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不給湘軍撥款，而且將士的待遇又高，曾國藩到哪裡弄這些錢？

道光年間，國庫每年的收入大約在五千萬兩左右，用于軍需的開銷就達二千萬兩。清代的軍隊主要分為八旗和綠營兩個系統，而八旗士兵的軍餉又高於綠營數倍，加上其他開銷，這兩千多萬兩的大頭基本被八旗佔用，綠營向來都是吃剩下的。

不管怎麼說，綠營兵好歹也是國家的正規軍，再不濟也能從國庫中分點銀子。可是曾國藩所組建的湘軍卻是屬於團練，是國家臨時徵用的合同工，因此在軍餉上就得不到保證了。可我們又知道，湘軍士兵的待遇是最優厚的，他們的餉銀是八旗的三倍，那麼這些銀子曾國藩又是從哪弄來的呢？

曾國藩組建湘軍是奉咸豐帝的聖旨，朝廷當初也答應撥給湘軍軍費的。戶部原先計劃是下撥600萬兩白銀的，後來成了一紙空文。曾國藩沒了指望，只好自己想辦法。他的辦法主要有三個：捐輸、厘金、依靠地方財政。

所謂「捐輸」，便是要求商民士紳捐獻。最初，曾國藩的想法是「抑豪強，摧併兼」，也就是「吃大戶」，但卻很快遭到了權貴階層的反抗。他強行要求原兩江總督陶澍的兒子捐款，給其他的士紳做表率，遭到抵制。陶澍的兒子投訴到巡撫衙門，把田產文券送達藩司那裡代為保管，搞得輿論大嘩。於是，捐輸便發展成為赤裸裸地賣官鬻爵了。

靠賣官去收斂錢財是一個簡單快速的辦法，卻危害巨大。不管什麼時候，國家依靠賣官斂財都是令人不齒的，對於朝廷的權威形成很大大損害。另外，國家的官員編製是有限的，不是可以無限制地區兜售。那些買官的人大多不會做虧本的買賣，他們之所以買官是要在將來禍害百姓，翻倍地獲得補償。

賣官鬻爵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朝廷上使用這種辦法聚斂錢財也是斷斷續續，從1852年至1861年間，湖南一省的捐輸銀大約有400萬兩，這是一筆很大的款項。這對湘軍的創建和後勤保障應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湘軍籌款的另一個渠道是厘金。厘金就是一種商業稅，最早出現在1853年，時任刑部侍郎雷以誠為了給江北大營籌集軍餉，向朝廷建議在一些重要路段設立關卡，向過往客商徵收商稅。因為開始的時候規定是「千而取十」，即百分之一的稅率，所以稱之為「厘金」。

曾國藩認為厘金是個好辦法，馬上令郭嵩燾等人在湖南、湖北設立關卡，徵收厘金。1855年5月，湖南厘金總局在長沙設立。厘金徵收是立竿見影的，早上開門收錢到了晚上就有收入，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關卡越設越多。據統計，湖南每年的厘金收入大約在200萬兩左右。

厘金對湘軍的支持是重大的，可是他給清王朝帶來了嚴重的後果。首先，厘金是不進入戶部銀庫的，由地方上自收自支。這樣一來，朝廷對地方財權的控制力大大減弱，到底收了多少，用了多少，全憑地方督撫良心。況且，厘金這種臨時性的經濟手段在太平天國滅亡繼續存在，這也就嚴重破壞了晚清時期的政治體制。

再者，厘金徵收的方式非常簡便，只要在重要路段、江河之上設卡便可，導致了後來厘金徵收泛濫，百姓被盤剝的更加厲害。更為重要的是，厘金的徵收嚴重影響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致使四民俱困。無疑，厘金制度是禍國殃民之舉。

湘軍籌措軍餉的第三條途徑便是依靠地方政府徵收漕糧、田賦。在這方面，湖南對湘軍的支持很大，在戰爭初期，湘軍所有的供應皆有湖南提供。出省作戰後，湖南仍然向其提供大量兵勇、糧食。據湖南巡撫駱秉章奏報，從咸豐四年到九年這段時間，湖南共給湘軍提供了600餘萬兩白銀。

總之，無論是捐輸、厘金還是田賦、漕糧，都需要獲得地方政權才能獲取。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撫後，湖北又成了湘軍的重要根據地。而曾國藩最終不看人家眼色的時候，是在1860年，當時他被任命為兩江總督，湘軍的軍餉才算得到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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