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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家庭︱兩代育兒:從獨生子女父母到獨生子女成為父母

原標題:中國家庭︱兩代育兒:從獨生子女父母到獨生子女成為父母



2018年6月1日,遼寧省大連市星海廣場,小孩的母親和姥姥守護著嬰兒車裡的小孩。視覺中國 資料

近日,由筆者翻譯的美國著名中國教育問題專家馮文的著作《唯一的希望:在中國獨生子女政策下成年》(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書中,馮文基於在1997-2002年間對大連三所中學的中學生的調研,描寫了出生於1979-1986年的一批獨生子女的成長經歷,並從世界格局、中國國家發展目標、以及中國近年來經濟-教育體系變遷的高度解析了塑造獨生子女養育方式的種種因素。與其父母輩相比,獨生子女成長最突出的特質是,家長對之進行集中化的不惜一切代價的教育投資,以期望子女能在激烈的求學與求職競爭中勝出,謀得稀缺的高薪職位,從而使家庭階層地位上升,趨近發達國家優裕的現代化生活水平。推動該行為的背後力量,是中國政府希冀能以獨生子女政策造就將中國帶入現代化發達國家之列的高素質人口。總之,國家和家庭向上流動的需求,使獨生子女身負厚望,成長中以學業至上為核心。


馮文所寫雖是近20年前的一個歷史片段,但其景象與今日中國政府與千家萬戶對青少年教育成就的高度重視仍有頗多相似之處。自完成其成名作以來,馮文一直持續對大連的這批學生進行追蹤調研,完成一部有關其中留學出國者生活的著作,以及若干有關其後續成長方式的文章。在徵得她的同意後,筆者將在此與讀者分享她和合作者有關這代人育兒觀念與行為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紹第一批獨生子女與上代人在育兒方面的異同點與成因。其育兒模式事關中國國下一代人的人生走向和國家未來走向,意義重大。


馮文於2011-2014年對她曾在大連一所中學調研過的406人(97%為獨生子女)進行更新問卷調查,並根據這批人中教育-經濟階層地位和是否婚育的比例,匹配性地抽樣出其中48名進行訪談。406人的平均年齡為30歲左右,其中49%已婚,20%育有至少一名孩童;被訪者中56%已婚,17%育有至少一名孩童(4歲以下)。問卷和訪談的問題主要指向是,這批人以自身成長經歷為參考點,期望如何養育子女,認為成功培育可向上流動的子女需要付出哪些努力,決定沿用和放棄父母哪些方面的育兒方式。


研究發現,被調研者與其父母共享的部分是,二者都對通過對子女的大力教育投資實現家庭和自身的向上流動、過上類似於發達國家中產階級生活水平的生活抱有嚮往,被調研者也期望沿用父母敦促自己努力學習的各種講道理策略來教育子女。406人中絕大多數都擁有比父母更優的教育水平和工作職位,親自感受和驗證過通過投資學業實現向上流動的效益,期待子女能在競爭激烈的教育-經濟分層體系中繼續實現學而優則向上流動。

另據不少人回憶,父母經常談論學習重要性和分析如何培養良好學習習慣和提高成績的講道理策略,給了他們關鍵的正向人生指導,適宜沿用督促下一代。講道理中最重要和最讓被調研者印象深刻的部分是培養吃苦、忍耐、自律、勤奮、進取的道德屬性,他們認為這也是自己育兒時應盡的道德義務。406人對子女的學歷期待比上代人有增無減,絕大多數期望孩子能最低擁有本科或碩士學歷,最高獲得博士學歷。


但與此同時,被調研者顯示出的一個與上代人的突出差異點是 強調子女快樂和平等親子溝通的重要性。通過閱讀有關西方快樂育兒的出版物以及與留學國外的同學們交流,其受到「西方」和「現代」以個人主義哲學理念為基礎的教育方式的影響感染,強調要在子女教育中關注尊重孩子的個性和興趣、快樂和自由,並在與子女交流時視之為平等的個體,與之對等交流和適度引導而不強加要求。


不少人回憶了父母在要求自己努力學習時的「威權主義」的教育風格,認為靠打罵子女督促學習的方式效果差還有適得其反的反作用,基於對這種強硬做法的反彈心理而強調柔性的教育更優。他們認為隨著大學本科和研究生就讀名額的擴招與大連市第三產業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帶來的多樣化高薪就業機會的增多,子女未來向上流動的渠道和空間比自己更廣闊,不必花費全部心力只抓課業學習,在孩子學業表現良好的前提下可以讓孩子花時間培養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使其成長為獨立性強、自主自治、依照個性為熱愛的事物快樂奮鬥的個體,如此也可補償自己當年被父母要求捨棄愛好專心學業的缺憾。之所以不能全然講求快樂育兒,是因學業-職業競爭焦慮與對未來的不安全感仍對孩子的生存發展產生實在壓力。


研究指出,大連獨生子女為主的家長群的育兒觀,是將美國學者Adrie Kusserow提出的「柔性個人主義」和「硬性進取型個人主義」育兒風格相容並濟。前者是美國紐約白人中上層階級的育兒模式,以柔性培育的方式關注孩子興趣,尊重其隱私和自主權,鼓勵孩子在家長的引導和開明的溝通下發展「真實的自我」;後者是紐約白人工人階級中的上層階層的做法,以強硬管教和施加威權的方式對孩子予以嚴格規訓,使其發展堅韌的自我,在充滿挑戰的世界中為爭取向上流動奮力拚搏。


大連獨生子女一代期冀在父母偏重於硬性派的教育方式中加入柔性成分,兼顧子女學業表現和個性自由發展。這種育兒觀的跨代變化在80後一代身上普遍發生,不論其收入教育水平所決定的階層差異如何,即代際差異大於階層差異。 這與西方學者主流理論中關注的育兒模式出現跨代承襲且固化的階級差異的趨向,有很大不同。

在馮文及其合作者看來,80後一代與其父母在育兒信念和行為上的代際差異,既反映了也進一步加固了兩代人對於「何謂向上流動」的不同定位。其父母一代更多關注躋身於中產階級行列所具有的經濟屬性——具備享受優裕物質條件的經濟自主性,因此強調子女以謀得高學歷高薪職位來實現階層躍升。 80後一代期待子女不僅由此路徑成為中產階級,還要具備特定的價值觀和精神氣質而成為發達國家公民共同體中的一員。此處所稱的「發達國家公民」並不受限於法定的公民國籍,而是全世界高學歷高收入者自我認定的一個疆界靈活又影響力與日俱增的「想像共同體」,其在價值觀上認可柔性個人主義所強調的對個人興趣的尊重發展。80後一代重視通過採取柔性個人主義的育兒方式讓子女具備加入此共同體所需的價值觀和文化資本。

此調研主要關注育兒設想而非實踐,當時被調研者中大多數還沒有生育、生育者子女尚為嬰幼兒,其育兒設想和育兒實踐是否有差別,或在子女從學齡前進入學齡後發生了哪些改變,比如是否在切實感受到子女學業競爭壓力時更偏重於學業上的規訓而減縮給子女快樂自由成長的空間?從近年來中國課外學業輔導機構的加劇風靡、高價學區房購買的熱潮、新自由主義經濟下勞動力市場的不穩定、中產階級生存焦慮被熱議的境況中,可能注重學業競爭仍將是年輕父母們育兒模式的主旋律。另外,新一代父母如何在實踐中兼顧育兒中的規訓教育和快樂教育?二者在時間精力分配上發生衝突時如何解決?期待馮文能通過後續調查收集的數據與故事給出對這些問題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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