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秉光:西方人學面臨危機
馬克斯·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在《論人的理念》中說,「哲學的所有核心問題,均可歸結為這樣一個問題:人是什麼,人在存在、世界和上帝的整體中佔據何種形而上學的位置?」舍勒提出的這個核心問題包含兩個子問題,「人是什麼」追問的是人的本質;「人的形而上學的位置」探究的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與其他存在的關係。兩個問題分別涉及人的內在本質和外在關係,其中,人的本質又關係著人的定義,即人的統一性形式問題。
舍勒在《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一文中,將西方歷來關於人的研究分為三種,即猶太—基督教傳統的宗教人、希臘—古典文化的理性人、近現代科學傳統中的自然人。三種不同的傳統雖然使得我們擁有了神學的、哲學的以及科學的三種不同的人類學,但是沒能夠提供一個統一的關於人的觀念。相反,比起過往時代,現代人對自身更加困惑不解了。關於這三種不同的人類學,舍勒認為它們是「互不相干」的,但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1892—1971)卻認為,從歷史關係來考察,現代人論是對古代希臘羅馬的古典人論和基督教的聖經人論的修改、轉化和融合。中世紀時,古典人論和聖經人論在托馬斯·阿奎那那裡達到了一種綜合。尼布爾認為,雖然近代以來的文化在理解自然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但是對人自身的理解卻極為混亂,這是因為近代文化源於中世紀那種綜合的解體,文藝復興提取了其中的古典成分,宗教改革則提取了其中的聖經成分。現代思想則按照自然主義重新解釋和改造了古典人論,並且最終拋棄了聖經人論。哈佛大學的社會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Wilson,1929— )總結說,人類關於人的觀點,尤其是人的大腦和人的生物性的觀點,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宗教已經臣服於自然科學的解釋,科學的自然主義憑藉自身對其主要對手——傳統宗教的解釋能力,最終取得了決定性的優勢。這位著名社會生物學家的觀點,正是尼布爾對三種人類學歷史關係分析的註解。
現時代的人論特徵清晰地表現在諾貝爾生理學獎得主弗蘭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1916—2004)的論述中。他在2004年宣稱,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將不再相信獨立於肉體的靈魂的存在,而這正是宗教人論的核心主張之一。然而,自認為取得了勝利的現代科學人論卻受到了某種威脅,尼布爾認為,這種對現代人論的威脅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於其自身的混亂。現代自然人論的基礎是在近現代取得巨大成功的自然科學原則和研究方法。這些科學的原則和方法由於其在自然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功,而被非批判、無反思地應用在關於人的研究中,試圖建立一種如自然科學般精確的人的科學。這種將人的研究建立在自然科學的原則之上的思想,被現代著名的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稱為「自然主義」。在「自然主義」中,人如其他自然事物一樣被視作科學研究的對象和客體。按照不同方法原則建立的不同學科,提供了各種不同的關於人的專門的學科知識。卡恩(Theodore C. Kahn)在其《人學導論》一書中,一共列舉了14門與人學有關的學科,其中包括人文、社會和自然科學學科。這些學科所提供的關於人的觀念片面、破碎,正如維克森林大學宗教系教授威廉·安傑爾(J. William Angell)所認為的那樣,現代人論多樣、豐富,卻缺少綜合,無法支撐起人的整體形像。因此,舍勒認為,這些層出不窮的研究人的特殊學科,事實上遮蓋了人的本質,使得我們無法形成一個統一的關於人的觀念。正是基於此,舍勒的哲學人類學試圖從哲學本體論層面重建人的整體性和統一性。
傳統本體論是研究存在的學問。席勒認為,現代生活通過專門化而把人的存在撕成碎片,但即便通過重構的人的存在之整體,亦無法真正完成人的本體論建構。原因顯而易見,如美國哲學家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 1913—1992)所言,在人的本質中,並不包含存在,一切偶然存在物、一切會死的存在物,其本質都不包含真正的存在。很難在不包含真正存在的人的基礎上,建立追問真正存在的傳統本體論。因此,泰勒設定了「超善」概念,試圖糾正人類中心論式的相對的善,追求一種信仰的或世俗的更高的自我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說,泰勒已經在用一種超越的形而上的概念來重建人的生存目的,改造現代純粹自然主義的人論。也就是說,為了應對現代人性問題而試圖重建人的本體論的哲學人類學,不得不調整現代思想反形而上學、反絕對一元論的整體傾向,從而觸及現代思想的根基。但是,在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的眼中,泰勒為價值確定秩序、為人確定目的而設立的超善概念,是一種關於世界本質錯誤的、先驗的觀念。在伯林看來,價值在本質上是相互衝突的,所有價值不可能和諧相處,為了一些終極價值而犧牲另一些終極價值是人類困境的永久特徵。因此,泰勒的終極概念和他為複雜的現代人論構建的統合方式,被認為是建立在一種虛妄的基礎之上。
相對於哲學人類學家重建統一性的努力,《歷史人類學》雜誌編輯雅各布·坦納(Jacob Tanner,1950— )則直接道出了現代人論的困境。他認為,一方面,那種超歷史的「人類本性」觀念,即普遍主義的人論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另一方面,單純描述豐富的人類現象和文化的孤立理論,即相對主義論證,也難再有什麼成就。總之,現代人論處在兩端都無法走通的困境中,這一困境的核心表徵是,人論研究的對象即「人」,究竟應該從普遍的角度還是從相對的角度進行定義,成為一個問題。換句話說,人學研究作為一門學問,甚至難以定義自己的研究對象,這表明西方人學研究正面臨著危機。
(作者單位:山東社會科學院當代宗教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劉星 排版編輯: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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