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的那些苦惱
你很快也會無病呻吟
提筆寫這篇文章之前，我又去確認了一下中國的房地產相關數據。在一堆飽受吐槽的「掏空六個錢包」之類的哀嘆聲中，我心驚地發現了一個數字——中國城鎮普通居民的購房負擔率已經超過了90%。也就是說，有90%以上的城鎮居民家庭正在參與到購買房屋的大潮中來。甚至在掏空了家底之後還要繼續把槓桿也加上去。
最扯的一個段子，是說深圳有一對中產夫婦在深圳房市的高點收購了五套房，如今在年收入40萬的情況下背著每年60萬的貸款。本來是想當包租公包租婆的兩人，現在活成了伍子胥，早晚有一天會急白了頭。
希望他們能夠堅強地活下去，畢竟生命永遠是最寶貴的。
然而對於年輕人來說，看到這樣的段子恐怕非但不會產生什麼同情心，反而還會有點幸災樂禍的意思。因為現在的年輕人，可能連餘額寶里的理財產品都買不起，就更別說買房了。至於因為房子太多而發愁的困擾，對於他們來說就像是富人的無病呻吟，充滿了「何不食肉糜」的腐敗氣味，實在不能讓人產生什麼同理心。
如果你也是這樣的一個年輕人，那你就需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對這個世界的態度了。以上故事假若屬實，這對夫婦早幾年恐怕也是仰望房地產的年輕人。只是因為房地產的資產收益和安全性誘惑，讓他們最終選擇了這條配置資產的不歸路。而他們的錯誤決策，也可能是你若干年以後要面臨的壓力。唯一的區別，可能只在於數量級。
儘管很多互聯網大佬都在鼓勵大家用租房度過一生，而且從中國一線城市房產的租售比來看，這個建議暫時是正確的。但一個男孩子，正如《真假難辨是剛需》里所說，怕是很難理直氣壯地在丈母娘面前說出：「我要帶著你閨女在出租房裡過一輩子。」這樣的豪言。
面臨著如此剛需壓力的年輕人，卻又往往難以擺脫我們此前在《十億新窮人》里迷失在消費社會裡的當代城市人的角色。他們是連消費社會都適應不了的不合格的消費者，在一線城市買房實在是消受不起的奢飾品；回到老家買房或是造房，單純的經濟賬還算合理，但又要面臨工作和娛樂生活缺失的悲慘矛盾。實在是生存不易。
他們可能也在嘗試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但以下五個問題實在不是這些年輕人能夠解決的：
城市冗餘空間大
土地審批不讓住
開閘放水加把火
資本避險快囤房
勞動報酬靠不住
城市冗餘空間大
?冗餘聽上去會是一個負面含義很濃的辭彙，但在實際生活中，冗餘可能是至關重要的。機關單位會有二線老幹部這樣的冗餘人員，充當和事佬和救火隊長的角色；計算機需要冗餘計算能力以處理突然增加的運算量；城市也需要冗餘空間來緩和緊張的居民情緒，並為進一步發展提供空間。
但過度的冗餘顯然就是一個貶義詞了，不必要的空間留存傷害到的是市民的具體生活。
城市冗餘空間的形成原因有很多：
首先，是城市在高速發展擴張的過程中，由於協調失誤或是地區間惡性競爭，產生了建築空間的堆積、重複和閑置。這一點在一線城市出現得比較少，因為政策和資本需要這些城市的土地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重複和空置的建築是很難被接受的。但這也並非絕對，比如北方城市裡常見的大院式地塊，不僅佔地面積大，而且與外部封閉無法通行，就是空間閑置的例子。
第二是由於不科學的規劃和粗放的管理，導致空間的使用方式不經濟，進而成為了不必要的冗餘。比如北京的道路看似寬敞，市區主幹道動輒六車道（南城除外），但由於詭異的信號燈系統和日常限行，這些寬敞的道路事實上沒有起到「准高速路」的作用，反而成為了限制周邊臨街鋪面和行人通行的障礙。
第三，在現代社會的生產消費體系與技術的支持下，一些原有的發達城市空間落寞，卻沒有及時清理重建，成為了沒有實際意義的冗餘。這一點在各個城市都會出現，尤其是老中心周邊未能成為歷史保護建築，又失去了居住和商業價值的房屋。在我出生的城市上海，就在幾年前還常能見到摩天樓背後的自建房和僅剩四壁的老公房。由於其佔地面積小，周邊規劃又已經基本完善，地產商很難新開發地產，就導致了寸土寸金的上海一直保留著這些不夠體面的房屋，影響了新居民的容納水平。
當然這些地塊的面積一般不大，不至於影響房價大局，而且在實際改造過程中又會出現棚改難題、釘子戶難題等一系列問題，不是最需要解決的冗餘空間。
其實由於東亞城市的成長時期短，發展爆發性高，城市空間冗餘的情況都很突出。而具體到中國，現代化的時間最早也只能前移到改革開放，比日韓兩位鄰居的時間更短，經驗更缺乏，空間過度冗餘的情況更為突出。
在拆遷補貼降低、房企紛紛準備「活下去」的現在，這個問題的解決怕是更加遙遙無期了。
但如果在內部無法開源的情況下，在外部開源，也許問題也能解決。只是這個解決問題的途徑現在看來也不是那麼方便了。
土地審批不讓住
關於土地財政的問題，在此前的文章《土地相關的一些邏輯》里已經介紹過了。豆腐乳同志一開場就引用了浮士德的故事，想說明這是一場與魔鬼的交易。本來我給那篇擬的題目是《當魔鬼來敲門》，但很顯然你沒有看到這個標題。
那篇文章聚焦的土地財政問題，顯然是指二三線以下的城市。從改開初期一直到大概五六年前，這些城市的產業吸引能力明顯不足，通過土地出讓和基建吸引產業和人口進入，並且擴大自己的收入開源，幾乎是唯一的選擇。
而在一線大城市，操作則是完全相反的。
關於城市空間內的住宅土地面積比例應當達到多少比較適宜，學界有很多不同的說法。鄖文聚等的《可持續土地整理理論與方法》認為，與生活相關的土地面積比例應該是這樣的：「教育研發用地30%比較適宜，商業與居住用地不宜超過15%，公建、交通、綠化用地比例在20%比較適宜。」
這其中，商業與居住用地不宜超過15%，已經是比較低的說法了。然而事實上，包括北京上海在內的城市，這個數字的現實值都未必能到達10%。每年的新增土地面積中只有一成是給住宅用地的，遠遠跟不上這兩座城市每年4~5%的人口增長率。人多地少，房價也自然水漲船高。
硬頂壓力在，總也有人會想辦法鑽空子。
2017年4月，上海發布了《關於加強本市經營性用地出讓管理的若干規定》，要求辦公用地不得建設公寓式辦公，商業用地未經約定不得建設酒店式公寓等「類住宅」；土地出讓合同要明確商辦持有比例和年限，持有期內不得轉讓；經營性物業要明確長期持有的比例；社區或住宅配套商業要長期持有。
政策總是用來堵對策的空子的，這項規定，就是在明確限制非法的土地居住化，也就側面說明了人地關係的緊張。
而資本洶湧的流動，則放大了這個矛盾關係。
開閘放水加把火
回頭看來，如今房地產價格高企源自於兩輪上漲，其一是2008年為應對金融危機而開閘放出的四萬億，其二是2016年稅費減免和降准之後的城市居民信心暴漲。這兩輪上漲，都與資本開閘放水有關係，但是現金流的走向卻和年輕人沒有太大的關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為防止實體經濟受到波及，將改開以來的民間經濟成果毀於一旦，四萬億計劃啟動。「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第一次成為了中國宏觀經濟的描述用語。與之配合的則是各個地方政府促進房地產這個超級下游產業的手段。由南京市政府打響了第一炮，人們都把目光放在了房地產上，將其作為「重要的支柱產業」來看待。
2014年開始，中國經濟又一次出現了下行壓力，人們準備接受較低速度較高質量的「新常態」時代。房地產又一次擔負起了經濟先鋒的責任，各地陸續取消限購，並調低住房貸款利率。這一輪房價上漲的效果其實比2008年那一次更明顯，部分城市甚至房價翻倍，房屋租售比也越發高漲，北上等城市的租售比到達了1：500~1：700的超高位（換言之房東用500~700個月的房租才能買回這一套房），並且還在持續上漲。
考慮到國際上對租售比合理的定義在1：200~1：300之間，這時候在這些大城市租房住顯然是比買房住要合算了。也差不多就是在這時候，互聯網導師們紛紛跳出來指導年輕人要學會適應租房的人生，這明顯要比買房經濟云云。
但租售比維持在這樣的高位，房價還在繼續上漲，只能說房東們是真的有錢。而要去適應租房勝過買房人生的年輕人，則最好懷疑一下自己為什麼那麼沒有錢。
不過也不要把問題都推卸到開閘放水上，新一輪城市化的大背景才是推高房產價格的真正推手。其實早在2008年第一輪高速上漲之前，一線城市的房價已經開始不尋常地波動了。我還記得認識的一位老同志在見到上海房價衝破一萬大關之後目光灼灼的樣子，並且非常衝動地把自己在市中心的老房子賣了，準備從此頤養天年。
後來他去龍華寺註冊做了居士，再後來他躺在了龍華火葬場里。
這是一個並不那麼典型的悲劇故事，但可以確定的是在資金快速湧入之前，房市自然上漲的趨勢是早就出現了的。正如我在《中國房地產沒有泡沫？》里所說的，只要一線城市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醫療、交通高地優勢存在，從農村和落後城市往巨型城市聚集的人群動態就一定會出現。這是後工業時代的工商業發展邏輯，而且必然帶來兩個看似矛盾的後果：城市住房緊張和農村土地兼并。好在現在我國能夠通過強硬的行政手段讓這兩個對平民非常不友好的進程走得慢一些。
開閘放水的原意也絕不是推高房價，只是它產生了這麼一個副作用，給房價添了一把火。
資本避險快囤房
其實每次開閘放水的時候，都會有人緊張房地產價格又要上漲，可見大家都是很清楚資本對房地產的青睞的。
在房企一端，房地產的資本屬性早就超越了產業屬性，大幹快上的修建過程和無所不用其極的營銷手段已經讓人無力吐槽了；在購房者一端，房地產的資本屬性可能也已經超越了實用價值，無處可投的閑錢變成房子是很多中國人明智的選擇。
但僅僅把這個問題解釋為中國人人性中的鄉土情結和房屋情結是不負責任的。作為一種投資品，房產天然具有一些優良的性質，在一些特殊的歷史機遇中總是會成為資本的尾閭。美國鍍金時代的芝加哥房產是資本窪地、美國次貸危機中的房屋也是資本窪地、日本騰飛時代的房地產是資本窪地、連俄羅斯油氣生意的高峰期莫斯科房地產也成為了資本窪地。
房子很容易在經濟景氣的晚期成為一種投資品。
投資品的本質，是為投資者提供一種具有穩定預期的資產配置方案。人們希望通過注入資金的方法，在投資品身上得到近、中、遠期的回報，以免資產貶值。而在人類的投資需求中，對安全性的需求是很基礎的需求。而房地產恰恰是相當安全的一種資產配置方式。
房地產的價值，遠不止構成房屋的鋼筋混凝土本身。在一般國家，房地產上綁定的附加價值包括區位優勢、經濟地位、文娛享受等等。而在中國的特殊情況中，房地產還綁定了戶籍、教育、醫療等附加價值。從這個角度上來看，中國房屋的租售比高於國際通行值的溢出，很大程度上就來自於這些特殊的附加價值。
這一點在發達的一二線城市尤其明顯，在這些城市的房價翻弱勢城市好幾倍的溢價也就來源於此。在大城市優質地段，即使房子本身的品質非常糟糕，也不怕沒有人接盤。即使是自用，人們似乎也願意為其付出溢價。所以房地產給人的安全感是非常足的。大幹快上的房地產商也就是盯住了這一點，才敢將修築水平很低的房屋上市。
而對於投資者來說，對投資品安全性的需求是隨著年紀的增長而不斷上升的。因此人生進入守成階段的時候，對房屋的需求會越發上升，這些人又偏偏是有資源能夠最大程度上享受經濟景氣的人。他們不僅能夠通過人脈資源判斷房屋未來的價值，也能控制資本的流動方向以最低的成本貸款購房，實在不行，前半生的積蓄也足以支撐起嚴苛的首付要求。
相比之下，年輕人所擁有的資源就太可憐了，所以很多人乾脆佛系地放棄了買房的想法。
勞動報酬靠不住
其實佛系青年也不是故意搞得那麼佛系的，沒有錢也不能怪他們。正如豆腐乳同志在《我的工作就是一坨狗屎》里吐槽自己的工作一樣，當今的年輕人已經很少能找到自己工作的價值了。這不光是工作帶來的個人滿足的價值，連經濟回報都已經不能讓人滿意了。
雖然勞動回報率和資本回報率的概念火起來是因為那本巨長的《21世紀資本論》，但是相關的概念其實並不新鮮，其現實體現就更不新鮮了。如果你穿越回明朝，問一個農民對自己的勞動回報率是否滿意（假設他能聽得懂這個概念），他也會搖頭的。
勞動回報率低於資本回報率是世界的常態，尤其是當科技發展陷入停滯的時候，很少有依靠單純的勞動而發家致富的。即使是農業時代的地主，想要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質，還是要通過兼并不善農耕的其他農民的土地來實現。這就是一種樸素的資本回報。現在的年輕人哀嘆自己的勞動回報率不合理，並且在皮凱蒂的書里得到了理論上的支持，完全是因為近一百年來人類的科學不斷在進行跨時代的跳躍，出現了無窮無盡的風口，讓人覺得通過勤奮的勞動（本質是新技術條件下的發明創造製造的價值差），能夠獲得超額回報。
然而事情並不是這樣的，在整體向上的通道里，擁有更多資本的玩家和勞動致富的玩家能夠獲得的收益遠遠不成正比。他們之間的區別，無非是在下降通道或者社會動蕩的時候，依靠資本回報的玩家損失會更大。但這兩種情況同樣也是能夠依靠勞動致富的人不願意看到的。喜歡混亂的，是那些連勞動技能都沒有的赤貧者。
但確實，依靠勞動回報者和依靠資本回報者的貧富矛盾是前所未有巨大的。造成這個糟糕局面的原因有兩個：互聯網信息時代帶來的焦慮，和兩種收入群體在空間上的疊加。
前者很好理解，通過互聯網，普通人也得以一窺撕蔥們的生活，對金錢和物質概念的巨大差異，使普通人嚴重懷疑起了自己的人生。
後者則更能代表後工業化時代的真實矛盾。
在過去，農民和領主之間的居住地、近郊工廠里工人和城裡資本家的居住地，在空間上是相對隔絕的。儘管農民交實物稅、工人領工資的時候，會見到大佬的豪宅（正如我們能看到撕蔥們的微博），但本質上兩者的生活不會在某一個空間長期重合，以至於爭奪生存資源。
而現在，由於勞動階層的工作場所和生存空間都在向城市的中心聚集，而富人活動置業的場合也在這個區域內，兩者在事實上構成了生存空間的爭奪。想要憑死工資和忙於穩定資產配置的資本家搶房子，無異於天方夜譚。
這也許才是一無所有的年輕人真正想哀嘆的東西。
而且隨著富人們對公共空間的佔有和新社交娛樂體系的構建，現在的年輕人已經連跟著崔老師唱《一無所有》的興趣都沒有了。
本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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