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隕落
他是歷史學家，更是黨史專家，被譽為「當代中國歷史研究領域最傑出的學者」。他的著作不多，只有《站在歷史的風陵渡口》、《革命年代》等寥寥幾部著作。但是，他卻因為寫了一篇關於延安整風運動的著作而引發巨大的爭議，至今仍未平息，他就是高華。
幼年的高華是不幸的。由於父親1958年被打成「右派」，所以處處碰壁。1963年，被推薦上南京外國語學校，沒去成。3年後，爆發「文化大革命」，初中也讀不成了。
不過，高華相當聰明。他小學一年級就讀《毛選》，9歲時看《參考消息》，10歲已經悟出了報紙上的名堂，「能從社論的提法、人名的排列中看出玄機。」
1970年前後，高華從南京九中存放圖書的倉庫里發現了寶藏，開始了「幾十年中最認真、最勤勉、最有心得的讀書生活」。
正是在那裡，高華讀到了孟德斯鳩的《一個波斯人的信札》，讀到了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並第一次讀到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節有感》。
1978年，南大拉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序幕，也拉開了當代中國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這一年，24歲的高華走進了南大歷史系。從此，他一生都與這個百年名校聯繫在了一起，高華在南大完成了本科、碩士、博士的學習，並在畢業後留在了南大歷史系。
「板凳要坐十年冷。」
正是在南大，高華系統地接受到了歷史學的規範訓練，「治史要具史才、史學、史識」、「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並對民國史有了濃厚的興趣。
那段時間，高華經常去的是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那裡是我國保存民國史料最齊全的檔案館。不過，更吸引他的是黨史，尤其是關於延安整風的史料。
整個八十年代，高華大量查閱資料，將散亂在零碎資料間的史料形成有機聯繫。慢慢地，關於延安整風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
不過，高華並沒有動筆，因為他在掂量分量，「如果寫延安整風，對於個人前途很不利。」
畢竟，生活很現實，學者也需要養家糊口。
事實上，稍微懂一些時務的歷史學者，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迴避那段時期革命的研究。因為一旦度把握不好，不僅發表困難，而且還可能惹來麻煩。
要知道，退一步海闊天空。南京大學研究民國史得天獨厚，先後搞出四卷本《中華民國史》、450萬字的《中華民國大辭典》、近3000萬字《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高華民國史做得也非常不錯，他先後參與「長江下游近代城市發展與區域變遷」、「日軍侵華暴行研究基金會項目」、「日偽在華東地區統治研究」等等的研究，著作頗豐。
但如研究當代中國，條件遠不如北京。
而且，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大學在管理方式上逐漸靠攏企業化的管理模式。最為顯著的就是在學科等級評價體系中，以SCI、CSSCI等論文數量指標作為學術考核要素，並將文章與職稱評定、科研經費等掛鉤。
顯然，高華搞黨史研究屬於偏門，很不合時宜。
但是，高華是真喜歡，而且他覺得那段歷史能夠做出真正的學問來，「看了許多歷史文獻資料，梗在心裡，不寫出來難受」。
思考了2年多，最後，高華決定退出其他項目，專攻延安整風研究。
1991年，37歲的高華從南大的筒子樓搬到了上海路148號丁樓7號一樓。
儘管那是兩家合住的樓房，公用過道、衛生間；儘管高華的兩間卧室，大的為18平方米，小為8平方米；儘管房子建於1950年代，時有老鼠竄過走道，高華卻非常開心，「終於有了一個平靜的書房。」
不上課時，高華就在家裡寫作。後來兒子上學了，他就把書房讓給兒子做卧室，「白天在卧室里寫，晚上，怕影響孩子休息，就到廚房去寫。」
雖然廚房只有4平方米，擺上一張桌子就沒有落腳的地方，但是高華不在乎，他每天都要寫到凌晨一點以後。到了冬天，屋裡陰冷陰冷的，高華就穿著羽絨服寫。當時，一杯茶、一包煙、一包速食麵就是最好的加餐。
到了1992年底，高華已寫完初稿的70%。
不過，就在他埋頭研究和寫作的日子裡，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92年南巡講話以後，我國經濟開始起飛。社會開始流行「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金錢是萬能的」，知識分子迅速邊緣化。
由於延安整風研究屬於個人寫作，高華從未申請過任何研究項目。十多年來，他購買了大量的書籍資料，那些錢全要從不多的工資里擠出來的。「書很貴」成為了高華的口頭禪。
而且，由於無法獲取資金支持，高華無法對一些當年的延安整風親歷者進行口述採訪，更沒有機會去莫斯科搜尋資料。要知道，1990年代後，俄羅斯開禁歷史檔案，1940年代與我們交往的文獻記錄等也予以開放。
那可是價值連城的史料啊！
好在高華後來在香港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時候，坐落在香港吐露港畔的香港大學服務中心，珍藏著中國2800個縣的縣誌、專業志、地方志，840餘種中央、省、市、縣級的統計年鑒及各行業年鑒，自1950年代初以來200多份中央及省級的報紙和2000多種雜誌....
這個，高華充分利用上了。
而且高華記憶力好，「看了這本書，立刻就想到別人在另一本書里是怎麼講的。」當然，他最厲害之處，就在於能夠憑藉公開出版的資料來還原真相，尤其能從那些殘缺不全的檔案材料和零散的個人回憶中，判斷話語後面隱蔽的東西。
事實上，高華對各種公開發表的資料，對人脈細節已經捻熟，他把支離破碎的公開資料剝離出原有的框架，再通過想像力和洞察力，重構了權力鬥爭的敘述，從詭異的權力表象洞察背後的深層邏輯。
「一步步回演，讓自己神遊在當時的歷史人物當中，從而獲得了一種感觸，這種感觸漸漸地把當時那種雲遮霧罩的歷史，一點點發掘出來。」
最後，1999年夏，醞釀20年，寫了整整7年的著作終於完成，由香港一家圖書公司出版。
該書共705頁，參考文獻長達31頁，年譜、文集、資料彙編136種，報刊、期刊19種，著作、論文、傳記、回憶親歷資料338種，英文論著6種，「為第一部全部利用公開資料，系統梳理延安整風運動前後過程及其影響的專著。」
在書的後記中，高華寫道，「如果說本書的敘述有什麼價值傾向的話，那就是我至今還深以為然的五四的新價值：民主、自由、獨立、社會正義和人道主義。」
很快，好評如潮。
一位權威的歷史學家高度評價了這本書，「通過對延安整風運動的起源和過程的深刻剖析，解釋了當時的領導人如何根據其理念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其間所產生的一系列概念、範式，在1949年後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
「構思宏大，論證綦詳，筆觸綿密周至，寄意深遠，一舉奠定了其在中國當代史學界的地位。」
的確，很少有一本書能夠像高華那樣，上到高層，下至青年學子都震撼不已，「該看的都看到了。」
他對高層權力的詭秘性洞察之深刻，對政治人物的領悟之到位，甚至驚動了很多背景特殊的人物，大夥都以為高華有高層背景或者資深從政經歷，或者是生活在權力系統中。
很快，該書以複印本和盜版本的形式，開始向全國擴散。
當時，在南大漢口路的小賣部，50元一本，只要去報「買高華的書」，小店老闆就會把「書」拿出來，生意很紅火。
在上海，這本書也成了「黃魚車書」。在華東師大校門口，有一段時間，每當下午三四點，就有一輛黃魚車拉來盜版書，很多內地歷史系的青年一買就是50本。
而且，高華的影響已經溢出史學界，粉絲中有真正檢討和批判歷史的人，有想從中學習成功經驗人，也有看重其中的馭人之道的人。
高華在大學生中間，口碑也非常高。
他所講的《20世紀中國政治與左翼文化運動》《馬列史學名著導讀》、《中國人民共和國史》、《中國現代史研究》、《當代中國史專題研究》等課程大受學生歡迎，更有上海、浙江、北京等地的大學生慕名而來，「本校的政治、哲學、法律等系的學生，外校的理工文科，從學飛機設計到學服裝設計的各色人物，都有來南大串堂聽課。」
高華的全校公選課，晚上6點半上課，6點就要去佔位置。他從不點名，但一兩百人的階梯教室總是滿滿當當，教室外也是擠得水泄不通。
講課時，高華有時會點一支煙，最早是紅梅，後來抽好一點的，七八元的紅塔山。他喜歡板書，因為要講的名詞、人物太多，不得不寫在黑板上，「千頭萬緒，交待得一絲不亂；來龍去脈，講個清清爽爽。」
而高華的課程之所以有魅力，更在於思想的啟蒙。高華總是從最細微的史料出發，以最客觀之史實，揭露各種殘酷或良善之人性，「激烈的社會變革，都是想一夜之間改變一切，有一種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這是中國一百年來的弊病。」
不過，儘管學術聲譽日隆，高華在學術體制內的邊緣位置卻並未改變。因為他長期單槍匹馬搞研究，從未獲取過學術獎項，所以他一直只是四級教授，「處於教授中的最低層級，崗位津貼也是最低等級。」
而且，根據有關規定，博士生導師如果連續三年沒有主持國家級或者省部級項目，第四年起將不能招收新的博士研究生。所以，從2010年，南大博士研究生考試專業目錄中，已沒有了高華的名字。
更恐怖的是，很少有一本書，作為嚴肅的學術著作，卻一再被意識形態化，那也是高華最恐懼的。
2003年的「海關事件」對高華打擊很大。
最大的當屬2006年9月，高華由於不可抗拒的原因，無法調入華東師大歷史系。要知道，華師大的時任領導都親自過問，並讓高華帶博士，還有特聘教授的啟動經費，不過最後還是夭折了。
莫哀大於心死。2007年4月下旬，高華在體檢時查出肝癌。
此後，儘管他與癌症抗爭了4年，2011年12月26日22時15分，高華還是在萬般不舍中離開了他無限眷念的人世，享年57歲。
「在思想最敏銳、積累最豐碩、洞察最深刻的巔峰時刻，一位傑出歷史學家試圖解構的大人物、小人物、大格局、小事件，全都被殘酷的命運永久封存。」
沒有辦法，天妒英才啊！
這一年，正是高華關於延安整風的著作出版10年。
10年間，在正常的學術交流之外，對高華著作的毀謗也同時存在，惡毒攻擊有之，意識形態化的解讀如影隨形。未來，這種情況仍將繼續。
「這個社會是不完美的，永遠不完美，要打破完美主義；我們要追求完美的世界，但不是要實現它，而是在實現的過程中不斷改良我們的社會，使它比現在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