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在1913——民國怎樣應對蒙古軍南下（1）
公元1913年1月，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袁世凱剛就任不足一年，議會的大選正在緊張籌備，各黨的競爭已經趨於白熱化，亞洲第一共和國還沒有從初出母體的驚悸中安靜下來。一場影響深遠的戰事卻在北疆的蒙古高原上爆發了：
一支蒙古軍兵分四路，從外蒙古首府庫倫出發南下，兵鋒分別指向內蒙古和新疆。這是一支一萬餘人的部隊，不但有著久已不復成軍的蒙古騎兵，還裝備著各種新式快槍、火炮。
自從1690年，準噶爾汗國可汗噶爾丹率準噶爾騎兵兵臨烏蘭布通，使得大清帝國的京師戒嚴，卻在康熙皇帝的強力反擊下鎩羽而歸後，曾經在歷史上無數次上演的「胡馬度陰山」，早已淡出了人們的記憶。
豈料，清朝剛滅亡，已經在佛教的香煙中沉睡了二百餘年的蒙古人，用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讓原本成為漁樵閑話的故事真實再現了。
事情還要從民國成立前開始說起。
1907年，著名的立憲派楊度，在《中國新報敘》一文中，曾大聲疾呼：一旦推翻帝制，必然會出現「蒙回藏持民族主義者也，無欲與漢人同立於一國家一政府之下以為生活之心，則必乘此以解紐而各離立」的分裂局面。以此來反對革命之說。
楊度說的確實有一定道理，清朝對於邊境各族的統治，其「名分」是很複雜的：
對於蒙古，通過消滅北元汗廷而繼承元朝法統，被蒙古各部尊為「博格達汗」，並以會盟的形式，將之劃為為自身服務的軍事組織。對於西藏，繼承元朝方式，一方面在形式上將土地人民以施主的名義賜給達賴與班禪兩大活佛，另一方面則派駐駐藏大臣予以管理監督,這便是西藏所稱的「供施關係」。對於新疆的回部，也就是維吾爾地區，則實行以伯克製為主，札薩克制和郡縣製為輔的一區三制。扎薩克制是與蒙古相同，設置哈密回王等地方領主，伯克制隸屬於伊犁將軍等軍府大臣，專管民政，雖然廢除了世襲，但各地伯克常能任職終生，儼然一方土王,其權力的來源，便是皇帝的恩賜。
在楊度看來，清朝皇帝這些身份，共和後的政府是難以繼承的，而蒙回藏各族還處於相對落後的狀態，根本無法與漢人一同「共和」，革命的結果，將是四分五裂，出現「漢蒙回藏分為四小國」的情況。
不過，楊度太過高看清朝的「凝聚力」了。雖然在法律、宗教、政治各方面有著看似精密的安排，但清朝畢竟是皇權專制帝國，維繫廣大版圖主要靠的還是武力，是「以力不以德」的。一些被後世津津樂道的佳話，如「滿蒙一家」，其實也只局限於蒙古之小部分，如科爾沁等部，聯姻不斷，血濃於水。而對於其他蒙古各部，無一不是鐵血征服，還出現過在土默特「燒絕板升」（板升為蒙古語，意為城市），屠滅準噶爾，血洗青海諸部等「武功」。
待到王朝衰落，武力不足恃，而又在宗教、政治上有所偏頗，各族之離心便是題中應有之意。
1846年開始的新疆起義，結果導致浩罕汗國入侵，建立了「洪福汗國」，統治天山南北達十一年之久，雖有名將左宗棠將之攻滅，但也可看到清朝對於新疆之政策，早已瓦解。
而清朝末年，因為外患日熾，清朝皇室對蒙古王公和蒙藏僧侶集團的倚重和優待也日差一日，對黃教活佛日益怠慢，放墾蒙地，在四川藏區改土歸流等等作為，已經將「協和萬邦」的幻象自行破壞無餘。
於是，在清朝生命地最後幾年，除了因為阿古柏之亂而劃為行省的新疆尚且能維持表面平靜之外。蒙藏各地早已風起雲湧。
在西藏，隨著1903到1904年的英國第二次侵藏戰爭，清廷的軟弱使得西藏僧俗對之徹底失望。在此之後，不過是「外示誠樸,陰實抗違」，十三世達賴喇嘛更已經開始獨自在英、俄之間周旋。待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西藏噶廈政府更是立即劃疆自保，1913年10月，將駐藏清軍驅逐出境，成為實際獨立之地。
蒙古地區比此尤甚，原本就被壟斷貿易的山西商人用高利貸「套牢」，而自從放墾蒙地以來，上至王公、下至牧民，無不生計日蹙。規模不等的抗墾起義此起彼伏。而要說到爭取獨立，更是比西藏還早，清朝還未滅亡，便已經策劃於密室，發難於基層了。
辛亥革命爆發於1911年10月，而早在三個月前，是年7月，以哲布尊丹巴八世為首的外蒙古活佛、王公，便在庫倫召開秘密會議，決定實行獨立，並密派代表團往俄國尋求支持，獲得沙俄政府「通過外交途經支持蒙人捍衛獨立之願望」的承諾。
武昌起義爆發後僅一個月，11月30日，外蒙古庫倫政府便向清朝駐庫倫辦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後通牒，宣布「將蒙古全土自行保護，定為大蒙古獨立帝國，公推哲布尊丹巴為大皇帝，不日登極」，要三多立刻出境。三多是個顢頇無能之輩，本就無意忠於職守，再加上朝廷此時早就大亂，根本不能指望，於是接到通牒便逃之夭夭。
12月16日，庫倫獨立集團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國，以共戴為年號，奉哲布尊丹巴八世為「博格達汗」，這是當初蒙古各部尊奉給清太宗皇太極的稱號，以此來宣布，清朝皇帝對蒙古統治已經終結。
1912年1月，烏里雅蘇台將軍奎芳棄城離境。是年8月，庫倫武裝佔領科布多城。到1912年年底，庫倫政權控制了唐努烏梁海之外的整個外蒙古地區。
若論人口和經濟實力，外蒙古本不如內蒙古，為何「首義」卻在外而非內？其原因甚為複雜：
按照清朝管理蒙古的盟旗制度，內蒙古分為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沒有哪位王公可以有號召各旗的影響力。人口雖占蒙古人口三分之二強，但其地已經各族雜居，很多地方蒙古人已不佔多數。且雖然黃教興盛，但掌管內蒙古教權的章嘉活佛其法座是在青海，自己本身又是駐京四大活佛之一，並不常駐內蒙古，也就不可能擁有巨大的政教權威——無論從政治實力、民族主義還是宗教力量，內蒙古都沒有一個統一的核心。
而外蒙古，雖然只佔蒙古人口不足三分之一，又被分為四盟四部八十六旗，且有清朝之駐庫倫辦事大臣全權管理監督。但終清一代，原有的土謝圖、扎薩克圖、車臣三大汗室仍被完整的保留了下來，而最高活佛哲布尊丹巴也具有宗教上的最高權威，且其一世、二世均轉世於土謝圖汗家族，即使從三世起均要從藏區轉世，但以轉世論而言，仍有著蒙古可汗的血統。再加上外蒙古地處偏遠北疆，其他民族極少涉足，只有少量漢商行賈，民族構成也較為純粹。
於是，外蒙古「當仁不讓」，挑起了獨立重任。
楊度的擔心幾乎成為現實，民國剛成立一年，原來清帝國的版圖上，便出現了外蒙古和西藏兩個實際獨立地區，雖然沒有「一分為四」，卻是「一分為三」。不過，這豈是革命之過？不過是清朝的「遺產」，被民國無奈繼承罷了。
西藏的噶廈政府雖然驅逐了內地駐軍，但自知實力不足，對於青海、四川的藏區，便只能視之為化外之地。而庫倫政府既然自稱「大蒙古國」，便是有將「向系同族同宗」的所有蒙古地區納入統治範圍的心意，而不會僅局限於漠北一隅。
從宣布獨立之日起，庫倫政府便向內蒙古、新疆等地的蒙古各旗發出了統一蒙古的「諭令」，勸諭各旗「一體歸順」，並承諾只要歸順，王公沿襲原爵，俸祿不變，王公以下貴族晉陞一級，普通民眾所有捐稅免除等等。
然而，雖然按照俄國出版的《蒙古人共和國通史》中所言，內蒙古相繼有三十五旗響應或者支持獨立，但實際情況遠非這麼簡單。在武昌起義之後，眾多蒙古王公，包括外蒙古車臣汗部郡王多爾濟帕拉穆，還都在北京組成「蒙古王公聯合會」，為保住大清帝國而積極奔走，並上書重新出山的總理大臣袁世凱，表示「於大皇帝無二心，於強鄰無異志」，並說：「前此庫倫所以宣言獨立者，非叛大皇帝，亦非深識共和之意義為何物也。實以改為民主之訛傳，恐失其統於一尊之效。」
他們不但宣稱自己「於大皇帝無二心」，而且還為庫倫政府辯解，說「非叛大皇帝」而是「恐失其統於一尊之效」。這不僅是表忠心，還露出了為難和彷徨：怎麼做才對自己更有利，心裡實在沒有底。
於是，「博格達汗」諭令所到之處，內蒙古各地有的陽奉，如呼倫貝爾，有的陰違，如阿拉善、錫林郭勒，還有的斷然拒絕如鄂爾多斯、察哈爾、土默特，並沒有獲得望風而從的預期效果。
宣諭既然不奏效，那隻能用武力解決了，庫倫政府決定，派兵「將內蒙古六盟二十四部一律蕩平」！（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