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屆全國近代漢語學術研討會在武漢舉行

10月27—28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歷史語言學二室與湖北大學聯合舉辦、湖北大學文學院承辦的第十八屆全國近代漢語學術研討會在武漢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楊永龍在會議開幕致辭中表示，近代漢語學科在近些年發展迅速，取得了豐碩成果，但未來仍然大有可為。一方面，要繼續做好基礎研究工作，關注具體語言事實的個案研究，如詞語考釋、虛詞溯源、文獻考訂等；另一方面，要繼續擴大研究視野，注重新的理論方法的吸收與運用，除了要從歷史變化的視角考察近代漢語，還可以根據情況把近代漢語研究與方言研究結合起來，甚至與少數民族語言結合起來，從語言接觸、跨語言等不同視角出發，觀察語言現象，探尋演變規律，解釋動因機制，努力把近代漢語研究推向新的境界。

在為期兩天的會議中，來自海內外多所研究機構和高校的近百位學者圍繞近代漢語研究相關議題進行了深入研討。

文獻整理取得新進展

近年來，近代漢語學科在文獻整理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此次研討會上，與會學者交流了在該領域獲得的新的研究成果。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董志翹同與會者分享了他在校注日本高僧圓仁所撰《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過程中的研究發現。他說，自己在校注過程中參閱了日本足立喜六、鹽入良道、小野勝年的注本，同時也參閱了國內白化文先生校注本，注意到《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一些版本和校注多有商榷及補充之處。如卷一「〔十一月〕十八日」條提到「作手立禮」，小野勝年、鹽入良道等人將其解釋為叉手合掌、拱手站立行禮。董志翹認為，這種校注有望文生義之嫌，因為遍查中外文獻,無將「拱手」說成「作手」者，更無「手立禮」這樣的禮儀。董志翹表示，此處「手」字原當為「平」字，乃抄寫時形近而訛，作平立禮即行平立禮。所謂平立禮，即指僅平身站立的一種禮儀,一般是地位高者對於地位低者，年長者對於年少者之禮。「行禮」可言「作禮」，這種說法在古書中多見；而「平立」作為一種姿態禮儀，在佛典及中土文獻中亦常見。因此，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十一月〕十八日」條應當校作:「相公入來寺里，禮閣上瑞像及檢校新作之像。……見僧等來，皆起立，作平立禮，唱:『且坐。』即俱坐椅子啜茶。」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汪維輝及其學生許峻瑋從漢語史的角度，對明代徐昌祚筆記《燕山叢錄》卷二十二《長安里語》進行研究。他們認為，《燕山叢錄·長安里語》收錄了明朝萬曆年間的300多條北京方言話詞，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為我們開啟了一個窺探500多年前北京土話真實面貌的窗口，是研究明代北京話的絕佳材料。汪維輝介紹說，《燕山叢錄·長安里語》多採用記音字和純正的口語說法，為語音史研究提供真實的口語音材料；同時，它所記載的明末北京話辭彙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所記都是真正土俗的口語說法，為新詞溯源和詞義考辨提供了有價值的材料。此外，該書還存在不少疑難問題，比如書中用來注音的字究竟是取其通語音還是吳語音？又如「A曰B」的釋義格式中，A 究竟是文言詞、通語詞還是吳語詞?這些問題都有待學界進一步深入研究。

日本熊本大學教授植田均長期從事《醒世姻緣傳》相關研究。他認為，文學語言不僅僅是由一個時代、一個地方的白話語言組成，還包括當時的普通話(官話)、方言、口語、慣用語、成語、諺語等多種語言形式。《醒世姻緣傳》雖然成書於清代初期，但書中辭彙有很多地方與明代辭彙相同。他將《醒世姻緣傳》中語詞辭彙分為十七種大分類及其下諸多的小分類，並以「拾掇、收拾、置辦」三詞的具體使用情況為例，重點介紹了多義詞的分類情況。

探尋近代漢語演變規律

近代漢語辭彙語法語音的嬗變議題也受到了與會學者的重點關注。解放軍外國語學院教授李宗江分析了近代漢語的「說講」類推論標記的演變機制。所謂推論標記是指將前提和推論連接起來的語用標記。近代漢語的推論標記中有一類是由「說、講」前加指示代詞構成的，如「這樣講、這麼說、如此說來」等。李宗江引用《紅樓夢》、《兒女英雄傳》等明清小說中的「說講」類推論標記說明，指動短語作為推論標記直接來源於一個假設分句，經歷了一個「由你到我」的主觀化移情過程，當它用於非對話語境時，作為一個典型的篇章連接成分才算最後演變完成。

在漢語與其他語言發生語言接觸的時候，固有的與外來的兩種意義相近的語法格式常常會重疊並置。這種情況不僅在元代的白話文獻中比較多見，在西北漢語方言中也屢見不鮮。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敏春芳在類型學視野下分析了西北方言的重疊並置現象。她認為，語言接觸是誘發重疊的一個重要原因。只要有語言的接觸，就有可能出現重疊。在不同類型的語言接觸過程中，當不同的表達方法尤其是語法格式差別較大的時候，語言的使用者會感到無所適從，兼顧的辦法就是兩種語法格式皆可，重疊並置。一般來說，語言接觸中的重疊只是發展中的過渡階段，最後一般都會走向歸一。而歸一的結果就是，在語法化中的重疊里，使用者在新舊兩種語法格式中常常選擇新的；在語言接觸中的重疊里，使用者在固有的和外來的兩種語法格式中常常選擇固有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胡平在題為「選言型辭彙演變及其解釋」的學術報告中指出，所謂選言型語義演變，即舊義指稱存在多種可能，而新義指稱只是其中一種。比如「先生」，其字面義是「先出生的人」，歷史上可以稱謂「哥哥」和「老師」，後來只稱謂「老師」；又如「後生」這個詞語，其字面義是「後出生的人」，可用於稱謂「泛指年輕人、男年輕人、女年輕人」，後來該詞語只用於稱謂「男年輕人」。胡平認為，選言型語義演變可從原型範疇和基於語言使用的角度加以解釋。具體來說，最後勝出的義項(新義)其指稱為範疇中的原型成員，所以在日常交際中較其他成員使用更為頻繁，因此在重複使用中，語言使用者在詞語和原型成員中建立起越來越穩固的聯想關係，最終語言使用者視原型成員為詞語的唯一所指。選言型辭彙替換，更多地同語言使用者的求雅避俗的語用心理有關，造成語言使用者舍彼取此。

關註明清漢語語法研究

此次研討會上，多位學者圍繞明清時代漢語語法問題發表觀點。

湖北大學文學院教授石鋟分享了他關於明代漢語的致使結構研究成果。他認為，明代致使結構有如下特點：一是致使句的致使者，從形式上看，結構形式相對簡單，語法上體詞性強，常常被省略；從語義上看，生命度等級高，施事性突出。二是致使句的被致使者，從形式上看，句法位置有前移的趨勢，使動句和使成句的被指使者在句末。三是致使句的致使結果，從形式上看，可由不及物動詞和形容詞充當，更多的是由複雜的謂詞性結構充當；從語義上看，大部分由不及物動詞、形容詞和各類複雜結構充當的沒有及物性，少數由及物動詞充當的有及物性。四是明代漢語表致使力的詞語有動詞、動詞性結構和介詞三類，具體而言，使動句、使成句、使令句由動詞表致使力，表致使的「V得」句由動詞性結構「V得」表致使力，表致使的「把(將)」字句由介詞「把」和「將」表致使力，不管是用哪類成分來表現致使力，它們的語法意義都是「致使」。

在明清白話小說中，很多中心語前後都存在程度副詞。語言研究者把「前置副詞」稱作前置狀語，「後置副詞」稱作後置狀語，兩種狀語同時出現的情況即程度副詞前置後置同現。浙江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崔山佳提到，程度副詞前置後置同現不僅仍存在於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等地的漢語方言中，也同樣存在於南方一些少數民族語言中。此外，一些方言中還存在「框式狀語」，即中心詞前後用的是同一個程度副詞，且是同類同級，也表程度加深。崔山佳認為，程度副詞前置後置同現與「框式狀語」多體現了認知語言學相似性特點，有的展現了語言的歷史層次，有的說明了方言或語言接觸問題，均具有類型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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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觀察語言現象 探尋演變規律 解釋動因機制 第十八屆全國近代漢語學術研討會在武漢舉行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任編輯：黃琲 排版編輯：黃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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