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希望工程」的提出：教育方面中國曾落後日本82年

文｜向衡

在當代中國的傳媒史上，曾出現過這樣一張著名的照片：一位「大眼睛」女孩坐在破爛的書桌前，手拿鉛筆，蓬亂的頭髮下一雙充滿渴望的眼神無助地望著鏡頭。多少年來，這張名為「我要上學」的照片深深震撼了無數人的內心。這位名叫蘇明娟的女孩，也因為這張照片在各大媒體的廣泛傳播，變得家喻戶曉。幸運的是，她最終實現了「我要上學」的夢想——在「希望工程」的幫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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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5 月 19 日，全國第一所希望小學，安徽六安市金寨縣希望小學成立

實際上，在20世紀的中國，像蘇明娟一樣的孩子絕不在少數。儘管早在1949 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就指出「有計劃有步驟地實行普及教育」；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貧困地區的適齡兒童尤其是女性兒童，仍舊很難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因此，直到198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普及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決定》還是要把「普及小學教育」作為80年代的「歷史任務」。

改革開放之後，教育事業的發展進一步受到黨和政府重視，從1978年到1987年，教育經費的增長速度高於國民收入與財政支出的增長。但囿於財力的捉襟見肘，1988年的國家教育財政撥款儘管已超過1979年的3倍，仍舊只有321億元人民幣，除以10多億人口的分母之後，彼時的人均教育經費尚不足40元（在世界範圍內幾乎忝陪末座）。很多農村小學買不起粉筆和備課本，更不用說訂一份報紙。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1989年3月就教育問題答中外記者問時坦陳，全國有2.2億文盲，在整個2.2億學生中，1/3左右只能讀到小學，1/3讀到初中，再讀到高中的不到30%；全國平均受教育程度不足5年。反觀東鄰日本，他們早在1907年就普及了6年制小學教育。換句話說，在這方面我國最少落後日本82年！

「希望工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橫空出世的。它的目標就是在貧困地區建設希望小學，資助貧困地區失學兒童重返校園，改善農村辦學條件。與「希望工程」一樣，作為其倡導者與實施者的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也是一個誕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的「新生事物」。

1990 年，鄧小平為「希望工程」題字

1988年，我國頒布了《基金會管理辦法》，這是我國第一部關於基金會的立法。該管理辦法第一次通過立法的形式明確了基金會的法律性質和法律地位。也是在這一年，共青團十二大通過了體制改革的決議，會議後成立了共青團中央事業開發委員會，委員會的工作內容之一就是籌辦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1989年3月8日，國家民政部批准共青團中央成立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成為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非營利性社會團體。這也是80年代開始湧現的第一批非政府慈善組織中的一個，在當時尚停留在政府動用行政力量去包辦一切救助救濟事宜的歷史條件下，顯得有些不同尋常。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初創之時，並沒有安排什麼項目，形如一張白紙。時任中國青基會秘書長的徐永光和幾位志同道合者在商討青基金未來發展大計時一致同意——當時全國以328個國家重點扶貧縣為主的廣大貧困地區每年有100多萬因家庭貧困而失學的孩子這一現實——應該把工作的重點放在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兒童身上。這個工作應該叫什麼名字呢？最初的宣傳提綱寫的名字是「春雨計劃」，寓意「春風化雨」。不過徐永光自忖尚有改進餘地，還把《辭源》《辭通》找出來翻閱；最後來了靈感，冒出來「希望」這兩個字。後來，「計劃」又被聽上去更霸氣響亮的「工程」代替，遂有了「希望工程」。

於是，1989年10月30日，以劉延東為理事長的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向海內外莊嚴宣布，建立我國第一個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基金，讓千千萬萬因家庭貧困而失學的孩子重返校園。並建立起第一個「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基金」，同時把這項活動命名為「希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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