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正北方，這座寺廟衍生出一座城市
位於首都北京正北方約600公里的錫林浩特市是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盟府所在地。在市區北側額爾敦敖包山下，有一處一字排開的寺廟建築群，其形制規範，氣勢莊嚴，給這個普通的現代小城平添了一份時空交錯的特殊氣質。這裡，就是乾隆皇帝親筆御賜的「崇善寺」，民間俗稱貝子廟。
錫林浩特貝子廟 攝影：趙釗
貝子廟始建於清代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乾隆皇帝親筆御賜漢名「崇善寺」，是一所藏傳佛教寺廟。廟宇建築群中為朝克沁殿，兩側分別為卻日殿、拉撲楞殿、滿巴殿和珠都巴殿，四周原本還有十幾座小殿和眾多僧人住宅，因年代久遠大部分只剩下歷史遺迹。如今，人們可以參觀和朝拜的主要是朝克沁殿。朝克沁殿是行使貝子廟行政教務大權的主殿，也是寺廟大型法事活動舉辦的地方。
貝子廟朝克沁大殿前殿 攝影：趙釗
朝克沁殿呈中軸對稱的格局，中軸布列前後兩座大殿，兩側是六座廂殿。前大殿中央設有活佛法座，並供奉阿底俠尊者和宗喀巴大師等佛像，四壁繪有形式各異的佛像壁畫。後大殿為彌勒佛殿，殿內供奉彌勒佛像。目前後大殿正在修葺，不日將對公眾開放。
隨著時間的流逝，貝子廟建築已褪去了最初的昌盛與光鮮，斑駁的窗欞和彷彿亘古不變的佛鐘聲，卻見證了歷史上藏傳佛教作為一種社會文化體系，在政權更迭及社會發展的推進下，向內蒙古地區傳播的進程。
貝子廟大殿斑駁的窗格。攝影：趙釗
藏傳佛教作為中國佛教的三大系統之一，在西藏、內蒙古、四川、雲南、甘肅、青海等地具有廣泛的影響。
公元8世紀中葉，藏傳佛教在吐蕃赤松德贊贊普時期逐漸形成並得到了發展，為元朝時向內地的傳播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成吉思汗時期，即有藏傳佛教不同教派的一些僧人通過西夏地區零星進入蒙古汗國活動，有的還直接與成吉思汗的家族建立了聯繫，成為蒙古王室接受藏傳佛教的開端。
隨著勢力的不斷擴張，蒙古汗國開始有計劃地經營藏族地區，給藏傳佛教向蒙古地區傳播提供了契機。成吉思汗第三子窩闊台汗在位時期，派皇子闊端管理西藏。1247年，闊端在涼州（今甘肅武威）會見了藏傳佛教薩迦派首領薩迦班智達，就對西藏歸附蒙古汗國達成重大協議，這就是著名的「涼州會盟」。與此同時，闊端自己也逐漸接受了藏傳佛教，並在涼州為薩迦班智達修建了一座寺廟—幻化寺，作為駐錫地。
藏傳佛教在蒙古王室的影響一直在延續。忽必烈稱汗前，他就與一些西藏宗教領袖交往頗多，並在1253年，接受了薩迦派第五代師祖八思巴傳授的法脈灌頂，明確了宗教上的師徒關係。八思巴後來還被封為國師，掌管全國的佛教事務和藏族地區的行政事務，藏傳佛教的流傳區域範圍進一步擴大。
元世祖忽必烈與大元帝師八思巴像 來源：中國網
明朝皇帝大多也信奉藏傳佛教，並冊封了藏傳佛教的大寶法王、大慈法王、大乘法王、大智法王和闡化王等，還把他們請到京城舉行法會，為他們修建官邸。
到了17世紀，明末清初，中國的政治舞台形成了明朝、蒙古和後金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蒙古諸部成為明和後金爭取的力量。當時，努爾哈赤和他的繼任者對蒙古諸部採取了軍事打擊、政治聯姻政策。與此同時，大力支持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傳播發展，修建了大量的廟宇，貝子廟就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建成。
內蒙古佛教最興盛時期，是在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年間。當時，內蒙古的寺廟和僧侶人數發展到了最高峰，寺廟約有1800多座，僧侶人數達到了約15萬人。
貝子廟喇嘛在貝子廟切日殿前答辯 （翻拍自錫林郭勒盟博物館）攝影：趙釗
據記載，貝子廟鼎盛時期，常駐喇嘛保持在千名以上，在清末明初曾達到1200名。隨著滿清的覆滅，貝子廟逐漸衰敗下來。
到了解放戰爭時期，烏蘭夫同志及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曾在貝子廟地區組織和領導內蒙古的自治運動，為內蒙古自治區和新中國誕生做出了重要貢獻。當時的貝子廟是錫盟政府所在地，是成為內蒙古革命鬥爭的重要根據地。新中國成立後，以貝子廟為延伸發展起來了一個新城市——錫林浩特市。
貝子廟俯瞰錫林浩特市 攝影：趙釗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貝子廟作為重點建築被保護起來。2006年5月，貝子廟作為清代古建築，被國務院批准列入第六批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中國西藏網 綜合/趙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