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簡史》之二程哲學整理概要！看完才知道這兄弟倆這麼牛

二程，即程顥和程頤，他們的學說也稱為「洛學」，與同時代的張載所創的「關學」頗有淵源，二者理學思想對後世有較大影響，南宋朱熹正是繼承和發展了他們的學說。他們的理學思想主要見於《遺書》、《明道文集》和《經說》等，均收入《二程集》中，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該書校點本。

程顥字伯淳，是老大，又稱明道先生。程頤字正叔，是弟弟，又稱伊川先生，曾任國子監教授和崇政殿說書等職。哥哥程顥曾參與王安石變法，後因反對新法，被貶至洛陽任京西路提點刑獄。與先後被貶至洛陽的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等相互聯繫，互相切磋哲學和人生問題。

因二人都曾就學於周敦頤，並同為宋明理學的奠基者，世稱二程。死後葬於洛陽伊川二程墓。他們的哲學思想有哪些呢？哲學詩畫從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中整理的一部分，一起來深度了解下。

《中國哲學簡史》之二程哲學整理概要——

01程顥的「仁」的觀念

程氏兄弟是今河南省人。程顥號明道先生，程頤號伊川先生。他們的父親是周敦頤的朋友，張載的表兄弟。所以他們年少時受過周敦頤的教誨，後來又常與張載進行討論。還有，他們住的離邵雍不遠，時常會見他。這五位哲學家的親密接觸，確實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佳話。

程顥極其稱讚張載的《西銘》，因為《西銘》的中心思想是萬物一體，這也正是程顥哲學的主要觀念。在他看來，與萬物合一，是仁的主要特徵。他說：「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

在程顥看來，人必須首先覺解他與萬物本來是合一的道理。然後，他需要做的一切，不過是把這個道理放在心中，做起事來誠實地聚精會神地遵循著這個道理。這樣的工夫積累多了，他就會真正感覺到他與萬物合一。所謂「以誠敬存之」，就是「必有事焉」。可是達到這個合一，又必須毫無人為的努力。在這個意義上，他一定「未嘗致纖毫之力」。

02程顥與孟子的不同

在關於「仁」的理解上，程顥比孟子更多地給予」仁」以形上學的解釋。「易傳」中有句話：「天地之大德曰生。」這裡的「生」字可以當「產生」講，也可以當「生命」講。但在程顥和其他新儒家看來，「生」的真正意義是「生命」。他們認為萬物都有對「生命」的傾向，就是這種傾向構成了天地的「仁」。

在程顥那裡，從形上學上說，萬物之間有一種內在聯繫。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不忍人之心」，都不過是我們與他物之間這種聯繫的表現。可是往往發生這樣的情況，我們的「不忍人之心」被自私蒙蔽了，或者用新儒家的話說，被「私慾」或「欲」蒙蔽了。於是喪失了本來的合一。這時候必須做的，只是記起自己與萬物本來是合一的，並「以誠敬存之」而行動。用這種方法，本來的合一就會在適當的進程中恢復。這就是程顥哲學的一般觀念，後來陸九淵和王守仁（王陽明）詳細地發揮了程顥的這一思想。

03程朱「理」觀念的起源：氣和理

在先秦時代，公孫龍清楚地區分了共相和事物。他堅持說，即使世界上沒有本身是白的物，白(共相)也是白(共相)。看來，那時的公孫龍已經有了初步的柏拉圖式的觀念，即區分了兩個世界：永恆的和有時間性的；可思的與可感的；理念世界和現實世界。可遺憾的是，中國後來的哲學家，沒有發展這個觀念，名家的哲學也沒有成為中國思想的主流。相反，這個思想朝另一個方向發展了，過了一千多年，中國哲學家的注意力才再度轉到永恆觀念的問題上。這樣做的有兩個主要的思想家，就是程顥和朱熹。

不過要注意的是，程朱哲學並不是名家的繼續。他們並沒有注意公孫龍，也沒有過多關注新道家所討論的名理。他們直接從「易傳」發展出他們的「理」的觀念。但問題是道家的「道」與「易傳」的道存在著區別。道家的「道」是統一的最初的「一」或「無」，由它生出宇宙的萬物。相反，「易傳」的道則是多，它們是支配宇宙萬物每個單獨範疇的原則。正是從這個概念，程朱哲學推導出了「理」的觀念。

但後來，張載用氣的聚散，解釋具體的特殊事物的生滅。張載想用氣體說，戳破程朱哲學中的「理」。因為他認為氣聚，則萬物形成並出現；氣散，則萬物消失破滅。但是這個理論無法解釋，為什麼事物有不同的種類。假定一朵花和一片葉都是氣之聚，那麼，為什麼花是花，葉是葉？我們還是感到茫然。正是在這裡，程朱的「理」的觀念起到了作用。程朱認為，我們所見的宇宙，不僅是氣的產物，也是理的產物。事物有不同的種類，是因為氣聚時遵循不同的理。花是花，因為氣聚時遵循花之理；葉是葉，因為氣聚時遵循葉之理。宇宙中的萬物演化皆如此。

張載與邵雍的哲學聯合起來，就顯示出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事物的「形式」與「質料」的區別。這個區別，程朱分得很清楚。程朱，正如柏拉圖、亞力士多德，以為世界上的萬物，如果要存在，就一定要在某種材料中體現某種原理。有某物，必有此物之理。原理，即他們所說的「理」；材料，即他們所說的「氣」。但氣與氣又有不同，朱熹所講的氣，比張載所講的氣，抽象得多。

04「形而上」的理與「形而下」的器

在程朱的系統中，「形而上」與「形而下」的區別相當於西方哲學中「抽象」與「具體」的區別。「理」是「形而上」的「道」，也可以說是「抽象」的；「器」指個體事物，是「形而下」的，也可以說是「具體」的。

照程頤的說法，理是永恆的，不可能加減。程頤還將「形而上」的世界描寫為「沖漠無朕，萬象森然」。之所以「沖漠無朕」，因為其中沒有具體事物；它又「萬象森然」，因為其中充滿全部的理。全部的理都永恆地在那裡，無論實際世界有沒有它們的實例，也無論人是否知道它們，它們還是在那裡。

程頤講的精神修養方法，見於他的名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程顥認為為學者必須首先認識萬物本是一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此後，新儒家就以「敬」字為關鍵，來講他們的精神修養的方法。於是「敬」字代替了周敦頤所講的「靜」字。在修養的方法論上，以「敬」代「靜」，標誌著新儒家進一步離開了禪宗，從「靜」上升到了「敬」。

程頤進一步指出，修養的過程需要努力。即使最終目的是無須努力，還是需要最初的努力以達到無須努力的狀態。禪宗沒有說這一點，周敦頤的靜字也沒有這個意思。可是用了敬字，就把努力的觀念放到突出的地位了。

涵養須用敬，但是敬什麼呢？這是新儒家兩派爭論的一個問題，這點以後會慢慢給大家闡述、講解。

05新儒家處理情感的方法：不遷怒

在關於人的情感方面，王弼所持的理論是聖人「有情而無累」。《莊子》中也說：「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其實，王弼的理論就是莊子之言的發揮。

新儒家處理情感的方法，遵循著與王弼的相同的路線。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要將情感與自我聯繫起來。程顥說：「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跡；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

從程顥的觀點看，甚至聖人也有喜有怒，而且這是很自然的。但是因為他的心「廓然大公」，所以一旦這些情感發生了，它們也不過是宇宙內的客觀現象。與他的自我並無特別的聯繫。他或喜或怒時，那也不過是外界當喜當怒之物在他心中引起相應的情感罷了。

程顥認為，聖人的心如同一面鏡子，可以照出任何東西。這種態度產生的結果是，只要對象消逝了，它所引起的情感也隨之消逝了。這樣，聖人雖然有情，而無累。這裡為了便於理解，舉一個例子。假定有人看見一個小孩快要掉進井裡。如果他遵循他的自然衝動，就會立即衝上去救那個小孩。他的成功一定使他歡喜，他的失敗也一定使他悲傷。但是由於他的行為廓然大公，所以一旦事情做完了，他的情感也就消逝了。因此，他有情而無累。

新儒家常用的另一個例子，是孔子最愛的弟子顏回的例子。孔子曾說顏回「不遷怒」。一個人發怒時，往往罵人摔東西，而這些人和東西都顯然與使他發怒的事完全不相干。這就叫「遷怒」，就是不要因為自己的氣惱而影響到他人或他物。他將他的怒，從所怒的對象上遷移到不是所怒的對象上，這是儒家所極力反對的做法。

新儒家非常重視孔子這句話，認為顏回的這個品質，是作為孔門大弟子最有意義的品質，並認為顏回是僅次於孔子的一個完人。因此程頤解釋說：「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

可見在新儒家看來，顏回不遷怒，是由於沒有把他的情感與自我聯繫起來。一件事物的作用可能在他心中引起某種情感。正如一件東西可能照在鏡子里，但是他的自我並沒有與情感聯繫起來。因而也就無怒可遷。他只對於在他心中引起情感的事物作出反應，但是他的自我並沒有為它所累，因為這個原因，顏回被人認為是一個內心真純快樂之人。他的這種做法，也是孔子所大加讚賞和支持的。

06尋求快樂的「豪雄」

新儒家也尋求人生之快樂，尋求快樂，是新儒家聲稱的目標之一。《論語》有許多章節就是記載孔子及其弟子的樂趣，新儒家常常引用的包括有以下幾章：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

另一章說，有一次孔子與四位弟子一起閑坐，他要他們每個人談談自己的志願。一位說他想當一個國家的「軍政部長」、一位想當「財政部長」，一位想當贊禮先生。第四位名叫曾點，他卻沒有注意別人在說什麼，只是在繼續鼓瑟。等別人都說完了，孔子就要他說。他的回答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為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論語·先進》）孔子認為他的觀點與曾點的想法是一致的，即快樂的事就是，在一個早春時節，穿著剛做好的衣服，與好友和弟子歌唱著回家。

而孔子的這些做法，對於程顥、程頤來說，都是非常值得借鑒和效仿的。

通過程頤的語錄我們得知，程頤非常贊同孔子的快樂之法。程頤認為聖人之樂是他的心境自然流露，可以用周敦頤說的「靜虛動直」來形容，也可以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來形容。這種快樂是一種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的至高精神快樂。

要實現這種人生快樂之理想，新儒家的人成功了沒有呢？成功了。他們的成功，可以從以下兩首詩看出來，一首是新儒家代表之一的邵雍的詩，一首是程顥的詩。邵雍是個很快樂的人，程顥稱他是「風流人豪」。他自名其住處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

他的詩，題為《安樂吟》，詩云：

安樂先生，不顯姓氏。垂三十年，居洛之俟。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盆池資吟，瓮牖薦睡。小車賞心，大筆快志。或戴接籬，或著半臂。或坐林間，或行水際。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若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不侵禪伯，不談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三軍莫凌，萬鍾莫致。為快活人，六十五歲。

——《伊川擊壤集》

程顥的詩，題為《秋日偶成》，詩云：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明道文集》

這樣的人是不可征服的，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真的是「豪雄」。可是他們並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豪雄」，他們是哲學和人生雙修之「風流人物」之「豪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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