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暇也要讀書

無暇也要讀書

羅志田

學界也是一種江湖，一入其中，每每身不由己。當記取清儒所說：「人雖至促迫之時，亦必有一二刻之閑，可以安坐讀書。」

每到年終的時候，總有些報刊讀書版的朋友來問問今年讀到什麼好書。至少近幾年來，這是我最覺尷尬的時候。號稱讀書人，居然說不出一年讀了什麼書，怎一個羞字了得！

書不是沒有讀，可都是為專業而讀，或讀的都是與研究直接相關的書。長此下去，也就會淪落到工具性地讀書；說得高雅一點，最多也就是知識性地讀書。目不斜視日久，漸漸就會目光如豆，與匠人漸近，而與真正的讀書人相去日遠，甚至可能淡出其行列了。

似乎傅斯年曾說，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那剩下的三小時不能計入「一天」之中，要留出來思考。學而不思，不成其為學者。我想，讀書人也不能將全副精力都用於讀專業書，否則只會成為讀書匠，而不再是讀書人。即使退至研究的層面，學術不能沒有積累，而學術積累不能只是專業的，更不能只是與研究題目直接相關的，否則又從何觸類旁通、說什麼左右逢源？

然而如今的中年人，家裡不說，在學術上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在尊老愛幼的同時，還擔負著學術生產主力軍的任務。即使那些正在步入老年的中年人，看起來似乎已可不受各種功令性指標的束縛，實際卻遠沒有那樣輕鬆。昔人常說的江湖，其實就是一種社會。任何人只要成了社會人，都不能不對社會有所妥協。學界也是一種江湖，一入其中，每每身不由己。面對各種與時相偕的任務和邀約，即使頻繁「說不」，依然應接不暇。

有一篇很想寫的論文，幾年前材料搜集就大體完備，自信超過他人不少；也已完成了兩萬字的詳細提綱，曾用以開會。大約只要再有兩三個星期的完整時間，就可以成稿。但幾年來就是沒有這樣的兩三個星期，該文迄今仍處於引而不發的狀態。我曾因此借了一位學生的書，總未歸還。幸好那位學生頗有同情心，且又讀了本系的研究生，可以容我「續借」。但我猜若說就差兩三個星期的時間而不得，恐怕沒有多少人相信。

然而這確實是我這個年齡的學人所面臨的實際狀況，表面上看著「成果」數量似乎不少，卻大多是趕出來的。史學最講究「言有物」，要見之於行事，非空言可了。若非尚有些微積累，絕對無法應付。且因都要限時完成，往往文章寫大了，還只能換個小些的題目。這樣題目越做越小，總試圖在小中見大，其所能見之大，怕也有限。根本的問題是，治學若不從容，焉能寫出言有物而有深度又能見其大的文字？

清儒龍啟瑞曾說：「人雖至促迫之時，亦必有一二刻之閑，可以安坐讀書。」這是很多古人追求並實踐的取向：關羽流傳的形象，便是於陣中讀《春秋》；曾國藩打仗之時，亦不輟讀。他們在殺人與被殺之際，還能不忘讀書。我們如今再緊張，至少還不是要命的事，實在應當好好反省。

而且，生命真是相當脆弱的。前年的四川大地震，感觸至深。以前有時也寫點半學術的評論，卻都用譜名發表，以區別於學術論文。眼見十萬生命瞬間逝去，想想自己還在進行這樣的區分，似乎細膩到近於奢侈。震撼之餘，乃受邀給報紙寫點小文字，署名也不再區分。從此又多一事，實不知能持續多久。

人過中年，不僅長輩駕歸道山，同齡人也開始離去，實際已漸入告別的年代了。過去的一年，就是這樣的一年。中國的傳統，親友之情，不必表之於公眾。而心緒不寧，總不能免。以前胡適的辦法，遇有不平靜事，便專心於治學。惟史學若不能心平氣和，最多做到勉強好，永遠不可能真正好。所以我不敢有那樣的境界，只能抄史料度日；排遣之餘，也算是一種積累。

且隨著年齡增長，對人生稍有所悟，生活境界也要略有提高。前人所謂爭名於朝，爭利於市，即佛家所說的「執著」。今日我輩最多不過是爭名於野，但也曾自我反省，並請教得道高人，似這般「勤於著述」，是否也算執著？答曰：若不到非怎樣不可，便可算敬業，而尚非執著。或許這只是高人的安慰，無論如何，從新的一年開始，我希望能緩和下來，一是靜下心來多讀幾本與目前研究關聯不那麼密切的書，二是寫幾本自己早就想要寫也一直在準備的書。

借公眾的篇幅，表一己之私衷，本不合適。但我不僅想與同齡人分享自己的反省，也希望更年少的學人看到一個過來人的感悟，笑其淺陋，而思有所更易，有所振作，則幸甚。

（作者為歷史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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