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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澤:萬古江河鳥飛回——杜甫與中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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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澤

編者按

山清水秀生巴蜀,人傑地靈匯天府。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四川省於2017年開始組織實施四川歷史名人文化傳承創新工程,已推選大禹、李冰、落下閎、揚雄、諸葛亮、武則天、李白、杜甫、蘇軾、楊慎10位首批四川歷史名人。「名人大講堂」公益活動,即是實施四川歷史名人文化傳承創新工程品牌重點活動之一。「名人大講堂」每月設置一位四川歷史名人「主題月」,邀請2至3位國內知名專家學者,於周一晚固定在四川省圖書館星光大廳開講。

11月5日晚,由四川歷史名人文化傳承創新工程領導小組辦公室主辦、四川日報報業集團(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承辦、四川省圖書館協辦的「名人大講堂」公益活動,正式開講。擔任首場主講嘉賓的中國作協副主席、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李敬澤,亮相四川省圖書館星光大廳,開啟了一場名為《萬古江河鳥飛回——杜甫與中國人生》的人文演講,分享他所研讀、思考、感悟出的杜甫的人文精神、當代價值。李敬澤用他強大的知識量,壯闊慧眼,發掘出杜甫及杜詩珍貴的、不易被發掘的、豐富的和複雜的精神之光。

本報根據講座錄音整理,全文刊載如下:

談杜甫真是千言萬語,我們讀過古詩,在各種古詩的句子里,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一般來說開篇第一首是什麼呢?《望月》,這應該是現存的最好的一首古詩,是留下來的最早的聲音,《望月》最後說了兩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我覺得在這首古詩里,那時的杜甫還年輕,但他因為自己今後的命運,對他在漫長的時光中的流離做了回應,他確實是凌駕群山的詩人,他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

詩寫時代的開創者

關於杜甫的成就,美國的漢學家宇文所安先生也是畢生研讀,而且他把杜甫的1500首詩全部翻成英文,宇文所安先生有一句話,他說在中國的詩歌傳統中,杜甫幾乎超越了其他人,他的文學成就、創作成就已經成為文學標準的歷史構成的一部分。其實概括起來講,簡化一點講,就是在門索安先生看來,杜甫就是標準,我認為他說得非常對。因為確實是自杜甫之後,所有的中國詩人都不得不在杜甫那裡,以杜甫為標準來衡量自己,看看自己離杜甫有多近,看看自己離杜甫有多遠。這樣一個偉大的詩人,他是一個神一樣的存在,他是一座山,所以對我們這些普通讀者來說,我們可能常犯的一個毛病是什麼呢?就是我們身在此山中,有些事情看不太清楚。對於杜甫的認識也是這樣。

比如說起杜甫,我們從中學的時候學杜甫的詩是詩史,詩的歷史。為什麼說詩史呢?因為在杜甫的詩里,他寫的那個時代,我們看到了他和中國人在安史之亂中的命運,所以說這是詩史,這個說法實際上是古代的時候就有了,到宋代以後被反覆確認。

這是一個很高的評價,我們在中國古代,一般的詩是歸在集里,所以當古人說一個人的詩,能夠成為史,成為詩史的時候,這是一個極高的榮譽。杜甫確實當得起這個稱讚。但是這裡也有一個問題。對於現在的讀者來說,我們有時候會覺得杜甫就生在那個時代,也很倒霉,趕上了安史之亂,那麼他書寫他的時代,書寫他的生活,書寫那段歷史,難道不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嗎?他能夠生活在那樣一個大事變中,能夠不寫嗎?

關於這個問題,我個人覺得不像我們想的那麼簡單,在杜甫生活的那個時代,像杜甫這樣寫詩是非常尋常的。比如我們講安史之亂,看教科書都知道,這是唐代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是我們歷史上的大災難大變革,但這個變革的根源和變革的慘痛到什麼程度呢?有時候歷史書上都是用一段或者是幾段來描寫,我們看不明白。我記得看過一個數字,《資治通鑒》271卷講安史之亂之前天寶十三年,當時全國戶籍人口5288萬,到了廣德二年就是1690萬人,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二,從五千多萬減少到一千多萬,這是多麼巨大多麼慘痛的劫難,這是中華文化的一次浩劫。

所以碰到了這樣一個大時代,我們現在可以假設一下,那個時代沒有杜甫會怎麼樣,或者假設說杜甫雖然在那個時代,但是一開始就死了。當年被安祿山的軍隊扣在長安,冒死出逃,出逃的路上就死了,如果是那樣又會怎樣?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們當然就不會有「三吏」「三別」,也不會有「北征」,不會有這些詩。

難道別的詩人不會寫嗎?那個時代別的詩人還真的不會寫!當時盛唐剛過,很多大詩人都在,這些大詩人同樣經歷了那個時代,他們在那個時候同樣顛沛流離,同樣心懷憂憤,但是我們現在翻全唐詩的話,你會發現除了杜甫,很少有他同時代的人會這麼寫安史之亂,會這樣深入真切地去寫他們的經歷。甚至很多詩人就不寫安史之亂。為什麼呢?難道這些詩人除了杜甫之外,都是沒心沒肺嗎,都是閉目塞聽嗎?不是!那是因為除了杜甫之外,幾乎所有同時代的詩人都受制於人。在當時,杜甫之前的詩歌中,這些是不寫的,詩歌不是用來面對人世苦難,不是面對正在人世上流離的廣大人群。那時候的詩人想不起來說詩歌可以要寫這些,也不止是唐代詩人,我們再往前看,從三國兩晉南北朝,同樣中國的歷經劫難,但我們看看詩也是不寫的。人的命運,人的痛苦,人在歷史中所承受的廣闊生活,在詩中是不寫的。三國兩晉南北朝,那麼大的變亂,我們可能只能寥寥從曹操的幾句詩里有所感覺,聽到一點消息。所以不能沒有杜甫,所以杜甫的偉大,杜甫的前無古人也正在於此。

領時代之先聲者

我們現在看起來很自然的事兒,一個人生在這個時代,寫這個時代,生當這個時代寫這個時代,人的命運,人民的命運,這是多麼自然的事,但是在杜甫那裡,這是一個革命性的詩,他得有多大的力量,多大的創造力,多麼寬闊豐富和深沉的心靈,才能使他擺脫這種詩歌傳統的羈絆,讓他的心向著就在他眼前展開的時代,讓他看到「三吏」「三別」,然後把這些寫成詩。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杜甫作為詩史就有巨大的開創性,在這個詩史裡面,杜甫不僅寫了他的時代,不僅讓他的時代進入了詩,而且杜甫也意識到未來的時代,他開啟了預言了未來的時代,他走在他的時代的前列。為什麼這麼說?我們都知道,研究中國的歷史,現在史學界的熱點就是研究中國歷史上的三次大變革。前兩次,一是周的建立,第二次是秦的建立,第三次則是一位日本漢學家首先提出來的,唐宋之間。唐宋之間中國歷史發生了一次巨大的轉型,整個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結構發生了一次巨大的轉型,革命性的轉型,當然轉型也常常是通過戰爭戰亂等方式來推動完成。

這次轉型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從安史之亂開始,一個在中國有著幾百年歷史的階層被消滅掉了,這就是門閥,曾經壟斷著中國政治、文化、經濟的階層,簡單的說叫貴族階層被消滅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平民的興起,無論是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平民都取代了過去門閥的地位,這是一個大的變革。關於這個變革,直到現在依然是研究中國歷史的一個焦點問題。

唐宋之間隨著門閥消失和他們的文化退場,代之而興的是平民和他們文化的興起,這個興起叫做「領時代之先聲者」,是什麼人?杜甫。杜甫自身就是一個平民,他一輩子沒有想當官,他們家要細說也曾經和門閥有各種各樣的關係,但進入唐代以後,他們家基本上淪落為平民。平民意味著什麼?為什麼杜甫的一生那麼坎坷?就因為唐代的政治文化,是士族和貴族壟斷下的文化,詩歌傳統就寫不到老百姓的命運,寫不到大地上的面貌。有歷史學家講到,在這幾百年的時間裡,在士族眼裡一般的老百姓等於奴隸,詩歌怎麼會去寫這些人,怎麼會讓這些人進入筆端呢?

但從杜甫開始,他是少年布衣,自稱野老布衣,由於安史之亂顛沛流離,他一直行走在老百姓中間,他就是百姓視角。他不得不為自己謀生,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為自己的生存和生計而掙扎奔波。所以我們知道他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革命性的變化,有這樣一個革命性的創造,到了他的筆下,那些普通的人,那些不被人當人的勞動者在他的筆下被書寫,被滿懷同情地書寫,就因為他就在其中。這個意義上說,杜甫開啟了一個新時代的聲音。唐宋之變的時候,貴族文化瓦解了。同時,中國的文化和中國的文學從杜甫開始到宋代,能夠完成一個轉型,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都迎來了更廣大的空間。一位史學家曾經用一個詞,說這個文化上轉型的根本意義叫「人民地位的上升,文化的上升」。

杜甫之後到白居易,到中晚唐,黎民蒼生在詩人的筆下,在作家的筆下,在文人的筆下,都獲得了以前所不能比擬的尊嚴和重視。從這個意義上說,杜甫是了不起的,他的詩史不是一般的表現時代如何如何,他在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們也能夠理解為什麼杜甫生前在他所處的時代里,沒有什麼名氣,根本不受重視。直到他死後的幾十年,在當時代的文學地位也不高,到白居易,到韓愈,才開始推崇杜甫。

實際上,最近也有學者做過研究,把當時整個唐代,哪怕是韓愈、白居易之後,整個唐代當時的詩集那些論著排起來看,杜甫的地位依然是不高的,杜甫地位的真正確定是在宋代。包括錢鍾書,他也講到杜甫是唐人,但實際上他開的是宋調。

每逢磨難憶杜甫

我想說的不僅僅是時代的問題,說的是唐宋之變這種大時代的變化中,杜甫為我們開創了新天地。所以後來的詩人是滿懷感激地談到杜甫,都充分認識到了杜甫為他們開創的新天地。蘇軾對杜甫是極盡推崇,「古今詩人眾矣,而以杜子美為首」,什麼意思呢?古今的詩人多了去了,為首的那個是誰,杜甫。然後,蘇軾為他的論斷找了一個論據,這個論據也有意思,說為什麼杜子美是第一呢?就是因為他流落,杜子美這個人一輩子倒霉,流落饑寒,終身不用,也沒當過官,但一飯未嘗忘君也歟,這裡面的「君」指的是誰?我覺得有的事不能從字面上硬解,說「君」就是指皇上,我覺得蘇軾不會這麼說,不會這麼想問題,或者這裡面的「君」絕對不是指的具體的人格化的皇上,蘇軾不會說就是因為杜甫儘管那麼倒霉,但是拿起筷子來每天吃飯,就會想起皇上,蘇軾會這樣寫嗎?不會。「君」在古人的語境中,是指杜甫一生經歷的三個皇帝,這三個皇帝說老實話都不怎麼樣,杜甫對他們也充滿失望,既曾經充滿期望也充滿了失望,所以這個「君」不一定指的是皇帝,指的是誰呢?是天下,是蒼生,是這個君所代表的天下智者。這也是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所以當蘇軾這麼肯定杜甫的時候,他強調的正是這樣一種以君為代表的天下秩序,這裡面蒼生所獲得的道德的定位,蒼生的正義。

無論是杜甫也好,蘇軾也好,這種蒼生、百姓、人民、黎民的正義和文明的秩序,在他們看來是一體的。所以杜甫在蒼生之中,體現的是蒼生爭議,他維護著文明的秩序,身當那樣的變革,經歷個人那樣的痛苦,但杜甫依然以蒼生為念,也正是在變革中,他始終期待和呼喚的是文明的秩序。蘇東坡說這樣的詩人,是「古今詩人為首」,所以我想想杜甫之偉大,他的千年而不朽的聲音從何而來,就是從杜甫到現在已經1400年了,就在這1400年里,中華民族經歷了多少坎坷磨難。

有的詩人只可以和他在消遣的時候在一起,閑了看看山水,杜甫之前很多詩人都如此,但在1400年來我們民族的磨難中,杜甫始終和我們在一起,他是一個可以和我們共患難的詩人。也就是說,我們這個民族1400年來每逢磨難時,都會想起杜甫,都會想起他的詩,我們會從他的詩中獲得力量,獲得慰藉。

但是,我這麼說有一點猶豫,為什麼?因為我們對杜甫有一個刻板的印象:杜甫永遠是愁苦的,憂國憂民,很嚴肅。包括我們看到的杜甫的畫像也永遠是那個樣子,一臉沉重,這個對不對呢?當然不錯,杜甫當然是這樣的,我剛才講了這是一個和我們共患難的詩人,但這樣的印象肯定是很不全面的,是不足以概括的。杜甫的詩歌是非常雄偉的,他的面貌絕對不是單調的,更不是刻板凝固的,我們現在這種刻板印象的形成,原因也很多,一定程度上大部分人是通過選本來認識,選本就是特別有代表性的,比如「三吏」「三別」,同時多多少少也因為杜甫詩聖的稱號。但是一個人寫詩,而且還聖,也容易被高高在上供在神壇,不好親近。關於這個問題,魯迅先生說了一句話很有意思,魯迅先生晚年評論幾位大詩人,說陶淵明稍微有點遠;李白稍微有點高;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好像是今天還活在我們中的詩人。這是魯迅的看法。我完全贊同,我覺得杜甫確實不是古人,確實活在我們中間,他的感情和我們是相通的,他面臨的問題、煩惱,他的喜怒哀樂都和我們是相通的。

杜詩1500首,如果大家有這個興趣,不妨全部看一下,花不了多長時間。我們可以看到那個豐富的多面的活生生的杜甫。在杜甫之前的詩歌傳統中,詩人們是習慣於把特定的東西放在詩里,其他不會寫,一個詩人只會寫今天怎麼喝酒,今天怎麼去尋訪古寺,看到今天書房的紙筆等等,但這個詩人不會寫我今天畫怎麼畫,今天的菜怎麼種,今天怎麼掃地,怎麼打理園子,這些都不會寫,日常的世俗經驗,在杜甫之前很少進入詩里。但是杜甫不是把自己的一部分或者一個側面放到詩里,選擇性的放到詩里,這1500首詩看看,就感覺杜甫是把他的全部生命,他的全部生活放在詩里。

說杜甫的詩是詩史,反映了他的時代,這裡面固然是有直接的描寫,但大量的歷史是怎麼寫進去的呢,是這個詩人把自己的生命,這一生的遭際寫到詩里,我們從遭際中看到他所處的時代,所以他的詩史不僅僅是關於一個大歷史的詩,首先是個人生命的歷史,在這方面宋代當時立了一個杜甫草堂石碑,胡宗愈為杜甫草堂石碑寫了一個序,說杜甫的詩是把生命全放進去了,他的經歷,他的情懷,他的理性的思考和判斷,全放在詩里去了。這是和以前的詩人很不相同的,他忠於自己的生命,忠於自己的心,他這一生寫了那麼多詩,不是無意的,他是有意的,他對自己作為一個詩人有很強的自覺性,他是要有意地把自己的這個人,這個生命所經歷的,所見證的,所感悟的一切都寫下來。

「情聖」杜甫的真切

讀這1500首詩,可以說是伴隨著他的一生,等於伴隨他走過他的一生,這一生中情感豐富且複雜,性格豐富且複雜,我們都可以在詩里很生動地看到。這裡包括杜甫童年的回憶,「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他從少年神童,一直寫到最後一首詩。在湖南的船上,他已經病得不行了,寫完最後一首詩後不久就死了。我們跟他過了一生,在他的詩中看到什麼呢?如何與妻子相遇,如何思念妻子。

杜甫之前的詩人,幾乎沒有在詩里思念自己妻子的,但是杜甫在詩中思念妻子,我們也在這時候跟著他,看他怎麼愛孩子,痛心疾首地看著孩子在戰爭中飢餓地死去;我們看到他和很多朋友相處,看他多麼誠摯的親切的和那些朋友相處;我們看他如何做官,如何想做官還做不成;我們看他如何謀生,過去的詩里看不到一個詩人如何謀生,謀生這事兒不往詩里寫,但是在杜甫的詩中,他如何謀生,如何為生計所苦;我們看他如何採藥,如何種地,如何蓋房子,當然我們也看他怎麼走過山川,有什麼樣的感受,看他怎麼感受四季的善變,夏天冬季微妙的變化。

他幾乎通過他的詩,為我們建立了一個完整的世界,而且他還這麼真誠,他從來不作那種自戀的詩,不是說我只把好看的給你看,把好看的寫下來。他對於自己的貧困、困頓、疾病、衰老、脆弱、潦倒、狼狽、卑微,包括自己的矛盾,都不避諱,這都是生命里已經有的東西,他那麼真切地把他們寫出來。

從文學史上來看,此前沒有詩人這麼做,沒有人想起這麼做,沒有人想起像他這樣把自己全部的生命放進去,而他是很自覺的這麼做,寫詩這種事是我們家的家傳,是我們杜家的家傳。為什麼要寫詩,就是要把人世上的百轉千回、酸甜苦辣的這份感覺在詩中都寫出來。所以講他是詩聖,我也沒意見,但是我還特別喜歡梁啟超曾經也給他封了一個聖。梁啟超說杜甫是情聖,這個情聖不是談戀愛的情聖,而是人情的情。所以這樣一個情聖,他的形象絕不是像我們想的那麼刻板,天天待在那裡天天在發愁,不是的。即使是他寫愁苦,也是生動的豐富的包含複雜的情緒,包含著非常充沛的人情內容,比如在成都寫的那首《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上來就有這個氣勢,然後茅被捲走了,四處亂飛,什麼意思呢?就是一方面這個茅屋茅草在四處亂飛,另外一方面下面接著寫,「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這一段我覺得特別有意思,你可以想見這個情景,一幫孩子,而且是一幫頑童,一看到茅草在飛,二話不說就趕緊抓著,然後就跑,然後一個老頭兒在那兒著急地追,人家孩子也不理你,像麻雀一樣跑了,這不是一個悲慘的人寫的,甚至我感覺杜甫在寫這一段的時候,他也在想這是群熊孩子。

我們不至於真的認為杜甫說這批調皮的孩子就是「盜賊」,這個盜賊有一點是長者對孩子的嗔罵:你們這幫小賊!整個場面可以想見,很熱鬧很喧鬧,甚至有點滑稽,這是真的生活,應該就是這樣的生活。然後,杜甫沒有辦法,追不回茅草,回到房間,房子是漏的,地上全是濕的,床是冷的,被子冷如鐵,這時候他漸漸安靜下來,這怎麼睡?這時候整個調子才漸漸沉痛下來,隨著整個調子的安靜,黑暗降臨,這才有了最後非常沉痛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嗚呼」這一段。我們看這裡,他的形象,絕不是一個刻板的,一開始就是愁苦成這個樣子,他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非常生動,非常有人情,他的不同尋常之處就在這裡,最沉痛中見自己也能見到蒼生,這是杜甫的特點,每個人都能見自己,都知道自己苦,但是杜甫一生的特點,他不同於我們,他也正像蘇軾所說的是偉大詩人,就在於他見自己同時還能見蒼生。

離亂之中的清醇

離亂之中,讓一個人多麼清醇,難!所以一定程度上我們要感謝成都,杜甫在成都是歷史上最為安定的一段時間,看他在成都寫的詩,和之前之後的風格有明顯的變化:輕鬆,明快。在成都期間,杜甫的性格中那些被以前的遭際所壓抑的一面釋放出來了,我們在這兒常常看到的是一個可愛天真的人,對日常細小美好的事物有一種特別深入的愛。甚至有時是幽默的,比如他寫到老妻在紙上畫一個棋局,孩子在敲一個小洞,這就是日常的小事,但這樣的詩的節奏里都能感受到他的輕快,生活的愉悅感。

在成都,他眾籌蓋了一個草堂,然後美化園林怎麼辦?在這兒討多少花,那兒討多少草,那兒討多少樹,給朋友們寫詩,這裡面非常有意思,比如他跟合陽縣令寫詩要一百棵桃樹,合陽縣令跟他其實也不是多深的交情,肯定換過名片,但是他毫不客氣,張嘴就要,我現在要討走一百棵,而且春天就要送來,合陽縣令你這個地方桃樹多了去了,我這兒還沒有,所以我要問你討,要得理直氣壯,而且這個邏輯就像個孩子一樣,都有點賴皮了。這就是杜甫性格的另外一面,在成都的時候他是很放鬆的,很有趣的,由這兒我就想起,杜甫為什麼偉大?很多人後來反覆解決不了的問題,其實杜甫在詩中都解決掉了。比如討樹這首詩,全是大白話,所以宋人講杜甫,誇得都不知道該怎麼誇了,最後誇杜詩每句後面都有典故,都能在傳統里找到根兒,說實話我覺得這是瞎說。杜甫肯定是對我們的詩歌創作和文化傳統有深厚精深的研究,正如他自己所說「讀書破萬卷」,但杜甫絕不是傳統的文人,他恰恰是一個有強大的毅力和勇氣去創新的人,比如說用典的問題,還是用白話的問題,這一千年來詩歌里就沒完沒了的爭吵,直到現在還有詩人在說:我發現口語很偉大,要用口語。這個不用你發現,看杜甫的很多詩都能發現。杜甫的根本就是他的生活,那豐厚的經驗,活生生的經歷,所以他寫詩就是提筆就來。有時候杜甫的這種活潑、生氣、人間煙火的氣息,後世詩人很多時候不敢這麼寫。比如杜甫有一首詩很好玩,他當時做了拾遺,做了不久就被撤了,去華州做一個很小的官,正趕上大熱天酷暑,這時候還要穿上袍子,束上帶子,偏偏那麼多公文要處理,還有那麼多的稿子要寫,而且要得還那麼急,還沒完沒了的來。又熱!又燥!又煩!然後看著山溝上有青松,就寫詩:我恨不得光著腳丫去躺在那邊涼快一下。1500首看下去,我們就知道,為什麼魯迅會那麼說,杜甫也是和我們一樣的,熱是一樣的熱,燥是一樣的燥,所以1400年前他所感受的,他那麼完整鮮活地寫出來,以至於今天大家依然是感同身受。

比如像杜甫這樣的,他們是在寫他們那個時候的詩,但是他們寫得太好了,太真切了,太有力的表達,太精妙了,所以在這麼漫長的時間裡,他們在各自的角度上,塑造著我們的故事,我們的人生相當程度上是這些偉大詩人所塑造的。我們的人生他們已經替我們說好了說過了。王安石也崇拜杜甫,談起杜甫,他說天下好言語都被杜甫道盡,本來這個地方我要寫詩,我這兒有感慨我要發言,結果發現杜甫都說完了,而且杜甫都說得那麼好,我沒辦法再說了,所以都被杜甫道盡。這樣的詩人,古往今來說多其實也不多,他們從根本上能夠構造我們的人生,我是把這樣的詩人叫做民族詩人,或者是文明詩人。這樣的詩人,連通他們的詩他們的人格,他們在詩歌中所表現的那種精神的人格,實際上構成了我們民族和文明的基本條件,什麼叫基本條件呢?就是我們民族中的每個人,我們自己感受自己,感受人生,這種感受是怎麼感受的呢?有三個人構成了我們中國理想的人格:李白、杜甫、蘇軾。這三個人在我們民族的理想人格的構成中熠熠生輝。

卑微命運下的宏偉

我們可以反過來想一下,假設中國沒有李白、杜甫、蘇軾,那會怎麼樣?當然我們還是該吃吃該喝喝,但是我們的精神世界會怎麼樣?

對於李白,我覺得如果要打個比方的話,李白就是我們人生中理想和精神上永恆的少年,所以魯迅說他稍微高了一點,他哪是高了一點,他都要高到天上去了,李白是謫仙人,他自己也是認為自己是仙人,話語奔放,他體現著我們民族,體現著我們精神結構中那個最為奔放,最為浪漫,最為不切實際,也最為跳脫的一種真。蘇軾呢,我覺得蘇軾可能比李白要可愛,蘇軾甚至比杜甫也可愛,李白我們會跟著驚嘆,會目眩神迷,他的那種氣息,那種飛揚,都是讓我們去仰望的,但是他真的稍微有一點高,可望而不可及。

蘇軾一生也有過磨難,你會發現蘇軾在我們心裡為我們開闢的空間如同遠方,他如同我們精神中的一個遠方,他永遠代表的是在任何一個時候都不會被人生困難所限制的境界,所以我們對他非常嚮往,我們對他也非常愛。而杜甫是什麼?他沒有那麼遠方,也沒有少年天然的炫目,但是他如同父親和丈夫,陪伴著我們在不如意的時候,在為生活所奔忙所勞苦的時候。這樣你會發現,杜甫是在生活的底部和深處,李白是漂浮的,是飛一般的,蘇軾也永遠是敞亮的,而杜甫是生活在腳下的土地,這樣三個詩人,我覺得他們加起來就構成了我們中國人的理想人格,構成了我們中國人人生的不同嚮往。

他們仨到底誰最好?杜甫對李白的情感是有一種深深陷在泥土裡的,杜甫對李白的情感實際上就是早年間在一起玩兒過,這一生反覆的回憶,反覆的想,我覺得那不僅僅是他和李白的情感,而是因為在李白身上他看到了他自己的生命中達不到的羨慕,他看到了美,人所嚮往的是自己所沒有的,或者是由於自己的命達不到的程度。然後呢,蘇東坡是投了杜甫一票,蘇東坡說過,天下詩人眾多,但為首是杜子美,所以看起來各投一票,看起來是李白有一張,杜甫有一張,我想你年輕的時候十有八九會把票投給李白,我們也願意投給少年李白,但是等到你四十,等到你真正經歷人生,你也準備好了經歷人生的坎坷和失意,這個時候我想你會投杜甫。現在我也早年過半百,我也把這一票投給杜甫,他確實是最偉大的詩人。

就此,我還想念一首杜甫的詩,是我特別喜歡的詩,實際上也牽涉到《杜甫與中國人生》這個題目,這首詩叫《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建議大家讀一讀這首詩。我們都知道杜甫那時已經離開長安,長安待不下去了,他一路走過去,想要走到河南,回河南老家,前路茫茫,然後在夔州寫了這首詩,這真是杜甫生命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為什麼呢?生命快走到盡頭了,這個盡頭又是充滿顛沛流離,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個底,身體非常不好,可以說他的生命已經走向落幕了,但他寫下了生命中最好的一首詩,也是他的巔峰之作。

《登高》這首詩,我多年來每次讀都有一種蒼茫的感覺,杜甫是那個時代中草芥一樣的人,根本不被人看重,在他的時代根本沒有人在意他,但是他就這麼寫出了這首詩,然後他病了,他又老又窮,他的生活基本上是失敗的,就這樣寫下了這首詩。

我們看見的是他的眼界和胸襟是那麼壯闊,這個老人站在那兒,他看到的是「風急天高猿嘯哀,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看到的是無盡的時間與空間,看到的是茫茫宇宙,然後才寫到自己,「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這樣的人,一生的使命是深刻的見自己看自己,他看自己卑微的命運時,他從來沒有喪失對茫茫宇宙的感知,沒有使他失去對蒼生天下的愛,沒有使他失去對於他人的關心和責任。

他的胸懷是站在山河之間的胸懷,在《登高》這首詩中表現得是如此淋漓盡致,所以我想寫出這樣一首詩,他真的能夠在精神上給我們一種支撐,伴隨著我們對抗時間、命運、身體的種種不幸,讓我們始終保持著對自己、對世界、對他人那樣一份愛和一份承擔。

這樣的詩人,就我個人來說,「萬古江河」這樣的題目太短太突,用了「鳥飛回」,是因為我想我們每個人可能都如同杜甫,都會面對萬古江河,總有一天我們在生命中感受到心理和生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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