕塑。

我和席慕蓉的看法是一致的：

上一百堂美學的課，不如讓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

教一百個鐘點的建築設計，不如讓學生去觸摸幾個古老的城市；

講一百次文學寫作的技巧，不如讓他在市場裡頭弄髒自己的褲腳。

孩子的「離開」是去開展他自己

母親想念成長的孩子，總是單向的;充滿青春活力的孩子奔向他人生的願景，眼睛熱切望著前方，母親只能在後頭張望他越來越小的背影，揣摩，那地平線有多遠，有多長。怎麼一下子，就看不見了。

父母親，對於一個20歲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棟舊房子：你住在它裡面，它為你遮風擋雨，給你溫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會和房子去說話，去溝通，去體貼它、討好它。搬傢具時碰破了一個牆角，你也不會去說「對不起」。

父母啊，只是你完全視若無睹的住慣了的舊房子吧。

我猜想要等足足20年以後，兒子才會回過頭來，開始注視這座沒有聲音的老屋，發現它已殘敗衰弱，逐漸逐漸地走向人生的「無」、宇宙的「滅」。那時候，兒子才會回過頭來深深地注視。

我知道：和兒子的緣分，在這一生中，將是一次又一次地看著他離開，對著他的背影默默揮手。以後，這樣的鏡頭不斷重複：兒子上中學，看著他衝進隊伍，不再羞怯;兒子到美國留學，在機場看著他的背影在人群中穿插，等著他回頭一瞥，他卻頭也不回地昂然進了關口，真的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兒子正在離開他的朋友們，他正在離開小鎮，離開他長大的房子和池塘，他同時也正在離開我。這，是一種永遠的離開。

但我明白，兒子一定要「離開」，才能開展他自己。所謂父母，就是不斷對著背影既欣喜又悲傷、想追回擁抱又不敢聲張的那些人。

孩子的快樂最重要

我要求兒子讀書用功，不是因為我要他跟別人比成績，而是因為，我希望他將來會擁有選擇的權利，選擇有意義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謀生。當他的工作在心中有意義，他就有成就感。當兒子的工作給他時間，不剝奪他的生活，他就有尊嚴。成就感和尊嚴會給兒子帶來快樂。

對我最重要的，不是兒子有否成就，而是他是否快樂。而在現代的生活架構里，什麼樣的工作比較可能給孩子帶來快樂?

第一，它給他意義，工作不把他綁架，不做工作的俘虜;

第二，它給孩子時間，容許他去充分體驗生活。

我不介意兒子是否平庸，但要兒子找到快樂的自己。如果我們不是在跟別人比名比利，而只是在為自己找心靈安適之所在，那麼連「平庸」這個詞都不太有意義了。

「平庸」是跟別人比，心靈的安適是跟自己比。千山萬水走到最後，我們最終的負責對象，還是「自己」二字。因此，你當然沒有理由去跟你的上一代比，或者為了符合上一代對你的想像而活。

抓住父母的有效期

孩子在小的時候，父母對他們來說是萬能的，是完全可以依靠的。這就是父母對孩子教育的黃金時期。

等孩子到了青少年時期，父母的有效限期就快到了，該說的，該教的，該做的，應該早就都做足了，是到了驗收的時候了。這驗收的是父母的教育方針，也是孩子對外界的應變能力。

過期後的父母再怎麼努力，也比不過10年前來的有效了，要認知收手和承受的事實。所以，我們必須要在黃金時期內幫我的。

亂世修身

我評斷一個人的品格，不看他如何對待比他地位高的人，而看他如何對待比他地位低的人。

在全世界看不到的地方，獨處的自己可不可以為所欲為？與群體相處的親與疏、進與退、逆與順，如何考量？個人相對於國家，責任和義務之間一刀怎麼切下？在更宏大的「天下」、「宇宙」之下，個人的位置在哪裡？

▍修身啟蒙

在台灣成長的我，「修身」課是從何時開始的呢？

第一個浮現的是父親的聲音。冬日的清晨天色陰沉，大家都還在被窩裡貪戀溫暖的時候，他像士兵對軍營吹號一樣用愉悅得近乎恐怖的聲音扯開喉嚨大喊：

黎明即起，洒掃庭除，要內外整潔。

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

我的洪荒初始湖南家鄉話，就是這幾句朱子格言！

掙紮起床以後，昏昏沉沉坐下來吃早飯，他就繼續：

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

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

出門發現要下雨了，他一定要你帶傘，可是帶傘，多沒氣質啊，不要不要，他就說：

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

當我的小學同學們還把「綢繆」讀做「周廖」的時候，我可是清清楚楚知道它該念做「仇謀」。我的修身啟蒙，就是這魔音穿腦的朱子格言，毋庸置疑。

等到長高一點了，他開始想跟我談他的同鄉，一個姓曾名國藩的人，但是父親往往不連名帶姓叫他「曾國藩」，他的這個湖南同鄉的名字有四個字，叫「曾文正公」。我長高一點了，代表也懂得閃躲了，所以被叫去立正聽講的，通常是身為長子、身負重任的哥哥。曾文正公的修身十二條，對我的影響就小了。

可是，逃得了家長，逃不了學校。身為民國的小孩，第一首修身歌，全都跟身體有關。

衛生第一條，洗手記得牢，飯前大小便後，一定要洗凈。

衛生第二條，東西要分清，茶杯碗筷手巾，不借給別人…

衛生第四條，大便要按時，最好每天一次，再也不能少

衛生第五條，手帕記得牢，咳嗽或打噴嚏，蒙著口與鼻…

衛生第七條，常常要洗澡，至少每天一次，能多也更好…

衛生第九條，刷牙記得牢，早晚各刷一次，牙縫要刷到。

《國民生活須知》成為全民的修身守則。很多大陸人到了台灣之後對台灣人溫文爾雅的進退舉止印象深刻，我就會想起林林總總九十六條《國民生活須知》里的第九條：

舉止穩重，步武整齊。乘車搭船，上落莫擠；

先讓婦孺，老弱扶持。拾物還主，相識見禮。

噴嚏對人，吐痰在地，任意便溺，皆所禁忌。

公共場所，遵守紀律。就位退席，魚貫出入；

莫作吵鬧，莫先搶說。約會守時，做事踏實。

當然不能說，台灣人現在的「氣質」都來自這些政府推動的修身教育。一九三四年蔣介石一推出新生活運動，胡適就大加批評說，國民素養不可能來自從上而下的宣傳運動，它必須植根於總體的經濟發展，因此政府的首要責任應該是提升人民的經濟水平而後國民素養才會水到渠成。胡適所說的，基本上就描述了幾十年以後台灣逐漸發展出來的模式。

我們的時代比從前亂嗎？

一八七四年李鴻章的變局描述，其實提醒了我們：

全球化和科技發展所帶來的震撼，並不始於今日。新時代衝撞原有價值秩序而造成迷惘，也不是今天才有。

我們生在怎樣一個奇怪的世界！

一面有偉大的進步，一面是無情的摧毀；

一面是精微的知識，一面作殘暴的行動；

一面聽道德的名詞，一面看欺詐的事實…

宗教的勢力衰落，道德的藩籬頹毀，權威的影響降低。

舊的信仰式微，新的信仰尚未樹立。

在這青黃不接的時代...人趨於彷徨，由彷徨而懷疑，由懷疑而否定，由否定而充分感覺到生命的空虛。

這段話彷彿在描述二零一七的時代情緒，卻是曾任北京清華大學校長的羅家倫在一九四二年所寫，而他的時代，頭上有轟炸機群丟擲炸彈，腳下是熾熱冒煙的焦土、肚腸爆裂的屍體。

在命如螻蟻的亂世中，修身有意義嗎？經歷了慘烈的重慶轟炸的梁漱溟，或許是一種答案：

……一九四零年五月初旬的一天... 我們逃警報回來，發現學校操場中心放著一張藤圈椅，問下來知是我們的客人在警報時間內，從房內搬來坐著看書的。

那客人鼻架無邊框眼鏡，身穿長袍馬褂。是梁先生！長袍馬褂是國民參政會的禮服。

漫天硝煙中一張安靜的藤椅、一襲整齊的禮服，是梁漱溟在展示他修身的淡定——平時如是，戰時如是；盛世如是，亂世如是。

▍大解構

但是二十一世紀所面臨的挑戰，絕對嚴峻。二零一七年一月發表的二十八國「信任」普查極為憂慮地指出，民主世界裡人民對於機構的信任度降到前所未有的新低。全球化和網路科技的快速發展，導致了原有權威結構的崩潰解體——人民不信任總統、不信任國會、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媒體，不信任知識菁英，不信任企業，不信任慈善機構……

信任是治理的基礎，基礎崩塌，整棟大樓會如何？李鴻章、羅家倫、梁漱溟的時代，知識菁英雖然面對天崩地裂的變局，但是他們可以很篤定地相信，自己是重要的，修身是為了齊家、治國，然後要給天下帶來太平。今天的知識菁英面對的是自身位置的流失。當網路科技把知識話語權的門檻拆掉以後，羅家倫時代讀書人的自我期許在網路時代簡直變成了「笑話」：

知識分子是民族最優秀的份子，也是國家最幸運的寵兒。如果不比常人負更重更大的責任……如何對得起國家民族的賜予？... 身為知識分子，就應該抱一種捨我其誰、至死無悔的態度，當民族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知識分子的責任尤為重大。

知識菁英在社會結構里不再具有話語的專有權，這才真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問題是，一方面知識菁英失去了影響社會的權威，另一方面，前瞻長遠未來、尋覓問題出路，其實又不能缺少知識菁英，在這樣兩頭不銜接的大解構變局裡頭，讀書人如何找到新的位置，是一個全世界都在探索的巨大課題。

時代結構劇變，處理新時代，需要新的智慧，新的工具，因為原有的，全部不夠用了。亂世需要更深刻的自省能力，更開闊的處事哲學，更宏大的未來眼光，這些，初始起點不外乎修身。

生死課

我的孩子朋友們在他們人生的開始就有機會因目睹而理解：花開就是花落的預備，生命就是時序的完成。

▍最後的搖籃

有一年我到了一個小鎮叫吳集，在湘江的支流洣河畔。沿著河是一條彎彎曲曲的古街，家家戶戶門檐相銜，老人坐在大門口閉著眼睛曬太陽，花貓從門檻裡邊探頭出來喵喵叫。傳統的老屋裡頭都很暗，但是當我這麼一腳高一腳低走過，屋子裡有一件東西是看得很清楚的。

幾乎每一家幽暗的堂屋裡都擺著一個龐大的棺材。

所有關於死亡的聯想頓時浮現，像走路時突然一張大蜘蛛網蒙得你滿頭滿臉。河裡有披髮的水鬼，山裡有跳動的殭屍，樹上弔死的人在蹬腿，鬼火在田埂間閃爍，棺材總是在半夜發出指甲抓木板的聲音……

我在河邊一塊大石頭坐下來，開始檢討自己：為什麼二十一世紀的我看到棺材覺得恐怖？屋裡若是擺著一個搖籃，我會覺得靜謐幸福，而棺材只不過是一個人最後的搖籃，為什麼我感受的是恐怖？

那坐在棺材前面舒舒服服曬太陽的老頭，對棺材的想像和我是截然不同的。他和他的同代人，只要有一點財力，一過四十歲就趕快為自己買下一口棺材，放在客廳里象徵升官發財，如同我們買玫瑰花傾吐愛情、百合花傳達純潔，或者過年時擺出一盆黃澄澄的橘子樹，祈求好運。

棺材也是他的金融保險，告訴子女，以後他的喪葬不會成為他們的負擔。女兒出嫁時，如果負擔得起，他甚至可能在嫁妝清單里包括女兒的棺材，豪氣地贏得夫家的尊敬。

棺材，和珠寶、汽車、房產一樣，是辛勤累積的資產；死亡，和出生、結婚一樣，是尋常生活的一日。

為什麼到了我的所謂現代，死亡變成一個可怕的概念，必須隱藏在看不見的地方？

▍小白花

而你是從那個時代走出來的人，美君，從小就騎竹馬繞著你外婆的棺材玩耍長大。如果不是在二十四歲時永別了家鄉，你很可能在四十歲那一年就為自己買好了棺材，或者二十歲出嫁時就帶著自己的棺材走進了夫家。

可是你突然變成一個離鄉背井的人。

離鄉背井的意思，原來啊，就是離開了堂屋裡父母的棺材，而且從此無墓可掃。

你知道我在苗栗讀小學時最羨慕的，就是同學常常有機會請假。他們突然消失幾天，回來時手臂上別著一朵小小白花。他們「享受」的是喪假——曾祖父死了、曾祖母死了、叔公死了、舅公死了、祖父死了……

鄉下的孩子活在大家族的網路里。竹林簇擁著三合院，三合院簇擁著曬榖場，曬榖場旁種幾株香氣甜膩如麥芽糖的含笑樹。牆上掛著幾代祖先的黑白肖像，井邊坐著遠遠近近的親戚嗑瓜子聊天。辦喪事時，整個村子都活躍起來——大半個村子同一個姓。

我知道的是，清明節的時候，夥伴都不找我了，因為他們必須跟著家族去掃墓。有時候，一家一姓的墓從各方湧來幾百人祭拜。我不知道的是，這些夥伴們在上一門學校沒教而我沒機會上的課。

在綿密的家族網路中，他們從小就一輪一輪經驗親人的死亡；他們會親眼看見呼吸的終止，會親手觸摸骨灰罈的花紋，會體驗「失去」的細微感覺。他們在日常生活里就熟知：在同一個大屋頂下，他們在長智齒，而有人在老，有人在病，有人在死，有人在地下腐化成潮濕的泥土，有人在土裡等候七年的撿骨。我的孩子朋友們在他們人生的開始就有機會因目睹而理解：朝菌暮枯，夏蟲秋死，花開就是花落的預備，生命就是時序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