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工具中的「匠心」——道在器中

雖然道之為何並不容易說得明白，但總而言之，制器而尚道，這便是工匠的「匠心」，也即是我國傳統木工工具中的「思想性」。

田家青先生寫了一本書，叫《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在這本書中，他對木工以及木工的工具，說了一些非常精到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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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他說：「中國木工工具之『絕』，足以令世界為之傾倒」；他還說，「木工工具都是工匠自己製作的，看似簡單粗糙，但是能輕鬆解決一些很實際但並不簡單的問題。它能做到甚至是如今各類精密機械都做不到的極為精準的調試和修改，具有相當複雜的思想性和功能性。」

木工工具的「思想性」

木工工具的功能性我們可能比較好理解，就是用於製造傢具和建築，然而說到木工工具的「思想性」，卻不免使人有茫無頭緒之感。鋸子、墨斗、刨子、曲尺，在這些木工日常所用的工具之中，還能有什麼「思想性」的內涵呢？

說起工具，我們都知道《論語》上有一句名言，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現在大多是直接把這話理解成孔子是在強調工具和科技的重要性。但其實孔子講這話是舉個例子而作一個比喻，意思是說一位工匠要想把工作做得好、做到精，首先得有稱手好用的工具才行。

而孔子說這話，是源於子貢問仁。子貢問他該怎樣培養仁德，於是孔子就先說了上面的例子，他接下來說道：「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意思是說，一個人要培養自己的仁德，那麼選擇環境很重要，在一個地方，要敬奉這個地方的賢人，結交那些士人中的仁者，因為經常跟這些賢人和仁者在一起，對於一個人來說，那就像一位工匠用上好的工具製作器物一樣，這些賢人和仁者，就像那上好的工具，能使這個人更快更有效地雕琢自己，從而成為一個具備仁德的人。

因此，孔子是在強調培養仁德的一種方法，而不是在強調工具和科技。但孔子是不是否定工具和科技呢，也顯然不是的。孔子講學，無非是為了道，而道，是涵容萬物的。

《易經》上有一句話，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意思是說超越有形世界、離於言詮的境界，可用語言而稱之為道，而道的表現和表達，便是有形世界中的各種物質器物。因此，是先有道，而後有物、有器，物和器既是道的體現，同時也是為了道用。可以說，中國原本的學問，就是以這種認識作為其歸宗的——一切都是包含在道的範疇之中。

當然，所謂「道不遠人」，真正的道，只是自然而然的規律，是人人可以追求，也是人人可以獲得的，並不是裝模作樣而用以謀求私利的種種喬裝和噱頭。我們現在經常把文化和道混為一談，文化中的諸如詩詞歌賦、書法繪畫等，也一樣都是道的語言、道的化現。所謂「文以載道」，只有當道的內涵體現在文化中的時候，這種文化才成其為真正的文化，否則便都是假裝和模仿的東西，只是產品而不成其為作品。

總之，我國原有的傳統學問，其實自成為一套非常精密深刻的進學體系，這套體系便是道的學問和次第，它自上古傳承下來並經由一代又一代的先賢們所繼承和闡發，從而成就了中華民族燦爛的文明和文化。

道在器中

古典傢具和木工的工具，這些都是屬於《易經》上說的形而下的「器」，但這個「器」卻極不簡單，因為在這個「器」之中，還包含了形而上的「道」。我國古典傢具，之所以能夠代代傳承，至今為人們所稱道不已，並不在於其價格的昂貴，不在於其木材材質的優良，也不在於能顯示主人的財富和所謂「品位」。古典傢具的價值，是體現在榫卯結構和製作工藝上，那美輪美奐的榫卯結構和製作工藝，其實是表達中國古人的生命和生活態度的一種語言。而中國古人的生命和生活態度是什麼呢，無非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道」，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這正如書法作品的價值不在於書法作品而在於書法藝術一樣。作品只是作者一時的、具體的、物質層面上的呈現，是這位作者奉獻給社會的一種美的表達。作品的藝術，才是作品之母，是亘古不易的值得我們去探究、學習和珍惜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的內涵。模仿《蘭亭序》的人，再怎麼模仿也寫不出王羲之的《蘭亭序》，這並不是因為模仿者的筆墨紙硯不夠好，甚至也不是因為他練字練得不夠勤，而是因為他的內心境界不同於王羲之。王羲之被稱為「書聖」，是書法這一門藝術中的聖人。模仿王羲之的人，必然需要在內心境界上也達到王羲之那樣的聖人水平，才有可能寫出《蘭亭序》那樣的作品來。而內心境界真正達到王羲之那個層次的人，卻未必需要模仿王羲之。比如顏真卿有顏真卿的顏體，柳公權有柳公權的柳體，趙孟頫也有趙孟頫的書法。他們各自有自己風格的作品產生，是其內心境界結合時代環境而做出的相應的表達，這才是真正的作品，也才是真正的「創新」。

古典傢具也是同樣的道理。一件堪稱為作品的傢具，只有那些同樣能夠創造出作品的人，才真正懂得甄別和鑒賞。這個人可能未必是傢具領域內的人，但必定是藝術領域內的人。這就像一位音樂家同樣能夠欣賞電影和文學一樣。載體可以不同，而藝術是相通的。因此，時下許多人所熱衷的古典傢具的材料、價格甚至是「品位」云云，更多只是商場上的種種現象，與真正古典傢具的藝術還相差萬里。

大匠魯班

再把話題回到木工工具的「思想性」。說起木工工具的發明，我們自然會想起「百工之首」「木匠祖師爺」——魯班。魯班何許人也，他可不只是一位木匠那麼簡單，他是一位可以跟孟子和墨子坐而論道的人物。

在《孟子》和《墨子》這兩本書中，都稱呼魯班為「公輸子」。公輸是魯班的姓（因為他是魯國人，名班，所以人們稱他為「魯班」）。子，在我國先秦時期，是對聖人的稱呼，只有修養達到聖人境界的人，才能稱為「子」，像老子、莊子、孔子、孟子、荀子等，諸子百家，都是這麼來的。因此，魯班首先是個稱得上聖人的人，其次才是匠人，聖人是他內在的修養層次，匠人則是他所展示的具體身份。《易經》上有「聖人之道四焉」的說法，即「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可以說魯班發明工具是屬於這裡的「以制器者尚其象」的聖人行為。

明萬曆《魯班經》版畫中的木匠做工圖

中國古人的學問是以道為根本，以道的追求和弘揚為出發點，無論醫術藥理、文藝武功、易卜星象等等，無一不是道的表達。因此，魯班發明木工工具，就像倉頡造字一樣，其目的也是為了道用。倉頡造字，人們可以通過文字從而有機會接觸到道並且漸漸學道、悟道，因而是「天雨栗、鬼夜哭」。

同樣的，魯班發明木工工具，也是使得人們能夠得以效法大自然之「象」，從而在效法自然並且取用自然以自給的過程中了悟生命的本質。正如《孟子·離婁上》上說：「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圓）。」高才勇哲的魯班，能夠善巧地發明種種工具、製造種種器物，正是通過繩墨自然而繩墨自心，繩墨自心而去蕪存青，從而使自心之本善逐漸呈露——而這才是「匠心」的意涵。

雖然道之為何並不容易說得明白，但總而言之，制器而尚道，這便是工匠的「匠心」，也即是我國傳統木工工具中的「思想性」。墨斗、刨子、曲尺等木工所使用的工具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然而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工具，在我國以道為基礎的傳統文化中，有著其深刻的意涵，處處都彰顯著學問的光芒。所以，也正如田家青先生所言：「研究木工工具的意義遠遠超過了單純地記錄歷史上一些以巧取勝的工具的形式和特徵。」

孔子是述而不作（寫作），後來孔門弟子集結其言論而成《論語》。大匠魯班，則是作（製作）而不述，但後世的工匠們都奉其為祖師爺。魯班立足於道的木作思想和木作法則，後來經由默默無聞的木匠們代代傳承和闡發，到了明朝萬曆年間，也成就了一本木匠的經書——《魯班經匠家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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