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龍國：山東大型胡人石雕像與歐亞文化交流

原標題：徐龍國：山東大型胡人石雕像與歐亞文化交流

內容提要：漢武帝開通絲綢之路之前，還存在一條歐亞交流的草原之路。在草原之路上，游牧民族作為流動的載體，成為傳播東西方文化的橋樑，石刻藝術的出現即是這種交流的產物。本文考察了山東6尊大型胡人雕像出現的歷史背景，闡述了石刻藝術的源流，以及歐亞文化交流對秦漢及其之前石刻藝術的影響。秦漢時期，在宮殿前面樹立銅人成為通行的做法，墓前立石人是對宮殿立銅人的摹寫。張騫鑿通西域以後，新一波外來文化因素進入中原，促成了墓上石雕的出現。墓上石雕最早見於霍去病墓，如果說馬踏匈奴雕像是戰爭的寫照，那麼山東胡人石雕像則是和平時期民族融合的反映。這些大型胡人雕像，可能是墓主生前的文臣、武將，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胡人在漢朝為官的史實。山東地區發現的胡人雕像以及數量眾多的墓上石刻，是其善於接納外來文化因素，鐵器製造業發達的見證。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山東地區發現了6尊大型胡人石雕像，筆者曾專門撰文，介紹並論述了這些胡人雕像的發現、命名以及用途問題，認為他們並不是鎮水守橋的石人，也不是民間祭祀的對象，而是與漢人形象的石雕像一樣，都是立於墓前的翁仲。文中還結合文獻記載，論述了漢代墓上石刻的產生與發展過程。本文擬就胡人石雕像出現的歷史背景、石人雕刻藝術的來源及發展軌跡等問題再作討論，以此向大家請教。

一、大型胡人石雕像簡介

山東發現的6尊大型胡人石雕像，其中4尊集中分布於漢代齊國境內，發現地點分別位於青州瀑水澗(圖一：1)、臨淄稷下街道徐家莊(圖一：2)、臨淄金山鎮左家莊(圖一：3)、臨淄西孫徐姚村(圖一：4)。4尊雕像造型及雕刻風格比較一致，形體均比真人高大，最高的青州胡人像高達305厘米，臨淄左家莊胡人像已殘，殘高170厘米。徐家莊和左家莊胡人像，還著意刻畫出或凸或凹的乳房形象，雖然表現技法不是十分寫實，但是也特別引人注目，這在中國古代雕刻藝術品當中實屬罕見。

圖一　山東青州、臨淄大型胡人石雕像

1.青州瀑水澗胡人石雕像 　2.臨淄徐家莊胡人石雕像 　3.臨淄左家莊胡人石雕像　 4.臨淄徐姚村胡人石雕像

另外兩尊胡人石雕像的發現地點，分別位於兗州城東堯祠及鄒城城關鎮西關居委會院內。二者形體均比真人小，沒有前四尊那麼高大。兗州胡人像高135厘米(圖二：1)，鄒城胡人像高148厘米 (圖二：2)。

圖二　山東兗州、鄒城大型胡人石雕像

1.兗州堯祠胡人石雕像 　2.鄒城西關胡人石雕像

大型胡人石雕像主要見於齊國境內，出土地點分布於漢代齊國故城的南面，徐家莊和西孫徐姚村石人出土地點，北距齊故城桓公台遺址約5公里，左家莊石人出土地點，東北距桓公台遺址約18公里，青州胡人像出土地點稍遠一些，西北距桓公台遺址約20公里(圖三)。

圖三 山東青州、臨淄胡人雕像出土地點位置圖(作者製圖)

從已往的考古發現看，齊國故城南面是漢代重要的墓葬區，地面上至今保留一座座高大封土，其中大部分封土墓應是東漢墓葬。1984年發掘的臨淄金嶺一號東漢墓，東北距齊國故城15公里，墓上有高大的封土，地下為多室帶迴廊的磚室墓，墓主可能是東漢第三代齊王劉石。1992年發掘的臨淄商王村墓地北距齊國故城約5公里，其中2座東漢晚期畫像石墓，東西並列，共用一座高大的封土，被多次盜掘，只剩下陶器及玉握、玉劍璏、水晶珠等小件遺物，墓內有一塊畫像石屏風，封土南面地表還有一對石羊，墓主身份可能較高。金嶺一號墓年代大約在章帝或明帝時期，未發現墓上石刻，可能與其年代較早或墓主身份有關。商王村2座畫像石墓已處於東漢晚期，因而既有畫像石，也有墓上石刻。臨淄徐家莊胡人雕像尖帽的柿蒂紋是戰國秦漢時期銅器、玉器及漆器上常見裝飾紋樣。大型胡人雕像與東漢晚期畫像石上的胡人畫像及浮雕像風格相同，如山東臨沂吳白庄畫像石墓前室西過梁南壁及中過梁北壁支柱上的浮雕胡人像，其面部形象幾乎與大型胡人雕像相同(圖四)。青州胡人尖帽及其腰部衣紋上、臨淄左家莊胡人腰部衣紋上均飾有菱形穿璧紋、水波紋，這種紋飾與安丘董家莊東漢晚期墓上的紋飾也十分一致。由此推測，青州、臨淄發現的大型胡人石雕像大約在東漢中晚期，歷年來，臨淄發現的大批石羊、辟邪等石刻似乎也應在這一時間段內。

圖四 山東臨沂吳白庄畫像石墓浮雕胡人像

二、胡人石雕像出現的歷史背景

墓上置石人，是對宮殿布置銅人的再現與寫照，也是漢代事死如生的反映。自秦代以來，宮殿前面往往立有銅人作為儀仗。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統一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以為祥瑞，於是收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立於宮前，銅人上還刻有統一全國的詔書。漢代宮殿前往往放置銅鑄作品，如未央宮金馬門前的金馬、天祿閣前的天祿、白虎殿前的白虎、建章宮金鳳闕的金鳳、建章宮神明台上的銅仙人承露盤、上林苑飛廉觀的飛廉等。秦始皇十二金人在秦滅亡以後，移至漢長樂宮大夏殿前。漢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擊敗匈奴，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亦置之甘泉宮。班固在《西都賦》中描寫未央宮：「左墄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漢書·郊祀志下》載：「（甘露元年）其夏，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鍾簴、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時以為美祥。」由記載看，西漢長樂、未央、建章宮都有銅人，東漢亦然。《後漢書·靈帝紀》：中平三年（公元186年）二月，「復修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鐘四，及天祿蝦蟆，又鑄四齣文錢」。注曰：「天祿，獸也。時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列於倉龍、玄武闕外，鍾懸於玉堂及雲台殿前，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事具《宦者傳》。」

由此觀之，墓地出現的這些石刻，包括石人、石獸等，應是宮殿前面銅人、銅獸的摹寫和再現。因此，李零先生認為，「它們是從帝王日常生活的宮室移用於他們死後安息的墓葬。這種移用不是孤立的，而是成套成組的，不僅翁仲是來源於宮室，其他墓上石刻也往往如此」。筆者注意到，在宮殿宮門前面所立的均為銅像，而在墓葬前面及苑囿中所立的則變為石像。秦始皇為追求長生不老，修築蘭池時，在池中築有蓬萊、瀛州二島，並刻石為鯨，放入池中。後來，此舉被漢武帝發揚光大，不僅修建昆明池時放置石鯨，在昆明池東西兩岸立石牛郞、織女，以象天漢，而且修建建章宮太液池時，也在池中築有蓬萊、瀛州、方丈三山，當然池中也少不了巨大的石鯨。漢武帝時所刻的牛郎、織女雕像及兩池石鯨，至今仍然存世，其雕刻風格與霍去病墓上石刻十分相似，均粗具其形，顯得古樸大氣。對於石雕作品的出現，巫鴻先生的解釋是，石質建築屬於死者、神祇和仙人，石材一方面與死亡有關，另一方面又與升仙有關。由生前的銅像變為死後的石像，意味著得道成仙和生命的永恆。

胡人雕像的出現，是漢匈關係的寫照。兩漢時期，漢人與匈奴，一在中原，一在北方，漢人以農業為主，匈奴以游牧為主，兩股強大的政治勢力，大致以長城為界，你來我往，衝突不斷，戰爭成了兩個政治集團之間交流的主要方式。隨著二者力量的此消彼長，交流的形勢也不斷發生變化，前期以戰爭為主，後期以交流融合為主，整個兩漢時期，漢人與匈奴在經濟、文化、民族風俗等方面交流日益加深。在漢朝的持續打擊下，匈奴失去了對西域的控制權，而且分裂為南北兩部。公元前51年，北匈奴遠遁，南匈奴呼韓邪單于內附。公元前36年，陳湯率軍斬北匈奴郅支單于，宣告了漢匈之戰中漢人的基本勝利。此後，大量內附的匈奴人逐步擺脫游牧的生產生活方式，朝向半牧半耕演進，並與漢人雜居融合。

在這種歷史背景之下，中原對匈奴的社會生活產生了重要影響，如中原漢人的鐵器、絲綢、漆器、銅鏡等，對北方民族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而北方匈奴的馬、牛、羊及皮革製品也是內地人所需要的。匈奴對中原地區的飲食、器具、語言、風俗、社會信仰，以及繪畫、雕塑、音樂、舞蹈等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如文獻記載，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從發現的漢代遺物看，匈奴人的形象廣泛出現在漢代的壁畫、畫像石、畫像磚、雕塑、器物上，匈奴與中原漢人風俗不同，體貌有別，成為漢文化中很重要的外來之風，這些藝術造型反映了匈奴在中原人心目中的形象。

匈奴人深入到漢人生活的許多方面，從發現的漢代圖像資料看，在「胡漢戰爭圖」中，他們通常是作為戰爭的一方出現在畫面中，有時作為獻俘圖中的戰俘，有時也作為漢軍的一員參加對北匈奴的戰爭。除此之外，他們還大量出現於和平時期漢人的生活畫面中，有的作為使者，有的為質子或商人，更多的是作為胡奴參與農業生產、畜牧養殖、家務勞動、看門護院、雜技舞蹈表演等；少數人還加入到漢人的統治集團內。如嘉祥武梁祠就有休屠畫像，在這幅畫像中，作為胡人的休屠正與騎都尉對坐而語，其坐姿及服飾已經完全漢化(圖五)。

圖五 山東嘉祥武梁祠休屠畫像

匈奴人進入漢境，有相當一部分成為戰俘，有的淪為奴隸參加勞作、守門、養馬、放牧等。如1934年河南方城縣楊集鄉余庄村出土的守門奴畫像石，就刻畫了一位右手擁彗、左手持鉞於肩的胡奴形象。從畫面看，胡人多須，蓬髮，無冠，左頰似為黥印，高鼻深目，下頜上翹，畫面右上方刻隸書「胡奴門」三字(圖六)。

圖六 河南方城楊集守門奴畫像

漢代的守門奴，不僅有胡人，而且也有漢人。漢人守門人或擁彗，或手執劍、杖、斧、鉞，均為定型化的武士形象。如山東曲阜矍相圃兩尊石人，一尊兩手拱立，為「漢故樂安太守麃君亭長」，一尊雙手拄劍或杖，為「府門之卒」(圖七)。兩尊石人最早收錄於清代牛運震的《金石圖》中，保存皆好。

曲阜東漢魯王墓兩尊石人，與此造型相近，均頭戴武冠，身穿長袍，右衽，一尊拱立，另一尊雙手握柄，扛於右肩上，可惜所扛之物已殘，推測可能是彗或斧鉞之類(圖八)。

圖七 山東曲阜「漢故樂安太守麃君亭長」及「府門之卒」石人雕像

圖八 山東曲阜東漢魯王墓石人雕像

河南登封中嶽廟前的兩尊石人雕像，高約100厘米，一尊雙手拱立，一尊持兵器護衛。原來是墓上的石刻，後人移於中嶽廟中，其風格與曲阜「府門之卒」極其相似 (圖九)。

圖九 河南登封中嶽廟石人雕像

曲阜矍相圃石人，一為亭長，一為府門之卒，其他幾例似亦如此。亭長為秦漢時期的低級官吏，一般十里一亭，亭有亭長，掌治安警衛，兼管停留旅客，治理民事。從其裝束看，亭長穿長袍，拱手，戴武冠，但手中沒有武器；府門之卒身披鎧甲，雙手握劍。二者似可看作一文一武，前者更重民事，後者重武事，共同肩負守衛之責。

山東鄒城西關胡人雕像，與其他幾尊坐式胡人像不同，為站立像，並且手持斧鉞或擁彗，當為守門的胡奴形象。兗州胡人像，為跽坐式，雙手執弩，為武士形象。除以上兩尊外，其他跽坐式胡人石雕像都沒有執鉞，也無擁彗，說明他們既不是「胡奴門」，也不是「府門之卒」，因此不是低等胡奴。他們雖為跽坐姿式，但態度恭敬，而且身穿華麗的衣服。由此判斷，他們的身份可能與漢人形象的翁仲相似，亦可分為一文一武，是胡人文臣、武將形象。有的學者以其坐姿判斷其身份較低，認為跽坐是身份低下的人的姿勢，這是對漢代跽坐姿勢的曲解。漢代從皇帝貴族至一般平民，正式場合的坐姿就是我們後來所說的跪姿。仔細觀察發現，大型胡人像均身穿絲綢，赤腳而坐，符合貴族及官員進殿禮儀要求(圖一〇)。《禮記·曲禮上》：「待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畢竟「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只是皇帝賜於極少數大臣的榮耀。

圖一〇 臨淄徐家莊胡人雕像

文獻記載，漢代皇帝身邊有不少胡人隨侍，有的是以人質身份送到長安的西域王子，有的是對方的使者或譯官。胡漢之間交往頻繁，使者、譯官往來於道，在和平時期，各方使者受到應有的禮遇，但雙方交惡時，使者又往往被扣留不遣，有時幾年，有時甚至十幾年留在對方，有的成了對方陣營里的一員。

胡人在朝為高官者也不在少數，其中不乏文臣、武將，尤以漢武帝時期的金日磾最為著名。邢義田先生認為，武氏祠中的「休屠像」畫的就是休屠王子金日磾。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武帝元狩中，昆邪王與休屠王密謀降漢，休屠王后悔，昆邪王殺之，並將其眾降漢。金日磾以父不降被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後被漢武帝擢升為馬監，後來逐步升遷，官至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出則驂乘，入侍左右。因教子有方，其母亦被武帝畫像於甘泉宮。武帝臨終，金日磾與霍光同為輔佐大臣。死後陪葬茂陵，謚號敬侯。

金日磾、金倫及其子孫封襲爵號，世代為官，直到西漢之末。《漢書》著名者有17位之多，如金日磾之子賞、建，金倫之子安上等。金賞為奉車都尉，嗣節侯，太僕，光祿動。金建為駙馬都尉。金安上為侍中，都成侯，建章衛尉，謚號亦為敬侯。自金日磾被漢武帝賞識重用，一直到王莽時期，金氏子孫都在漢朝做官，並深受重用，歷七帝侍於帷幄之中。

武將中也有許多是匈奴降將，如跟隨衛青、霍去病北擊匈奴的前將軍翕侯趙信、校尉句王宜冠侯高不識、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靬等都為匈奴人。胡人也大量出現於一般官員的家庭之中，為官員的日常生活提供服務，有時還擔任官員的參謀與顧問。跟隨張騫出使西域並為其立下汗馬功勞的唐邑父也是胡人。由此推測，立於墓上的胡人文武官員雕像應是這種社會現實的再現。

有胡人雕像的墓，其墓主身份可能是級別較的高貴族或官員。從山東曲阜魯王墓、樂安太守麃、弘農太守張伯雅石人看，墓上能夠立石人雕像的，大概為諸侯王及二千石或以上的官員。

唐人封演云：「秦漢以來，帝王寢陵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馬之屬，人臣墓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屬，皆所以表飾墳壟，如生前之儀衛耳。」雖然封演所言不一定完全正確，如東漢宗資墓及州輔墓都有天祿、辟邪，但是至少說明帝王陵寢及人臣墓所用石雕是有區分的，東漢帝陵至今未見石人雕像。

三、石人雕刻藝術的來源及歐亞文化交流

如上所述，秦漢時期，宮殿前面往往立銅人作為儀仗，陵墓前立石人是宮殿前立銅人的仿照。由銅質改為石質，反映了生死觀念的變化，意味著生命的永恆。石人首見於漢武帝時期的霍去病墓，此墓出現了大批石雕，由20世紀初的照片看，許多石雕是放置在墓葬封土上的，而石人則立在墓前神道兩側。石人少有雕琢，形象不清。目前能夠見到最早的匈奴形象出現在馬踏匈奴石雕中。在這個雕像中，匈奴身處馬下，一副被征服者的形象，頭部從馬的兩個前肢之間伸出, 有散亂的長髮與短髭，雙目圓睜，張大嘴巴，似在掙扎呼號，右手持劍或矛，左手持弓。這尊匈奴雕像，雖非單體，卻是目前所見最早的一尊匈奴石雕像。相對於東漢胡人雕像，缺少高鼻深目的刻畫，然而，一頭披髮和極長的鬍鬚更有特色。東漢時期繼承了在神道兩側放置石雕的做法。

林梅村及段清波先生都認為石刻藝術源於秦文化。從考古發現看，這個推論似乎可成定論。秦人所居本為犬戎之地，其石刻傳統應與它所處的位置有關。秦最先接觸到這種外來的文化因素及石刻技術，從記載看，殷周之際似已有之。《史記·秦本紀》：「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來。是時蜚廉(秦祖先)為紂石(槨)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送葬於霍太山。」考古發現證明，從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在內蒙古、陝西及山西北部、甘青地區存在大量的石棺葬。霍太山及秦的發祥地就在這一區域內。自春秋晚期以來，秦國就零星出現了墓葬及園林石刻，如春秋秦景公墓的石磬、石馬頭等。戰國秦昭襄王時又出現了一批石雕作品，如詛楚文、都江堰鎮水三神石和蜀守李冰造五石犀等。隨著秦的逐步東遷，把這一文化因素傳播到中原地區。至秦始皇時期，伴隨秦始皇東巡，留下了碣石刻石、之罘刻石等七組刻石。秦始皇時所謂臨洮見大人，身高5丈（約11.5米），足長6尺（約1.38米），並非真人，懷疑見到或聽到的可能就是大型石雕像。秦始皇陵墓出土的兵馬俑，如此逼真寫實，其藝術風格在中國古代藝術史上來無蹤去無影，而這種新的藝術元素絕非空穴來風，定有其文化交流或人員往來的歷史背景，只不過這些交流或往來被歷史所淹沒而已。

如果再向前追溯，可以發現石刻來源於歐亞草原文化。最早受到歐亞草原文化影響的是地處北方的陝西神木石峁文化，之後有陝北的清澗李家崖文化以及河北平山戰國中山國國王墓。陝西神木石峁城址過去曾發現一些小型人物石雕像，說明至少從新石器時代末期就與歐亞草原有一定的文化聯繫。雕鑿、使用石雕人面像在中國東部地區的史前文化中非常罕見，而在歐亞草原西部則源遠流長。南西伯利亞和新疆地區使用石雕人面像大約是從公元前2500 年左右的奧庫涅夫文化和切木爾切克文化（約公元前2500—前1800 年）開始的。

李家崖人物石雕像刻於一塊梯形石上，正、背面以粗陰線刻出骷髏體人像，高42、寬24～31厘米 (圖一一)。林梅村先生認為它和中亞草原卡拉蘇克晚期石雕人像如出一轍。清澗李家崖文化是商周時期河西白狄所創造的文化。從文獻記載及考古發現看，白狄與秦、晉等國交往密切，並深受中原文化的影響，戰國時期又受到北方歐亞草原文化的影響，至戰國晚期，河西白狄文化區被納入到秦國版圖。

圖一一 陝西清澗李家崖人物石雕

中山刻石發現於中山王

墓陵園東部，靈壽城西門闕外，為一件「監囿守丘」刻石，長90、寬50、厚40厘米。上刻兩行文字，敬告來者，此為王陵(圖一二)。中山國是白狄東遷的一支鮮虞所建，戰國時期曾先後被魏、趙滅國。中山刻石既具有外來的形式，又具有中原的內容，是兩種文化相互交融的產物。李家崖及中山石刻都受到了北方歐亞草原文化的影響。隨著河西白狄併入秦國版圖以及中山國的滅亡，他們的石刻藝術進程被中止。然而，秦國的石刻藝術仍然繼續發展。由此可見，不僅秦受到了草原石刻藝術的影響，位於中國西部及北部地區的其他文化也受此影響，秦是後來的集大成者。

圖一二 河北平山中山國「監囿守丘」刻石

在漢武帝開通絲綢之路之前，實際上早就存在一條歐亞交流的草原之路。在這條草原之路上，游牧民族作為流動的載體，成為傳播東西方文化的橋樑。他們把東方的黍、絲綢等傳到西方，把西方的小麥、黃牛、綿羊、馬及金屬冶煉、製造馬車、玻璃等技術傳到東方。由於受西北游牧民族的影響，歐亞文化之間的交流一直在持續不斷地進行之中。從石刻的發現及遺存來看，也是受西方影響的結果。

段清波認為，石刻碑銘和石雕藝術在埃及、波斯及地中海地區，不僅出現的時間早，而且內容豐富，工藝成熟發達。從絲綢之路沿線的資料來看，石刻石雕藝術呈現出從西向東傳播的跡象，從埃及、巴比倫到希臘，再到地中海沿岸，然後是波斯帝國境內，再到阿育王時期的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區，再到中國。石刻藝術品出現的時間呈現西早東晚的狀態，雖然石刻石雕藝術風格在由西向東發展的過程之中逐步吸納了當地固有的藝術特色，但從時代上看，由西向東發展的鏈條基本完整。

漢武帝時期，隨著對匈奴戰爭的深入和絲綢之路的開通，又一波新的西方文化因素進入中原地區。就石刻藝術而言，新的文化因素與秦文化原有的石刻傳統相結合，形成了以墓葬及池苑為中心的石刻藝術形式。從考古發現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墓葬成組石刻，典型的例子就是霍去病墓上石雕群。林梅村先生認為，霍去病墓石刻是中亞希臘化浮雕藝術開始沿絲綢之路東傳的印證。霍去病墓石刻是目前已知我國最早的陵墓成組石刻，但石刻布置與稍後的墓前成組石刻仍然有一定的區別。霍去病墓石刻均為圓雕，原來墓頂及墓下四周有150多塊巨型花崗岩，是武帝為了紀念其殊功，表徵為祁連山之形。從20世紀初的照片看，當時許多石塊是放置在墳丘之上的，墳丘可以被認為是祁連山的再現 (圖一三)。目前發現馬踏匈奴、卧馬、躍馬、伏虎、卧牛、野豬、夔龍、殘石人、力人搏熊和怪獸食羊等16件人與動物雕刻。這些石雕內容多以森林、草原常見的動物為題材，表現動物嘶咬扭斗的場景，無不滲透著草原文化的氣息。一些大型動物雕像被放置在墓前，開創了後來墓上石刻布局的新風。然而，這僅是曇花一現，其後的西漢帝陵未發現一尊石雕。比霍去病墓稍晚的張騫墓也發現石獸一對，現均已殘缺，似為獅子或天祿、辟邪一類的動物，也應是放置墓前的石刻。不過，對張騫墓石刻的年代，目前尚有不同意見，有人認為屬西漢中期，有的則認為屬東漢時期。

圖一三 陝西興平霍去病墓及其墓上石刻

另外，文獻記載，秦始皇陵「塞以文石，致以丹漆」，墓下可能存在石構建築。有人甚至認為秦始皇陵前也有大型石刻，但考古並未發現這方面的證據。江蘇儀征以廟山為中心的漢墓群為吳王劉濞陵寢，廟山附近也發現動物石雕。有人認為，廟山雕刻手法、風格，與霍去病墓石刻比較一致，時代比霍去病墓上石刻為早，此觀點也值得懷疑。

到西漢晚期，墓上石刻再次出現，從山東、蘇北、皖北、豫東等地發現的紀年畫像石來看，山東平邑發現的「平邑□里麃孝禹」墓碑或神道碑可早至「河平三年八月丁亥」，時間為公元前26年。至王莽時期有銘石刻逐漸增多，常見石柱、石碑及祠堂之類。進入東漢以後，墓上石刻大量盛行起來，山東地區成為全國畫像石及墓上石刻最盛行的地區，出現了石闕、石獸、石人、墓碑、石祠堂、石墓室等整套的石質墓葬建築。這種墓、祠組合，在祠堂前增築圓雕、石闕和石碑等墓上石刻，展示出更為複雜的建築設計。在歐亞文化東傳的過程中，山東雖處遙遠的東方，然而，在墓上石刻盛行之時，山東以其得天獨厚的條件後來居上，成為全國畫像石及大型雕像最發達的地區，不僅發現了大量的石碑、石柱、石室、石闕，以及麒麟、天祿、辟邪、石獅子、石羊、石虎等石雕作品，而且還發現了其他地區所沒有的大型胡人石雕像。

許多學者認為，麒麟、天祿、辟邪、獅子等，這些具有兩河流域古波斯帝國藝術風格的動物，早在戰國晚期就已經到達新疆地區，並深入到與草原游牧民族接壤的河北中山國一帶，此後影響到西漢殿前雕塑、壁畫、玉器、陶塑等題材。東漢時期興起的石翼獸，與西漢中期以後風格化的有翼神獸有著直接的承繼關係，在它們東移過程中，原有的域外風格不斷融入中國的傳統。胡人石雕像同這些動物造型相類似，走過了大致相同的道路。

人們對遙遠世界的認知及興趣往往表現在藝術造型中，以往中國西部地區發現的一些小型人物形象，材質有青銅、玉石、陶、骨、蚌、鉛等，以異域外族人形象居多。如甘肅靈台白草坡二號墓出土的具有域外人形象的西周戟，再如甘肅張家川馬家塬戰國墓地出土的高鼻深目、頭戴尖帽的胡人形象，就是一些小型的青銅或鉛質俑。山東臨淄齊國故城出土的戰國瓦當上，有學者也認為是胡人的形象。

現有資料表明，大型胡人雕像多數發現在漢代齊國境內，特別是青州及臨淄境內的胡人雕像，從藝術風格分析，有可能是同一批工匠所為，或者有大致相同的粉本。兗州胡人雕像手持弩，鄒城胡人像為立像，手中執物，它們與齊國的大型胡人雕像相比，不僅形體較小，且姿態有別，故非同一批工匠所為，年代或有早晚，功能也可再考慮。齊國以外的其他地區，見到較多的是漢人形象，如山東曲阜東漢魯王墓石人、曲阜東漢樂安太守石人、河南中嶽廟石人、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藏捧盾石人、天津薊縣邦均鎮石人庄石人等。就山東而言，不僅發現了其他地區罕見的大型胡人石雕像，而且在這一地區的漢代畫像當中，胡人形象更是常見的表現題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型胡人石雕像又多出自漢代齊國或齊郡境內，雖然不排除某些偶然因素，但似乎也有其內在原因。齊國自姜尚以來，就以創新立國，當年強調工商立國，又設稷下學宮。至東漢時，雖早歸大一統，但本地居民仍然流著創新血液，故多不受禮制的約束，率先在墓上置胡人雕像亦未可知。孔子說，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齊地是敢為天下先者。漢代的儒是齊儒的《公羊春秋》，尚變，而不是魯國的《左氏春秋》，善講故事。齊國有善於接納外來文化的傳統，這是發現較多大型胡人雕像的內在原因。另外，齊國發達的鐵器製造業，也為石刻藝術的發展提供了必要條件。石刻與制玉不同，制玉以琢，石刻以鑿，石刻藝術的發展必須以金屬工具的發展為前提。春秋戰國時期，齊國故城就非常罕見地利用石塊砌城牆下宏大的築排水通道。西漢時期，一些齊王的陵墓即開鑿在石山之上。進入東漢之後，畫像石墓及墓上石刻日益增多，大型作品不斷湧現，這些都以鐵器工具的廣泛應用為前提條件。

漢代造型藝術延續了對異域形象刻畫的傳統，漢代墓上的石刻，幾乎或多或少都與異域有關聯，給人一種神秘的感覺。漢代墓上動物石雕可分兩大類，一是神話動物，如辟邪、天祿、麒麟等，二是比較寫實的動物，如獅子、駱駝、馬、象、虎、羊、牛、鹿等。墓上胡人雕像，雖非完全寫實的作品，但刻畫的對象卻是現實存在的。雕像的肢體語言及形象是對胡人在現實社會中所扮演角色的摹繪。然而，這裡並不排除他們被賦予一些其他的功能。比如政治方面，可能被賦予了萬國來服的象徵意義，尤其是匈奴人，作為中原漢人的主要對手，如果他們能夠成為賓服的一員，更具有代表意味。《西極天馬歌》：「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唱出了漢武帝的政治抱負。董仲舒對策說：「夜郞、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再比如生殖方面，臨淄胡人像被明顯刻畫出凸、凹乳房的形象，石家莊北郊小安舍村男女石人像，不僅刻畫出乳房形象，還刻畫出男女生殖器官。性別的刻畫，可能被賦予了子孫繁昌的寓意。

四、小結

在漢武帝開通絲綢之路之前，實際上早就存在一條歐亞交流的草原之路。在這條草原之路上，游牧民族作為流動的載體，成為傳播東西方文化的橋樑，石刻藝術的出現及發展是歐亞文化交流的產物。墓上立石人，也是對生前宮殿前立銅人的模寫仿照。自秦始皇始，在宮殿前面樹立銅人，是秦漢時期通行的做法。漢武帝時期，張騫鑿通西域之後，新一波的西方文化因素進入中原，促成了墓上石刻群的出現，墓上立石刻雕像初起於漢武帝時期，最早見於霍去病墓上石雕。山東地區發現的大型胡人石雕像屬東漢時期墓上石刻，並非鎮水守橋的石人。從胡人雕像的形態和服飾看，他們有的是「府門之卒」的武士，有的則是墓主比較高級的文臣、武將，是漢代政治及現實生活在墓葬上的體現，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胡人在漢朝為官的史實。如果說霍去病墓前的匈奴像是戰爭的寫照，那麼山東地區胡人雕像則是和平時期民族融合的反映。當然，胡人雕像還可能被賦予了政治的或生殖的寓意。目前所見，大型胡人雕像只發現於漢代齊國境內，它們與數量眾多的其他墓上石刻一起，共同展現了東漢畫像石墓的輝煌成就，是齊地鐵器製造業發達的見證，也是齊人善於接納外來文化，思想開放、兼容的例證。

（本文電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徐龍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於《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8年10月　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

編輯：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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