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將宋哲元的「對日親善」，該如何評價？

文史 11-07

問：宋哲元主持平津期間「對日親善」，與日本人有很多往來，這算不算軍閥禍國？

文 | 楊津濤

軍閥禍國，是局部抗戰乃至全面抗戰時期，極為常見的現象。顯者如1936年粵、桂兩系軍閥勾結「友邦」（日本）「北上抗日」；隱者如1944年西南軍閥密謀推翻重慶政府。

至於宋哲元主持平津期間，是否也是如此，我們可以略作一些梳理。

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後，日本希望將華北建設為「防共親日滿地帶」，又策划了「華北自治運動」。通過《塘沽協定》與《何梅協定》，日本先讓冀東大部分地區成為「非武裝區」，又迫使中央軍、東北軍及國民黨勢力退出華北，使華北出現「權力真空」。1935年6月，日本指使白堅武發動叛亂，企圖佔領北平，建立親日的「自治政府」。甫被解除察哈爾省主席之職、避居天津的宋哲元，率29軍進駐北平，穩定了平津局勢。

在日軍看來，29軍不是中央軍，且有反蔣歷史，宋哲元「不會忠於國民政府，而是以其地方軍閥的特性，巧妙地窺測日中勢力的均衡，趁機進入所覬覦的平津地區」，故有意拉攏宋「充當日軍之傀儡」，領導「華北自治」。

蔣介石對宋的擅自行動固然不滿，但也希望由他出面，維持華北殘局。在接見29軍副軍長秦德純時，蔣讓其轉告宋哲元，「務須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國防。將來宋軍長在北方維持的時間越久，即對國家之貢獻越大。只要在不妨礙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大原則下，妥密應付，中央定予支持。」

隨後，國民政府順水推舟，任命宋哲元為平津衛戍司令。

宋哲元主政華北，最大的壓力來自日本。為控制華北，日本多次勸說宋哲元脫離國民政府，甚至出動關東軍、艦船、飛機等向其示威，限令1935年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面對危局，宋哲元計無所出，選擇避居天津。國民政府則命何應欽北上交涉。

在宋哲元的立場，他既不願在日本逼迫下「自治」，所以避居天津；但也不希望失去「華北王」的地位，所以對何應欽的到來並不歡迎。

宋哲元以退為進，曾提出三策：

「（1）如放一槍一炮即可成名；(2)帶兵退出不失封疆大吏；(3)為敷衍他人，為國家領土護財源，安民心，使國家有一機會以安全局，乃最痛苦之事。」

這三策固有要挾之意，但也確系實情。宋哲元手握29軍，若離開華北，國民政府必然還要為他安排一省駐地。

最終，何應欽亦窮於應付，只能電請依照西南政務委員會的前例，組織冀察政務委員會，獲得蔣介石同意。1935年12月，宋哲元臨危受命，出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下轄河北、察哈爾、北平、天津兩省兩市，主持對日交涉。

圖：宋哲元

在冀察政務委員會任上，宋哲元的確表現出了一些日方所期待的「軍閥特性」，比如在截留稅收、私自擴軍等問題上，與中央頗有矛盾。

但與遠離抗日前線的西南軍閥李宗仁、龍雲、劉湘等不同，宋哲元在處理與中央關係的同時，還須謹慎應付日本，畢竟日軍時刻在其轄區內活動，故此，為勢力的存亡計，宋哲元的言行，常給人一種「親日反蔣」的錯覺。

事實上，宋哲元一直堅守冀察政權是「國民政府下的一個政權」的原則，在用人行政上請示中央，對中央政令大體奉行。對日本則只是敷衍。宋主持的對日交涉，如其自謂，「日本種種無理要求，皆關係我國主權領土之完整，當然不能接受。」他處處虛與委蛇，並未讓日本獲得實際利益，故而讓日本極為不滿。1936年夏，長期代表宋哲元與日本交涉的蕭振瀛辭職出國，原因是他向日本開了太多「空頭支票」，宋「覺得叫蕭離開出國，可以緩衝一下」。

為向宋哲元施壓，華北日軍有意製造事端，比如，強行借用南苑機場土地建立倉庫，出動憲兵在北平街頭任意捕人；製造輿論，一面發表《警告宋哲元》的報道，一面散布「二十九軍即將南調」的謠言。這種種壓逼之舉，顯見日本對宋哲元的初始估計，確實太過樂觀，如曾任日本駐華大使的川越茂所言：

「日本陸軍以為宋哲元已為收買。實則宋哲元亦支那人也，決不願日本奪取支那領土，觀其態度之曖昧可知也。」

但是，在被日本人壓逼的同時，宋的這種苦衷卻也很難得到國人的理解，當年的輿論，曾一致懷疑他要勾結日本，充當漢奸。國民黨元老張繼，曾對著蔣介石大罵宋哲元投敵賣國，要求中央懲辦。在蔣處碰了釘子後，張繼還找到于右任大發脾氣，說宋哲元「甘心要做石敬瑭、張邦昌，而蔣先生硬說宋哲元不會真心和日本合作。」

內外交迫之下，宋哲元一度不堪重負。先是「稱病不出」，後來乾脆在1937年5月借探親為由，暫避山東。行前，他交代秦德純：

「一、對日交涉，凡有妨害國家主權領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二、為避免雙方衝突，但亦不要謝絕」。

由這番交代可見，在華北對日交涉，實屬左右為難，稍有不慎便會給日軍開啟戰端的借口，或使自己淪為漢奸。

今天回過頭去看，主持冀察政務委員會的一年半時間裡，宋哲元無疑是有功的：

首先，他將委員會實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親日人士王克敏、王揖唐等，皆有職無權。

其次，鎮壓武宜亭等日本支持的「自治運動」，解散「冀察各縣自治代表聯席會」、「河北省民眾自治協會」等非法團體。

第三，服從中央政令，頂住壓力，拒簽賣國的《中日共同防共協定》與《華北經濟提攜協定》，維護了華北主權。

主持華北政局期間，宋哲元最讓人詬病的，是「七七事變」後，曾一度阻止中央軍北上；稍後平津又迅速淪陷。而據楊奎松的研究，1937年7月7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蔣介石仍處於和戰不定的狀態，一度寄望於用強硬宣言迫使日軍讓步，故而批評宋哲元與日軍和談；當得知日軍大規模增援華北後，蔣又回過頭來表示願意承認宋與日軍達成的妥協條件，希望以此讓平津局勢緩和。宋哲元主持平津，理當為備戰不周負責；但另一方面，也須看到，中央決策中樞戰和不定的立場，對宋的備戰部署，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總體而言，宋哲元有他軍閥的一面，但其主持平津政局，就抗日而言，可謂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