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道雜之」及其具體表現，從儒者就可以很好的側面反映出來

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諸人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日起，儒家學說至少在形式上已經成為封建專制統治的主導思想，確立了自己在當時社會思潮中的核心地位，元、成諸帝之後，情況尤其如此，經師韋賢、韋玄成父子。匡衡都位至丞相，貢禹、薛廣德等則位至御史大夫、公卿之位，以經木進身者始終佔有很高的比例。東漢的狀況亦大多類似，如桓榮習《歐陽尚書》，一門三代為帝王師傅；桓榮學生楊震，一門三代為三公。

然而，形式與內容之間並不總是完全一致的，儒學名義上雖然取得了至尊無侔的地位，但是，在實際政治生活中的貫徹卻往往要打上很大的折扣。漢代統治者的尊儒在很大程度上有做表面文章粉飾太平的成分在內，汲黯批評漢武帝是「內多欲而外施仁義」，道出了這層奧秘。

正因為如此，在當時的社會政治生活中，真正能以儒家基本原則處理日常政務的，也就是召信臣、韓延壽、何敞等少數號為「循吏」的官僚，而大部分官吏則通常汲汲於以法刑施政馭民。如薛宣答吏職之問:「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此處「吏道以法令為師」，與秦代提倡「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做法一脈相承，實為「霸王道雜之」的具體註腳。

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朱博已是西漢末期的人物，哀帝建平二年（前5）他在一個月之內先後官拜御史大夫乃至丞相。

從兩漢時期法令煩苛的程度，也可以看到當時推崇儒學表象的背後，充滿著法家政治的血腥氣息。漢律是直接繼承秦律而來，其最大的特色即嚴酷細密、系統完備:「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法律條令的煩苛，意味著受法面的普遍和執法上的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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