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拉古之惑：最後的墨家

原標題：敘拉古之惑：最後的墨家

很慚愧，我對於中國歷史的很多理解，並不是來自歷史古籍或者歷史研究，而是黃易那些以歷史為背景的小說。比如我對於南朝「門閥制度」的理解是來自《邊荒傳說》，對於「關隴貴族」的理解是來自《大唐雙龍傳》。今年上半年，我又以最快的速度閱讀了一遍《尋秦記》，讀到幾處段落，覺得頗感玩味：

項少龍（小說中實際上的鉅子）道：把治權全交在君主手裡，假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大王犯法與庶民同罪，例如任何無故殺人，都要受刑，那誰還敢隨便殺人？

元宗（小說中最後一個合法的鉅子）道：我曾周遊各國，觀察民情，最後終改變了想法，若要天下太平，唯一的方法就是消弭國家之別。把所有人置於一個君主統治之下，只有這樣和有著一統天下的人，才能實現我墨門的理想。實現天下的大利。

小說主人公項少龍作為墨家的鉅子，最後一力成就了秦朝的建立的情節，倒是和近年來出土文獻和先秦思想史的爭論有相當的契合之處。所以本文試圖對墨家仕秦這一歷史事件做一個簡單的討論。

墨家在秦國的活動在《呂氏春秋·去私》中有明確的記載：

墨者有鉅子腹朜，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朜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巨子可謂公矣。

從這段記載來看，秦墨在已經實行商鞅變法後的秦國，地位相當尊崇，以至於連秦惠王都願意禮下徇私，為秦墨鉅子那個殺人的兒子網開一面。這種尊崇地位，當然不是沒有由來的。

前幾年已故的著名歷史學家何炳棣先生在晚年最後一篇帶有「政治申辯」色彩的論文《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從重建秦墨史實入手》中，提出墨家早在秦惠王的爺爺秦獻公時期就已經仕秦，並且在早於商鞅之前，墨家學說就得以在秦獻公時期得以踐行，這主要反映在軍事和戶籍制度上。在這方面，早在三十年多前李學勤先生就在《秦簡與<墨子>城守各篇》中就已經發現，墨家軍事思想被用於秦國軍事實操中。

經兩位史學大家的考證，墨家和秦國政治的親密關聯，已成為史學定讞。但是何炳棣先生對於墨家仕秦的解釋，我覺得頗有可議之處。何炳棣先生認為墨家在秦獻公時期入侵，是因為實踐「非攻」的政治理想，扶助當時還弱小的秦國。這原本並不錯，但是我們如何去解釋經過秦獻公和秦孝公兩代變法後，已經強大到四處征伐稱王的秦惠王時期，還會有東方的墨子趨秦投效呢？根據《呂氏春秋·去宥》的記載：

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泰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愨，而徒以取少主為之悖，惠王失所以為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

《呂氏春秋·首時》：

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

從《呂氏春秋》中兩則關於墨家弟子的記載，所透露的訊息來看，東方有一個墨者謝子不遠千里而來，想為秦國效力。另一位墨者田鳩在秦國為了求見秦惠王痴心的呆了三年。但是，當時秦惠王晚年，秦已是強國，很顯然這兩個墨者並非是去實踐墨家「非攻」，扶助弱國的政治理想。那麼他們去幹嘛？

基於上述的文獻記載和歷史研究的前提，我們便要追問一個問題，強調「兼愛」、「非攻」的墨家，為什麼會去投效已經經過法家變法成強的秦國呢？

這裡就存在幾處值得討論的地方。

第一，法家改革之後的秦國真的是很殘暴的統治嗎？未必。秦制千百年來一直受到污名化的描述。但這往往是後世的話語，而不代表當時的秦國一定是恐怖統治。再者，我們論及秦制往往更多的是基於自身時代的政治訴求，而忽略了彼時秦人的政治訴求。也許我們會覺得秦國變法後變得非常不自由，但是自由並不一定是那個時代生產力之下的人所需求的第一訴求。或許更豐富的物質保障和更通達的社會晉階之路才是彼時秦人的最重要訴求。

我們今天所想像的秦國，更多的是楚地話語和儒家話語作用的產物（這裡倒也不必非難儒家話語對於歷史塗抹，儒家話語的產生有著政治規勸的初衷。），事實上北大陳蘇鎮教授在《「天下苦秦」辨》一文中指出，當時天下反秦，秦人是站在秦國一邊的，即使是三晉地區也很難說是有明確的政治傾向。根據現在睡虎地秦簡中關於秦律的記載，也遠非後世所想像的那樣嚴苛。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墨家當時趨秦並不是一件值得過多聲討的事。

第二，非攻理想路徑方式的轉變。在《墨子》中記載了墨家大量止戰遊說的實踐，甚至出現了墨家鉅子率領弟子抵抗進攻，最後殉城的慘烈壯舉。那個時候的墨家是嚴格遵守「非攻」的政治主張的。但是隨後的墨家是否還會堅持這種具體性的「非攻」運動呢？我覺得是可疑的，第一當時各國都差不多已經完成了「戰國模式」，組織動員能力，已經遠非墨家一門之力干預，就能改變戰爭走向。因此，與其在那裡做無謂的犧牲，不如轉而支持一個國家能統一天下，終結諸侯爭霸的局面。雖然，一個專制大一統的國家今天看來未必多好，但是我們必須設身處地去體會當時的戰亂，理解戰爭對於當時的民眾來說，其實是最糟糕的局面。這種統一的思想，也絕非僅限於墨門，儒家孟子也同樣盼望「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來「定於一」。這也是墨家功利主義思想很容易出現的一個路徑導向。

這裡我們千萬要注意一點，不要拿現在存世的《墨子》作為思想規範來理解後期墨門的路徑選擇。事實上，所有的政治理論都會異化，這是基於不同境遇之下的異化必然。那個時代，呼喚一個利維坦來結束戰亂，完全是基於人類生存本性的策略，出現這種轉變很正常。

第三，和商鞅秦制的親和性。二者之間有親和性，並不是值得大驚小怪。千萬不要忘記了，無論是法家還是墨家都是反封建制度的。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非常重要的幾項政策就是反對貴族政治，雖然法家和墨家政治哲學的指導思想存在巨大的差異，但是從商鞅變法的一些效果來看，對於主張「節用」，「兼愛」，反對親緣差等政治的墨家來說，幾乎不謀而合。僅此，基於功利主義的墨家轉而認同秦制，在思想上也是先天的存在迴轉餘地。另外墨家的「尚同」主張也和有吻合秦制之處。對此，李競恆兄在《墨家走向了通往奴役之》一文中有激烈的批評，雖然我對他過於囿儒墨之爭和代入現代政治語境的理解有所保留，但我同樣認為過於強調「尚同」，確實有可能被統治者加以利用。讀者不妨將此文找來一閱，自信判斷。

俞曲園在《墨子間詁》序中對於墨子的幾項主張，精闢的做出一個邏輯關聯性的總結：「墨子惟兼愛，是以尚同，惟尚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講求備御之法。」事實上，我們同樣可以根據這個邏輯關聯，最後得出秦墨追求天下大一統帝國的選項：「墨子惟兼愛，是以尚同，惟尚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大一統。」

墨家普世政治理想陳義過高，缺乏實踐可操作性，最終只能退而求其次，借用法家均質國家的政治平台，實現自己的理想。這種弔詭的思想契合，並不僅限於先秦，在上個世紀後半頁，美國的政治思想也發生過同樣一起弔詭的思想事件，當時歐文·克里斯托、諾曼·波德霍雷茨、丹尼爾·莫伊尼漢和丹尼爾·貝爾等原先的追求普遍主義政治的極左翼托派分子，轉而親密的擁抱資本主義的明燈美國，催生了之後主導共和黨幾十年意識形態的新保守主義的誕生。

帝國，一個看似邪惡的形象，其實又恰恰只有帝國的力量，能夠執行普遍的政治預設，也只有帝國的龐大容量和文明輻射影響力，才能最大程度的去實現普遍主義的政治主張。因此，我們就不理解墨家最後為什麼會去擁抱一個普遍均質帝國。

只不過，一旦成就了普遍均質的帝國，墨家也沒有了存在的理由。

註：僅憑印象匆匆草就，未及核查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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