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爾德林的頌歌〈日耳曼尼亞〉與〈萊茵河〉》| 開啟未來的詩人

原標題：《荷爾德林的頌歌〈日耳曼尼亞〉與〈萊茵河〉》| 開啟未來的詩人

轉自：商務印書館學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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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振華

隨著海德格爾著作的翻譯和各種研究的出現，荷爾德林對海德格爾的重要性已然眾所周知。在海德格爾思想的位階中，荷爾德林佔據著一個絕無僅有的獨一位置。無論怎樣描述這種絕無僅有都不過分。在海德格爾那裡，一方面，荷爾德林是開啟未來的詩人；另一方面，荷爾德林以詩歌的形式思考著詩人和詩歌的本質而被海德格爾稱為「詩人之詩人」。

▲ 荷爾德林肖像

但是，海德格爾生前出版的有關荷爾德林的專著只有一本(《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全集第4卷)。如要深入對海德格爾思想而言顯得如此重要的荷爾德林解釋，必須探究他所開設的有關荷爾德林的講課。

海德格爾在其教學生涯中一共開設過三次有關荷爾德林的專題課程。分別是1934/35年冬季學期的《荷爾德林的頌歌〈日耳曼尼亞〉與〈萊茵河〉》(全集第39卷)；1941/42年冬季學期的《荷爾德林的頌歌〈追憶〉》(全集第52卷)；1942年夏季學期的《荷爾德林的頌歌〈伊斯特河〉》(全集第53卷)。

眼下被輯為全集第39卷的這次課程是海德格爾的第一次荷爾德林解釋。第一次解釋當然意義非凡。這個課程意味著海德格爾在校長退職後開始轉向藝術，拉開架勢闡釋詩歌作品。這個課程因而昭示了海德格爾在政治失敗後取道藝術的決心，記錄了激蕩在政治與藝術之間的哲學的身位及其取向。

但是轉向藝術並不意味著海德格爾簡單地將政治拱手相讓。這個課程的政治性特彆強。課程中反覆出現「民族」，「國家」，「行動」，「祖國」等辭彙。海德格爾甚至把祖國的存在，民族的歷史性存在稱為「真正的、獨一無二的存在」(德文本第121頁)。在納粹政權的氣氛中，這門課程的政治性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海德格爾在和納粹進行爭辯，將政治從單純的政黨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深入到政治的更深內涵。

不唯如此。在海德格爾看來，荷爾德林取得了與希臘諸神、基督教上帝以及未來的隱匿之神的特殊聯繫。在這方面荷爾德林確實非同一般。他總是直面神的威力，彷彿在和神直接說話。荷爾德林的詩因此顯出一種罕見的神聖超拔的特徵。在這個課程解釋中，海德格爾徑直將詩人稱為傳遞神的消息的「半神」。半神使民族中的民眾與超越性的神之領域相勾連，在「存在」之意義境域中，令一個「民族共同體」得以產生和維繫。在藝術和政治之外，神學維度由此得到突顯。這個講課因此呈現出神學、藝術、哲學和政治的四維交織。這種交織在「民族共同體」的表達中得到最終凝聚，這也是為什麼，海德格爾要將《日耳曼尼亞》一詩置於解釋的首位。

▲ 「日耳曼尼亞」(1848年)

在四維交織的視野中，這個講課從內容上呈現為四個大的方面：1.詩歌和語言的本質；2.情緒的本質；3.半神的位置；4.存在所包含的對立鬥爭。這四個方面的討論都將加深我們對海德格爾思想的理解，並將讀者帶入一種強而有力的世界經驗中。

這個講課不僅在海德格爾的荷爾德林解釋歷程中有其縱向的時間價值，橫向來看，它和同時期的其他文本也保持著緊密的地理聯繫。熟悉海德格爾思想的讀者會發現，30年代中期的重要文本，如「藝術作品的本源」(1935年)，《哲學論稿》(1932—1936年)，《形而上學導論》(1935年)等都同這個講課具有密切關聯。這種關聯集中展現在對暴力開啟和鬥爭性的強調上。一種超出常規的世界整體的強力運動形諸海德格爾的文字。這種對暴力、強力、威力、鬥爭的強調同以「任讓」(Gelassenheit)為代表的後期海德格爾的思想姿態形成鮮明反差。此外，1936年4月的羅馬演講「荷爾德林與詩的本質」(收於《荷爾德林詩的闡釋》一書)更是直接脫胎於這個講課的第4節和第7節。對本講課的閱讀將豐富這一思想時期的文本織網。而且，它將為《哲學論稿》的晦澀表達敞開一道理解之光。

▲ 海德格爾

【有關本書翻譯的說明】

首先，關於荷爾德林詩歌。荷爾德林是一個只能默想而難以言明的詩人。他是金色的、神聖的，無限純潔又無限哀傷。對詩歌的翻譯本就難之又難，對荷爾德林詩歌的翻譯更屬不可能。沒有好，只有儘可能不更加壞。雖然譯者花了不少時間推敲詩句(特別是包括《在明媚的藍色中……》在內的三首完整長詩)，這裡提供的譯文仍然只是極為有限的參考。為了稍稍彌補這種缺陷，書後附上了兩首德語長詩的原文，供識者查詢。海德格爾在講課中所援引的其他詩歌，由於排版原因，並未附出原文。

為了保持閱讀和理解的流暢，本譯文對荷爾德林詩的翻譯受到海德格爾解釋的反向規定，在某些字詞的翻譯上更是直接依從海德格爾的理解。這是無法避免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海德格爾的理解是唯一的，因而其他不同的理解並不會得到固執地排斥。考慮到這是一個哲學文本，譯文在整體上盡量貼近字面，企圖達到一種「基本面」的翻譯，也就是說，並沒有在文采辭藻上有太多追求。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參考過孫周興、林克和顧正祥諸先生的相關譯文，對理解提供了較大幫助。

其次，關於海德格爾用詞的譯法。為了讀者的閱讀方便，本書譯名從詩歌作品到海德格爾的基本用語在總體上保持與《荷爾德林詩的闡釋》中譯本(海德格爾：《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相一致，個別調整處以及值得略作說明的地方如下：

1.Gundstimmung，一般譯為「基本情調」，為保持與Grund(基礎)的一致，調整為「基礎情調」。

2.dichterisch，一般譯為「詩意的」，很容易導向浪漫化和流俗化，尤其是海德格爾所引的是否歸於荷爾德林名下尚存爭議的那句「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在海德格爾的思想理路中，詩並非主體體驗的浪漫表達。這是海德格爾首先力圖澄清的誤解。因此，對海德格爾和荷爾德林的浪漫化誤讀最需提防。本譯文因此採取了「詩性的」譯法。與此同時，「詩意的」這個譯名留給poetisch一詞。這更符合海德格爾的意思。海德格爾對poetisch的使用往往是在流俗的「詩意的」涵義上。

3.ausgesetztsein/ die Ausgesetztheit，這個詞曾考慮過「向外出離而被設置入」的譯法，更加貼近字面。尤其是像die Ausgesetztheit in das Seiende之類的表達，翻譯為「向外出離而被設置入存在者之中」，要來得更加穩貼。但是這個譯法在中文語境里十分拗口，譯者最後選擇了「綻出性地直臨」，更為折中一些。

4.anwesen，「在場」已經是一個非常通行的譯法。但是在海德格爾的行文中往往強調其中的動態性，而不是靜態在場。權衡之下，譯者在多數情況下沿用了「在場」的譯名，個別地方為了突出動態性使用了「現身在場」的譯法。同樣，abwesen，多數情況下沿用「不在場」的譯名，個別地方譯為「離場」。

5.Seyn，這是Sein的一個較早期的寫法，比如在德國古典哲學和荷爾德林那裡。這個詞在德語原文中與Sein的發音相同，只是書寫形式有所區別。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只是聽到語音而不是閱讀文字，是區分不出這兩個詞的。Seyn和Sein只通過視覺閱讀才能有所區別。英譯較為便利，使用了與Being發音相同的Beyng，保持了與德語原文的一致。海德格爾選擇這樣一個舊體寫法是為了區分於傳統的、「形而上學」式的存在理解(為此他也嘗試過給Sein打叉)。但在具體實踐中，海德格爾很快放棄了這種生硬的做法，仍然隨俗沿用Sein。據本書編者在編者後記中所說， Sein和Seyn在本書中實際上可以互換而不影響其涵義。確實不乏這樣的例子。比如在德文本第120頁上，海德格爾有這樣兩句：

詩人指的是「父親之國」，指的是我們，這片大地上作為歷史性民族的民族，處於其歷史性存在(Sein)中的民族。而這種存有(Seyn)在詩歌中得到創建，在思想中被構造起來、置入到認識之中，並且植根於大地上的國家奠基者的行動和歷史性空間。

前一句的Sein和後一句的Seyn在這裡顯然是等同的。又如，在德文本第174頁上，海德格爾說：

憑藉「命運」一詞得到思考的乃是半神的存有(Seyn)——一種超出人類同時又亞於諸神的存有(Seyn)。而且，人之存在(Menschsein)與神之存在(Gottsein)恰恰各自以其方式應合著這種作為命運的存在(Sein)，也就是說，各自擁有一種同存在(Sein)的特有關係。

這裡前半部分的Seyn和後半部分的Sein也是等同的。可見，海德格爾對這兩個詞的區分和使用的確並不一致和嚴格。日譯本對這兩個詞甚至都未加區分，全部翻譯為「有」。然而，如果說海德格爾完全同等地使用這兩個詞也顯得偏頗。若然，海德格爾就沒有必要特意使用另外一種寫法了。為了區分於Sein，本譯稿遵循了我的導師孫周興先生的解決方案，將Seyn這個詞處理為「存有」。需要注意的是，文稿中所引用的荷爾德林和黑格爾的文字，其中的系動詞同樣拼寫為Seyn，這是當時的德語拼寫習慣，中譯並未特別標示。

6.stiften，這個詞在本書中沿用通譯「創建」。「創建」這個譯名看上去平淡無奇，但這個詞本身值得特別注意。海德格爾用這個詞來命名詩歌之於存在生成的作用，是對詩歌意義的核心揭示。需要補充的是，「創建」的譯法突出的是詩歌的創造性一面。這植根於詩歌一詞的希臘詞源πο?ησι?。但是stiften還有捐助之義，包含輔助、幫助的意思。因而這種創造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對存在自身的發生與運作的一種援助。譯者甚至嘗試過「促成」的譯法來豐富這個詞的涵義，但在翻譯過程中頗感不便，最終決定沿用既有譯名。

【《荷爾德林的頌歌〈日耳曼尼亞〉與〈萊茵河〉》譯後記】

《荷爾德林的頌歌〈日耳曼尼亞〉與〈萊茵河〉》

[德] 馬丁·海德格爾 著

張振華 譯

商務印書館2018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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