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新刊 | 羅志田：「過渡時代」與「大國轉身」
原標題：《讀書》新刊 | 羅志田：「過渡時代」與「大國轉身」
編者按
關於近代國家轉型，學界的論述非常多，本文將「近代中國從何而來」「近代中國基本層面的特異性」「近代歷時性的大事件」等，加以通貫地認識，充分解釋大國被動轉身、「中西新舊」變化之下，人們對近代大事件的不同認知和心態，並將此與當下的心態聯繫作比，預示近代史研究可能出現的新角度。
「過渡時代」與「大國轉身」
文 | 羅志田
一
中國的近代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動蕩時代，也是一個在很多方面與過去和外國都「不一樣」的時代，產生了不少此前此外都不易見的現象。有意思的是，中外研究者基本將這類「非典型」現象，視為理應如此的「常態」。這意味著或者大家都同意近代中國可以是個「例外」，或者大家雖未表出，卻已接受這本來就是個異常的時代。外國人把中國的近代視為「例外」，可以是出於歧視；中國人而有相同的認知，固不排除是這類外來觀念的內化，但恐還有別的原因，需要仔細斟酌。若眾皆如此，似表明很多人有意無意間已感覺到這是一個梁啟超所說的「過渡時代」，故可以允許很多「不一樣」的存在？
過渡時代的基本特徵，就是總處在一個緊張的狀態中。首先是既存秩序不再顯得「恆常」，同時過去相對易得的「穩定」，也被頻繁而劇烈的動蕩所取代。許多洋溢著激情活力的面相，往往不能以常理度之，明顯帶有梁啟超所說的「革命性」，即事情「最難律以常軌」，往往出現「結果與預定的計畫相反」的現象。
第一次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此後中國社會的經濟生活、思想意識等均發生劇烈變化（來源：civilianmilitaryintelligencegroup.com）
為什麼會這樣呢？簡單說，因為這是一個歷史悠久、看重文化的大國不得不轉身的時代，且還有很長的過渡期（此過渡不僅是一般常說的從傳統到現代，更包括從文質化轉向物質化）。今日我們對近代中國的認知，一方面帶有很多想像的意味，同時又缺乏足夠的想像力，最主要的就是沒有充分認識到近代中國的特異性，而且這類特異性已經影響到對近代中國的認知本身。故不僅過渡時代的特異性需要進一步的認識，因此而產生的獨特認知又會對我們認識自己有什麼樣的影響，都相當值得反思。或可以說，中國的轉身還在繼續，卻首先是從歷史走來。是哪些因素影響和形塑了我們今天的生活，非常需要藉助歷史想像，重新審視「中國的近代」，了解那些使其不得不如是的脈絡淵源。
首先，近代中國的轉身，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動的。韋伯注意到，古代中國的理想秩序是和諧，上天是維持「神聖的社會秩序恆常不變與不受干擾的守護者」，只要遵循「合理規範的支配」，即可得到穩定。而對西人而言，上天是「被畏懼或被熱望的、非理性的命運急轉的源頭」，因為西方在「自然與神之間、倫理要求與人類性惡之間、原罪意識與救贖需求之間、此世的行為與彼世的報償之間、宗教義務與社會—政治的現實之間」，皆有緊張性。而在儒教倫理中，這些緊張完全沒有，也就缺乏它們激發出的激情和突破。
不過，由於外力的衝撞，中國的近代似也出現了兼含畏懼和熱望的非理性「命運急轉」。此前中國也曾有過被征服的經歷（元朝和清朝），這次遇到的卻是文化與武力相結合的「現代型」外力，它更加「理性化」，也更能算計，似乎並不一定想要全面的領土征服，卻將獲利的希望寄予中國人思想觀念的改變。實際上，近代西潮的衝擊，也成功改變了很多中國讀書人的思想。
《荀子·天論》中提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揭示出自然界運動變化有其客觀規律。此為唐代楊倞注，明嘉靖時期顧氏世德堂刊本（來源：書格）
若據韋伯所說「上天」在中西文化中的意義，近代中國這突如其來的「命運急轉」，就真有天崩地裂的意味了。其中當然蘊含著豐富的創造力，卻也伴隨著中國人所不熟悉也不欣賞的多種緊張。以澄清天下為己任的讀書人，確曾努力想要順應這樣的「命運急轉」。
《中國的近代：大國的歷史轉身》一書講述的，就是一個大國不得不轉身的故事。我把《從文化看復興與崛起》放在前面，作為本書的前言。裡面涉及的大國與小國、近代的記憶與失憶，以及從認知回歸泱泱大國風範的意思，大概是今天很多人也感興趣的。那是一篇命題作文，並非我常寫的題目，但也告訴我們，就是流行的「大國」話語，也不必都是同樣的思考。其中關於物質與文質的辨析，尤點出近代的一個重大變遷。
晚清的鄧實把文質看作物質的對應項，而今人則多表為「非物質」，頗似把虧損說成「負增長」，最能體現思考重心之所在——心裡只想增長，則虧損便成為另類的增長；眼中唯有物質，文質也就成了非物質（不過立言當從眾，我現在也多表述為非物質，以隨順世緣）。
從過去極為看重非物質面相到後來思想的全面物質化，是一個根本性的遽變。孟子看重的恆心與恆產的關係，就此顛覆。心態已充分物質化的今人，或已看不出無恆產而有恆心的意義，也越來越難以理解非物質時代的昔人。這恰是所謂大國轉身特別需要引起我們關注的地方，即由於大器晚成的過程太長，有些自己的特性可能久假不歸，使今天的人難以認識過去的自己，不啻自我的悄然隱去。
《國粹學報》，1905年初由鄧實、黃節等人發起，以「發明國字，保存國粹，不有門戶之見，不涉黨派之私」為宗旨（來源：百度）
很多人都確認近代日本改革的成功，其實日本真正成功之處，可能更多表現在雖已大規模西化，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自身文化的生活樣法。反觀我們，從衣食住行看，雖不能說已經西化，卻已迥異於百多年前的中國。既不夠西化，也不那麼「中國」；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恰是近代中國衍生出的一個特異色彩。
一方面是不少今人喜歡學著說東方是西方的「他者」，另一方面卻出現了中西互混而人我難分的現象。近代大國轉身的艱難，正表現在許多類似的轉變之上。這樣一些時代性的面相，特別需要從史學視角進行通論性的觀察。
二
本書的文字大體分為五個板塊，下面略述前三者的內容。第一部分是偏重古代的通論，明確近代中國是從歷史走來。分別探討史學在中國的地位及其發展歷程、與時偕行的中國農耕文化、夷夏之辨和文野區分，以及巴蜀文化的一些特色。
中國文化區別於各大「文明」的一個獨特面向，就是對歷史的特別看重和史學長期具有特殊的地位（史為近道之學）。甚至可以說，如果不了解史學的獨特性，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國文化。而守先待後這一中國史學看重的責任，也最能提示近代與古代的關聯。
農耕曾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四民社會中居於前兩位的，就是士和農。而四民之首的讀書人，至少兩千多年來追求著以耕讀為標榜的生活樣法。近代「命運急轉」後，農民淪為「落後」的象徵，農村、農業等也成了「問題」，而且是「出問題」「成問題」意義上的負面問題。更或因士人中一些人隨順世緣，轉而青睞工和商，與農民「翻身做主人」相伴隨，士人自身也逐漸成了「問題」——「知識分子」本身就成了問題，而「知識分子問題」更一直是執政者的困擾。耕讀既去，士和農也成了難兄難弟。這一切，都需要返璞歸真，重新溫習農耕文化的本色，才能真正理解那不一樣的近代。
《耕織圖》，中國古代為勸課農桑，採用繪圖的形式詳實記錄耕作與蠶織的系列圖譜。原為南宋紹興年間畫家樓璹所作，此為清代彩繪本（來源：書格）
「滿漢中西新舊」可謂理解近代中國的六字箴言，其中前四個字，都與夷夏之辨密切相關。對向以文化自豪的中國讀書人來說，近代文野的更易可能是他們最大的困擾。自從以強弱定文野的新見引入，以前文野區分的開放性隨之狹窄，進而僵固，尋求富強乃成朝野之必須。而文野區分本是夷夏之辨的基礎，後者更是理解近代中國的一個要素——清雍正帝曾明言清人是「外國入承大統」，甚至自稱「外夷」，但又力圖證明清人已從夷變為夏。這樣一種認同的尷尬，曾使鴉片戰爭後的一段時間裡，漢族讀書人不便徑用「夷狄」稱西人。更因前有異族的征服，使得辛亥鼎革後想要回歸什麼樣的「傳統」，成為一個需要斟酌的問題。面臨西潮的強力衝擊，卻連自己的「傳統」也需要辨析，能不容易「失憶」？一些人乾脆把全部問題歸咎於「傳統」，也不失為一種尋求解脫的「出路」。
對於地大物博的中國來說，文化的區域性一直是自我認識和認識自我的重要因素，也是認識者自身不小的困擾。巴蜀文化本身有其需要體認的特性，而更重要的是，類似巴蜀這樣的地方文化，究竟是中國文化之下的一個區域分支，還是存在於某一特定區域的中國文化？書中的小文並沒給出結論，但在種族、民族、族群等範疇引進之後，這一視角對認識中國本身和認識中國文化，都至關緊要。或可這樣想：中國文化不必是由一個個可區隔的子文化相加而成，而是中國之內各地方人共同分享又各自表述的一個文化——共享者反映共性，各表者表現個性。甚至人類這一命運共同體，也不妨由此體認，庶幾多一些包容，少許多「博弈」。
在上述鋪墊之後，第二板塊是本書最為吃重的核心部分，直接呈現近代中國一些基本層面的特異性。主要處理的是「中西新舊」。這四個字有一種相互纏結的關聯：由於中國在中外競爭中屢敗，中西的認同讓很多中國人感覺不舒服，於是催生出取代中西的新舊，然而新舊又不完全等同於中西。那是一個思想和社會都已失去重心的時代，呈現出革命加轉化的過渡特色。更由於治國平天下的道出於二，過渡時代的新舊與中西皆飄忽流轉，有不少的跨越和交集。
1842年《南京條約》的簽訂，迫使中國開放上海等通商口岸。圖為民國上海外灘（來源：www.echinacities.com）
從口岸的租界到鄉村的煤油燈，芮瑪麗（Mary Wright）所說的「外國無所不在」已非常顯著；明可見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構成的體系，暗則是很多讀書人被西方改變了思想，說「外國在華存在」已成中國既存權勢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似不為過。面臨西潮的猛烈衝擊，讀書人都在思考中國向何處去這一共同問題。以前世道破壞，感覺前行無路，往往會回頭看過去。近代則出現了一個區別於古代的逆轉，即不再回頭尋求思想資源，而是眼光向外，透過東瀛面向西方。
這樣一種從縱向到橫向的眼光轉移，形成朝野共趨的國家目標外傾，是一個與從重文質走向物質化並列的根本性變遷，或可表述為走向世界的新中國。其間各式各樣的組合不斷呈現，雖非新非舊、不古不今，甚或「童牛角馬」，卻也使中國文化獲得新的生命樣態。不過，在中國向世界奮力前行時，卻面對著一個日新月異的世界，還不知會不會變好。迄今亦然。
第三部分涉及一些歷時性的近代大事件，不少都是以千年為計量單位的巨變。第一個就是科舉制被廢除了，直接導致維繫了兩千多年的四民社會走向解體。第二個則是與之相伴隨的晚清新政，竟然達成了立憲法的朝野共識。從以道治國向以法治國的模式轉化，已經觸及了統治的根本。立憲一旦實行，皇帝就真成了虛君，實即否定了皇帝自身的統治正當性。如此涉及「大經大法」的舉措，足以表現當時朝廷尋求變革的決心，卻不能防阻辛亥革命的發生。
作為中國古代以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科舉制從隋朝開始實行，直至清光緒卅一年（1905年）舉行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為止，前後經歷一千三百餘年（來源：meta.wikimedia.org）
或因「革命尚未成功」的孫中山遺訓，辛亥革命並不成功的看法，基本衍化成學界一種固定的認知（如黎澍先生所言，我們的近代史研究常追隨「國民黨觀點」）。處此語脈之中，我們對這次根本性的歷史轉折有多「大」，認知有些不足。前述新舊中西的纏結提示我們，對近代中國的要事要務，需要真正「學貫中西」的體認。像辛亥革命這樣已超出政治的巨變，要深入理解中國傳統政治的基本理念，也熟悉十九世紀影響中國的西方經典學理，才能得出接近本相的認知。
杜亞泉就把辛亥革命視為「五千年以來之大變」，不以小變視之。他最重要的睿見，就是看到了清季改革與革命的關聯，指出了摹擬西方的繁複政治，本身就可能導致革命。杜先生特別駁斥了「無學部則教育必衰，無農工商部則實業不振」的時代謬見，強調「國運之進歩，非政府強大之謂」。蓋「一國政府之本分，在保全社會之安寧，維持社會之秩序，養其活力之泉源，而勿涸竭之」。若政府一意「擴張政權」，對社會取干涉態度，則「干涉甚則礙社會之發展，擔負重則竭社會之活力，社會衰而政府隨之」。
辛亥革命作為近代中國比較完全意義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帶來政治思想與社會各方面的劇烈變化（來源：en.wikipedia.org）
這是真正學貫中西的見道之論。中國傳統政治本是近於西方經典自由主義的小政府模式，朝廷以一系列的儀式性舉措強調其存在，但在具體治理上則有意無意與人民「相忘於江湖」。近代可以說是小政府遇到了大問題，而一旦由崇尚無為而治改為摹擬西方的繁複政治，小政府體制就面臨了強有力的挑戰。杜亞泉把辛亥革命視為立憲的延續，卻在民國二年悲觀地發現「立憲之前途尚遠」。這也是民初讀書人的共識，所以醞釀出新文化運動及其中的五四學生運動。
不過，向被視為分水嶺和里程碑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其實需要重新認識。狹義的「五四」指一九一九年那次學生運動，而廣義的「五四」則泛指新文化運動。前者的標誌性口號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而後者則以提倡「德先生」和「賽先生」著稱於世。實際的結果是狹義者獲得了整體的冠名權，而廣義者的口號成為代表全體的表述。但若拿所產生的結果來評判，五四新文化運動基本不可逆的實際遺產，是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成為中國人的書面表述方式。這同樣是一個至少以千年計的大變化，而且影響了數以億計的人。以後的世界歷史，恐怕都不能不對此說上幾句。
胡適著：《白話文學史》（來源：澎湃）
「五四」的多樣性從一開始就存在。學生運動時正在中國的杜威，把運動描述為「一個民族/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但運動的當事人傅斯年看到的，則是此時「中國算有了『社會』」。在一般人眼裡，國家和社會即使不對立，其間也充滿了緊張。杜威和傅斯年的不同表述，正表出「五四」蘊涵的豐富。
那是一個充滿矛盾和衝突的時代。發生在當時的事情，都打上了時代的烙印，需要從此理解和認識。今天不少習以為常的概念，例如國家和社會，其實也是在「大國轉身」的過程中形成的。對那些喜歡學著說中國古代是「帝國」的人來說，「國家」和「社會」可能都是「帝國」轉化的產物，實則更像是以前耳熟能詳的「天下」在近代渙然崩解的後果。
伴隨「大國轉身」形成的類似概念，還有文化和政治。今人常把文化和政治區別看待，而在那時人眼裡，政治就包含在文化之中。若把新文化運動與晚清的改革和革命聯繫起來縱向思考，它究竟是一個西潮衝擊下的「反應」，還是一個更多帶有自我意識的「覺醒」，就不是一個小問題。梁漱溟以為，從晚清的改革到辛亥革命，都是想要接受當時西方文化的努力，也是對自己文化的改革。似乎辛亥革命已是一場人心革命，而新文化運動則進一步整體性地轉向文化。
五四運動走上街頭的學生隊伍（來源：百度）
這裡隱伏著一個不小的分歧，在杜威和傅斯年看來，五四新文化運動更多地表現出斷裂，而胡適、梁漱溟等人則看到了歷史的延續。文化和政治的緊張，也因此成為後來很多人的一個重要分歧——對於中國的問題，究竟是從思想社會著手改變政治，還是訴諸更直接的行動，以武裝革命解決一切？
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那十餘年，更是一個年年翻新，幾乎可以說一年一個樣的激變時代。其間我們熟悉的「五四」「五卅」和北伐，都曾被親歷者視為歷史轉折的里程碑。十多年就經歷三次「里程碑」似的轉折，這樣的歷史足夠驚心動魄，卻也讓當事人無所適從。朱自清後來說的「一切都在搖蕩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隨時變化之中」，最適合描述這一「動亂時代」。當然，在不斷的轉折中，也有一個總的趨勢，就是政治逐漸壓倒文化，越來越多的人從言說走向行動。
三
對這些近代大事件的認知，和我們今天的時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中國從來就是大國，但在近代成為弱國後，很多人淡忘了曾經的輝煌，逐漸養成以「弱小」自居的心態。這樣的「弱小」心態，多少都與失憶相關，正是大國轉身的副作用。如今我們的經濟體量已「走在世界前列」，對近代積弱成習的中國人來說，國際地位提高本應是愉悅的事；近年實際出現的，卻是一些「不高興」的言說，並以能「說不」來表現「強大」和「有力」。這類反常現象，可能與我們對近代史的基本態度相關，即側重於檢討和反省，內容也向以屈辱和反抗為主。過去太強調「落後就要挨打」，無意中便露出「進步就要打人」的暴發戶模樣，不見了大國國民的風度。
可知不僅當代現象是在歷史中形成，眼前心態也受到史學熏染。反過來，史學受外在世局的影響一向顯著。在西方，大體上世界每經歷一次大的動蕩，思想家都會產生某種「歷史終結」意味的觀念。在今天這樣一個變化急劇的時代，面臨多方面的失序，「我是誰」和「他是誰」的問題又變得重要，對近代中國的研究，也可能出現轉變。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執政後，西方中國史想要解答的一個主要「問題」，即共產黨的革命何以成功。後來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八十年代末歐洲和中國的事變，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響了西方學界的思路轉變。近三十年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以及那些總欲「說不」的「不高興」言說，已經在衝擊西方學界。或許用不了多久，還會出現一次中國研究的典範轉移，導致對近代中國史的再次重估。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並發表重要講話，掀起又一輪改革開放熱潮，推動中國經濟持續迅速發展（來源：www.cnbc.com）
一方面，中國經濟的大幅增長，意味著國際影響的增強。試圖為此尋找歷史「原因」，可能會成為研究者一個未必自覺的預設，相關的論著會越來越多見。另一方面，因世界多方面失序而強化的認同問題，使我人與他人的辨析更加深入。因文化差異而看到非我一方不合心意的現象，也變得相對容易。國人的表現，很可能影響外人的認知；因為人類是個命運共同體，中外已比從前更加息息相關。
上面說的雖是西方的中國史研究，然而異文化的視角，可以提供一些生於斯長於斯的人容易忽略或思考不及之處。對歷史感興趣的人，可能要有思想上的預備，保持一種開放的心態，以適應可能會面臨的變化。同時，今日經濟發展的現實，或可幫助我們獲得重審近代史的新角度，更多關注近代中華民族那主動、建設的一面，更加平和、平靜地看待大國轉身的艱辛，不論成敗，皆能挺起胸膛承擔，回歸到休休有容的真正大國風範。
（《中國的近代：大國的歷史轉身》，羅志田著，商務印書館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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