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也混學術圈——劉備和漢末儒學名士的交往

兩漢時期盛行儒家經學，世家大族中若有能通一二門經學的人物，就會被尊為「名士」，得到社會上普遍的崇敬。當時很多手握重兵的軍閥，為了爭取社會上各種勢力的支持，也往往標榜自己熟讀經書、精通儒典。

袁紹、袁術以《孟氏易》為家學，劉岱、陶謙曾當過太學生，公孫瓚、公孫度都拜名家為師，孔融、劉表更是一代儒宗。孫堅雖然自己不讀書，但卻讓出身儒學世家的胡綜陪孫權讀書，孫權後來也勸呂蒙、蔣欽讀《詩》、《書》、《禮記》、《左傳》、《國語》，顯然是以熟悉儒家經傳為榮。就連一向藐視世家大族，敢於提拔重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的曹操，《三國志·武帝紀》也記載他年輕時曾在譙縣老家「築室城外，春夏習讀書傳，秋冬弋獵」，後來戎馬倥傯，仍然「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對儒家學問很有研究。

在這樣的風氣下，劉備也不能免俗。但劉備本人的學術基礎差，他不敢標榜自己精通儒家經典，只好努力地籠絡當時的名士，利用他們的學問和聲望來為自己增加影響力。

一、劉備與盧植

劉備幼年時家道中落，但畢竟是宗室，仍有家族中人為其提供照顧，得以拜在同為涿郡人的大儒盧植門下讀書。和劉備一起讀書還有公孫瓚，而公孫瓚也是出身「家世二千石」的家庭，可見盧植不是什麼人都收的，劉備能拜盧植為師，是家族中有人為其活動，打著漢朝宗室的金字招牌，才把「不甚樂讀書」的劉備送入了盧植門下。

說到盧植，那確實是東漢末年的大名士、學術大咖。《後漢書·盧植傳》載：「盧植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曾「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書》」。被時人譽為「海內大儒，人之望也」，「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幀干也」。盧植不僅學問淵博，而且「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才兼文武」，是難得的文武全才。他先後歷任博士、九江太守、廬江太守、侍中、尚書，還曾以北中郎將領兵到冀州大破黃巾軍，立下赫赫戰功。

劉備雖然是「不甚樂讀書」的學渣，但在盧植這位大牛的耳濡目染之下，也不是一無所獲。劉備臨終前曾勸太子劉禪「可讀《漢書》、《禮記》，間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劉備所列舉的這些書，應該是他看過的印象較深的書，很可能是多年前在盧植的指導下打的基礎。

據《三國志·先主傳》注引《英雄記》載，「靈帝末，（劉）備嘗在京師。後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合眾。」靈帝末年，劉備曾在京師洛陽活動，目的很可能是在跑官要官。時任尚書的盧植自然也是劉備活動請託的重要人物之一。因為這時候政局動蕩，盧植還沒來得及幫劉備說話，就遇上了漢靈帝駕崩、何進政變殺蹇碩和董重、十常侍殺何進、袁氏兄弟殺宦官、董卓進京廢帝、袁紹等人紛紛出奔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盧植因反對董卓廢帝，辭官回到老家幽州隱居。劉備失去了老師的支持，在洛陽也混不下去了，他只好跟隨曹操去到沛國謀划起兵，開闢新的人生道路。

二、劉備與鄭玄

鄭玄也是漢末大儒，曾與盧植同為馬融門生。據《後漢書·鄭玄傳》，「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袷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鄭玄著作等身，而且影響深遠，是漢代經學研究的集大成者，稱之為經學大師亦不為過。

這位經學大師與當時的許多名士不一樣，他特別不喜歡當官。鄭玄年輕時就因為不想出來當官，被父親痛打，可是打完也就完了，他還是不願，他父親也拿他沒辦法。後來他受到同鄉的牽連，被列為「黨人」處以「禁錮」（並非限制人身自由，而是不允許出仕當官）。這可正中鄭玄的下懷，讓他心安理得地呆在家裡研究各種典籍。黨禁解除後，大將軍何進邀請他到洛陽當官，他到了洛陽不久，又偷偷溜回家去了。後來太傅袁隗又推薦他為侍中，他還是以各種理由拒不赴任。董卓上台後，又有人舉薦他，但他只接受博士的職務，其他一概拒絕。

這時黃巾軍殘部進入他老家青州北海一帶，他逃到徐州避難，得到徐州刺史陶謙的禮遇。初平三年（192年），陶謙致書行車騎將軍、河南尹朱儁，希望朱儁出面聯合關東諸侯進攻李傕、郭汜所在的長安。難得的是，陶謙這封信的落款上，居然有一向不喜與政治沾邊的鄭玄的名字。可能是鄭玄和陶謙頗為投緣，此前很少參與政治活動的鄭玄，也甘願為陶謙效力了。

鄭玄在徐州投靠陶謙的一年多之後，劉備被陶謙表為豫州刺史，屯駐小沛。此時鄭玄和劉備都可以說是陶謙的部下，二人初相結識，應該就是在此時。劉備和鄭玄還有一層關係，劉備的老師是盧植，而盧植和鄭玄都是馬融的學生，鄭玄年長於盧植，所以算起來鄭玄應該是劉備的師伯。兩人他鄉遇故知，應該是很談得來的。

興平元年（194年）十二月，陶謙病故，劉備被擁戴為徐州牧。此時劉備成了鄭玄的領導，兩人關係更加緊密了。《三國志·孫乾傳》裴松之注云：「（鄭）玄薦（孫）乾於州，乾被辟州，玄所舉也。」劉備集團早期的骨幹成員孫乾就是鄭玄推薦的，可見當時鄭玄很得到劉備的信任。

不過，鄭玄呆在徐州的時間不長。建安元年（196年），鄭玄就返回了老家北海國高密縣，否則，他可能還會繼續向劉備推薦更多的人才。此後，鄭玄先後被袁紹表為左中郎將、大司農，皆辭而不就，直至建安五年（200年）去世。

三、劉備與陳紀、陳群

陳紀、陳群父子出自潁川陳氏，陳紀之父陳寔官位不高，僅至太丘縣長，但卻是東漢末年影響力極大的超級名士。陳紀名氣雖然稍亞於其父，但在遭到黨錮期間發憤著述，編成《陳子》一書，也是一代儒學名家。董卓進京後，召拜陳紀為五官中郎將，陳紀沒有鄭玄那麼出世，他到洛陽走馬上任，遷為侍中，又出任平原相。

陳紀到平原國任平原相時，劉備正好在公孫瓚手下以別部司馬「試守平原令」。也就是說，在當時的平原國（相當於郡），陳紀是國相（相當於太守），而劉備是郡治所在的縣的縣令（試用期內）。劉備不僅是陳紀的部下，而且是陳紀所轄一國中的「首縣」之令，地位十分突出，而且兩人同在一城，日常工作、生活都難免有諸多往來。以當時的情景，不難想像劉備是要經常向作為學者型領導的陳紀請教治政治軍的各種理論和實踐問題的。

初平二年（191年）三月，陳紀辭去平原相，寓居於徐州下邳、剡縣一帶。陳紀之辭官，很可能還是和青州黃巾軍有關，所以陳紀來到徐州，應與鄭玄大致是同一時期。後來劉備以豫州刺史屯兵小沛，時常要往來於徐州治所下邳和小沛之間，善於經營和利用人際關係的劉備，當然不會輕易放過和德高望重的老領導陳紀套近乎的機會。劉備出任豫州刺史不久，就辟陳紀之子陳群為豫州別駕，也就是劉備的副手。劉備與陳紀父子的關係非同尋常，由此可見一斑。

興平元年（194年）十二月，劉備被徐州豪族勢力擁戴為徐州牧，由於劉備不再擔任豫州刺史一職，陳群的豫州別駕職務也自動解除，劉備將其改任柘縣令。不過這一情況沒有維持太久，兩年之後的建安元年（196年）十月，劉備被呂布所敗，陳紀、陳群父子歸降呂布。建安三年（198年）十二月，曹操擒殺呂布，平定徐州，陳紀、陳群父子又歸降曹操，為曹操所禮遇。

這樣看來，陳紀、陳群與劉備的關係似乎並不是那麼鐵，否則怎麼會先降呂布，又降曹操呢？

劉備與陳紀、陳群關係發生變化的轉折點，恰恰就在興平元年（194年）十二月劉備出任徐州牧前夕。據《三國志·陳群傳》載，在徐州豪族派出代表來小沛迎接劉備時，劉備欣然欲往，但陳群卻勸阻劉備，他認為：「袁術尚強，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也就是說，陳群認為徐州的局勢十分複雜，而劉備不具有掌控徐州局勢的能力。劉備被擁立為州牧，是當時徐州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像這樣的大事，陳群肯定和父親陳紀商量過，所以，陳群提出的意見，也代表了陳紀的觀點。這表明，陳紀、陳群父子對當時劉備集團的政治軍事實力評價不高，雖然他們暫時棲身於劉備之下，但並不真正為劉備所用。所以一旦出現比劉備更強的勢力，如呂布、曹操等，陳紀、陳群父子就會毫不猶豫地改換門庭。

劉備大概也看出了陳紀、陳群父子的小算盤，所以他沒有順理成章地將陳群轉任徐州別駕，而是改任柘縣縣令，把陳群從身邊支開。柘縣屬豫州陳國所轄，與兗州陳留郡交界，按當時的局勢，應是在曹操的控制範圍內。從後來陳群與父親陳紀一起歸降呂布、曹操來看，陳群實際上也沒有去柘縣任職。所以，陳群所任的柘縣縣令一職，只是一個有名無實的空銜。

自從劉備當了徐州牧，和陳紀、陳群的關係就日漸疏遠。陳紀、陳群歸降曹操後，雙方不再有所往來。按照當時的政治觀念和社會倫理，陳群與劉備曾有君臣關係，其背叛劉備而歸降呂布、曹操的行為，難免會被認為道義有虧，會遭人鄙夷。《後漢書·陳寔傳》在評論陳寔、陳紀、陳群祖孫三人時認為：「天下以為公慚卿，卿慚長。」意思是說，陳寔當官只當到太丘縣長，而陳紀在歸降曹操後官至大鴻臚（九卿之一），陳群更是積極幫助曹丕篡漢稱帝，得以官至司空（三公之一），祖孫三代官越當越大，但論到德行、人品，卻是三公不如九卿，九卿不如縣長，可以說是一代不如一代。陳群曾經批評郭嘉「不治行檢」，其實他自己的行事和品格也不怎麼高尚。可見嚴格要求別人總是容易的，嚴格要求自己就比較難。

陳群也知道自己有愧於劉備，故而終劉備一生，陳群都不敢再與劉備聯繫。然而劉備一死，陳群卻擺出一副「故人」的姿態，寫了一封信給諸葛亮，大談人事天命，勸諸葛亮「舉國稱藩」。諸葛亮根本不屑於回信答覆陳群，而是公開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文中說：「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諸葛亮把陳群比喻為舜帝時期的大惡人驩兜，把他寫的信稱為「詭靡」的「滔天之辭」，譏笑他「徒喪文藻、煩勞翰墨」，文字之間極盡嘲諷，可以看出諸葛亮打心底里看不起陳群的言行和為人。

四、東漢儒家思想對劉備的影響

正是由於劉備自身的文化水平不高，特別需要有學問、名聲好的名士來為其站台撐腰，所以劉備在延攬名士的時候總是身段放得很低，態度十分謙恭，因而贏得「禮賢下士」的名聲。劉備為了請出在名士圈中小有名氣、被譽為「卧龍」的諸葛亮，不惜三顧茅廬，就是基於這種對名士的渴求。劉備入蜀後，又收錄了許靖、劉巴、賴恭、射援、向舉等一批名士，可見劉備對名士們的學術圈也非常嚮往。

劉備與諸名士的交往，帶有很大的政治利用的成分，但即使如此，在日常交往的潛移默化之下，劉備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這些名士們的政治思想和主張的影響。

據《貞觀政要》載：「貞觀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蜀先主嘗謂諸葛亮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每見啟告，理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又稱：「故諸葛亮理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

意思是，劉備向諸葛亮陳述其早年曾與鄭玄、陳紀交往甚密，曾向鄭玄、陳紀請教治國理政的道理，主張嚴格執行刑法，在對待赦免制度上非常謹慎。劉備的這一法律思想被諸葛亮所繼承，諸葛亮執政時嚴格執法，不搞赦免，取得了很好的政治效果。

赦免是中國古代法律中很有特色的制度。其本來的宗旨是緩解刑罰的殘酷性，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統治者的「寬仁」和「慎刑」。例如漢文帝時，緹縈上書救父，不僅得到漢文帝的赦免，而且因此廢除了肉刑，史上傳為美談，效果還是不錯的。但到了東漢末年，赦免已經成了以宦官為首的腐敗政治集團尋租謀利的工具，頻繁的赦免不僅導致人為的法律漏洞和法制鬆弛，而且因為能夠花錢買到赦免往往是有錢有勢的群體，由此導致社會利益失衡和輿論的不滿，影響非常惡劣，成為令人詬病的一大弊政。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當時儒家思想的主流觀點，是主張慎用乃至不用赦免，進而要求嚴格執行法律。鄭玄、陳紀把這一觀點灌輸給了劉備，劉備又將此傳授給諸葛亮，使「不赦」成為蜀漢的一項司法政策，並且在實踐中取得了撥亂反正的較好效果。

真正把儒家的理論主張成功付諸政治實踐的，竟是劉備這個「不甚樂讀書」的學渣，這恐怕是劉備的老師盧植所無法預料的吧。

參考文獻

【西晉】陳壽：《三國志》，中華書局2000年版。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中華書局2000年版。

盧弼：《三國志集解》，中華書局2012年版。

方燕：《東漢遊學活動初探》，載《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年第2期。

潘民中：《劉備「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事考補正》，載《許昌師專學報》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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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賴正直，男，80後，南蠻，刑事法官，法學博士。原本愛讀史書，為稻粱謀選擇了法律專業。法學和史學其實有不少相似之處，比如都重視證據，都是在利用殘缺的不完整信息拼接還原已經過去的事實真相，因而在寫文章時常常會有把歷史事件當作懸案來查的感覺。著有《機能主義刑法理論研究》、《毒品犯罪案件證據認定的理論與實務》等書。目前的小目標是寫一部歷史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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