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日：抗戰最重要的兩大精神遺產

原標題：勝利日：抗戰最重要的兩大精神遺產

抗戰最偉大精神遺產之一：全民族「堅忍不拔」的意志

1945年9月3日，重慶陷入狂歡。「是人浪，是熱浪，是歡騰的海。勝利的空氣，到處在流，泛濫著。……清晨，人們就帶著這二十餘日來期待著的興奮，整飾了衣冠，從家裡、辦公處、工作房衝出來，投向每一個通街，人與人棱織著成了線，成了流，成了巨匯……」①「街上擁擠不堪，馬路上時時為之塞。……全市鼓聲齊作……沿街市民對遊行隊伍狂呼不已……許多爬上屋頂和窗上振臂狂呼……入夜，全市更倍形熱鬧，市民都湧上街頭，全市燈火輝煌，爆竹聲和歡呼聲不絕於耳。」②

這些文字留存，使今人仍能貼切感受到七十年國人奔涌的喜悅。惟喜悅之外，梳理抗戰遺產，更是今人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不可或缺的應有之義。這一遺產，就精神層面而言，最重要者，至少有二。

其一，乃是「堅忍不拔」之意志。試舉三例：

例1。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時，中國是極其落後的農業國，而日本已經是很先進的工業國——以鋼為例，該年，日本的產量是508萬噸，而中國僅有區區4萬噸。基礎工業的落後，直接反饋在軍事實力上，以步槍為例，日本在戰爭期間，生產了357萬支步槍，而中國的產量不足40萬支，且基本上得不到來自盟國的援助——因史迪威把持美援物資，1942年4月至1944年9月，中國國內戰場僅獲得1000支美援步槍的補充。③如此巨大的差距之下，決策層若無「堅忍不拔」之意志，是沒有勇氣將抗戰堅持八年之久的。這種意志，誠如蔣百里所言：「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講和。」

例2。八年抗戰，中國付出了經濟全面破產的巨大代價，自農民、工人、公務員至軍人，無不時刻處於饑饉之中。以士兵為例，局部抗戰（1931－1937）時期，一個底層二等兵的年收入，大約可以相當於擁地50畝的半自耕農；但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國財政迅速破產——以1939年為例，該年財政預算，支出需28萬萬元，而收入只有2.9萬萬元——士兵的飲食標準也迅速下跌。比較之下，不論質，單論量，美國陸軍戰地口糧，每人每天約6磅；日本陸軍約為4磅；中國陸軍官兵最多時也僅約為1.6磅。這1.6磅，還只是文字標準，並非實際所得。1940年後，中國軍隊普遍改三餐製為兩餐制，菜品普遍退化為菜葉鹽水湯。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副食費標準僅12元，而漢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蘿蔔一斤要20元。1944年，美國專家曾隨機抽取1200名中國士兵進行體檢，結果發現營養不良者高達57%。④條件如此艱難，士兵們若無「堅忍不拔」之意志，是無法堅持到抗戰的最終勝利的。

例3。全面抗戰前的中國，軍閥割據四分五裂，借「抗日」之大義而遂個人之私利者比比皆是，1936年兩廣軍閥發動的「六一事變」，就是一場打著「北上抗日」旗號、卻事先取得了日軍的諒解與援助的不堪陰謀。⑤類似情形，在抗戰中仍常有出現，如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失利，山西之閻錫山即恢復了與日軍之間的往來；1943年，又有西康軍閥劉文輝破壞第二次中印公路的籌修。⑥如此種種，均需以「堅忍」的方式來處理，方能維繫各派系抗日統一戰線。此種「堅忍」，也存在於同盟國的相處之中，如滇緬戰場上英軍對中國軍隊的不負責任，如美國陸軍部對中國軍隊指揮權的無理攘奪等等。⑦

1945年9月3日，重慶街頭，民眾歡慶抗戰勝利

抗戰最偉大精神遺產之二：「擁抱國際主流社會」的長遠眼光

其二，乃是堅持「擁抱國際主流社會」的長遠眼光。

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時，當時的「國際主流社會」乃是國際聯盟。戰敗後，1951年，日本外務省啟動了一項秘密調研，旨在徹底檢討自「滿洲事變」以來，至太平洋戰爭結束，日本在外交上的致命失誤。在這項秘密調研中，外務省留下了這樣的反思：

「退出國際聯盟成了日本和美英決裂的發端，如果當時有即便出現四十二票對一票的情況，也應設法留在國際聯盟這樣積極寬闊的視野就好了。……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後，於1934年12月29日廢除華盛頓海軍裁軍條約，另於1936年1月15日退出倫敦裁軍會議。……這樣，日本和美英之間的裂痕愈來愈深，最終陷入國際孤立的狀態。……日本國內便有人開始倡導……和德國謀求接近。」⑧

反觀中國，即便是在1940年英、法國相繼對日綏靖，宣布對中國關閉滇越路、滇緬路之時，也仍不為國內輿論所左右——當時高層及民間要求政府轉走親德路線的聲浪很高，如孫科在國防最高委員會主張「召回我駐英駐法大使」、「退出國聯」——始終堅持「擁抱國際主流社會」⑨，「親近英法、疏遠德意」。如蔣介石所言：「我們抗戰的目的，率直言之就是要與歐洲戰爭—世界戰爭同時結束，亦即是說中日問題要與世界問題同時解決，……中日問題，就是遠東問題，亦就是太平洋問題，只有由遠東有關的英美法蘇等國大家共同一致召集國際會議，公正解決，才與各國都有益處，才能得到遠東和太平洋真正的和平。」⑩

英、法兩國在1940年的對日綏靖，也在延安造成了很大的震動，同樣出現了許多要求與國聯決裂的聲音。但中央書記處認為：「美國一切都是積極反德意日陣線的。……美蘇關係必將好轉。在法國投降後雖然美國還沒有參戰，但對抗德意日陣線的主要領導者，已經不是邱吉爾，而是羅斯福了。……英國……對日對華的政策，也必會變化，……滇緬路又有開放的可能……親蘇聯美政策是正確的。」⑾

略言之，與日本的戰後反思相對照，中國政府在戰時外交最艱險之時，仍堅持與國聯主要國家站在同一立場，堅持「擁抱國際主流社會」，最終得以五常身份，參與創建新的「國際主流社會」——聯合國，其眼光實可謂長遠。

1945年9月2日，東京灣，美艦密蘇里號上舉行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徐永昌將軍代表中國政府簽署接受日本投降的文件

注釋

①中央日報，《勝利日在重慶》，1945年9月4日。②新華日報，《八年抗戰大功告成 陪都昨日熱烈慶祝》，1945年9月4日。③章慕榮，《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陸軍武器裝備建設之考察》，《二十一世紀》2005年8月號。④張瑞德，《抗戰時期陸軍的人事管理》，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第二十一期。⑤諶旭彬，《日軍支持下的一場「北上抗日」鬧劇》，今日話題歷史版第200期。⑥諶旭彬，《中印公路：蔣介石鮮為人知的盤算》，短史記第382期。⑦參見：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時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社科文獻出版社，2012，P101-135，P519-585。⑧《日本外交的失誤》，1951年4月10日。⑨「擁抱國際主流社會」這一說法，引自：黃自進，《擁抱國際主流社會——蔣介石的對日外交戰略》，《抗日戰爭研究》2014年第2期。⑩蔣介石，《中國抗戰與國際形勢——說明抗戰到底的意義》，1939年11月18日出席五屆六中全會第六次會議講。⑾中央書記處關於目前國際形勢與我黨的宣傳方針，1940年8月2日。收錄於《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彙編 上 1921-1949》，P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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