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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書商偽造伽利略著作以假亂真 藏書圈風聲鶴唳

  

義大利書商:德卡洛

偽造了一本帶有「伽利略」簽名和畫作的《星座信使》賣給美國古籍書商理查德·蘭。

購買者:美國古籍書商 理查德·蘭

蘭請伽利略研究專家金格利奇鑒定書的真偽,得到金格利奇肯定,遂以50萬價格買下。

鑒定者:哈佛大學教授 金格利奇

金格利奇剛開始認為這本書很具價值,後來又曾有過幾種不同的看法,但他不同意德國學者布萊德坎普的「副本論」。

鑒定者:德國學者 布萊德坎普

布萊德坎普組織專家學者進行鑒定,認為這本書為「副本」,價值極高。

揭秘者:喬治亞州立大學學者 維爾丁

維爾丁質疑「副本論」,經過鑒定,認為該書為偽書,並把這一結果公布在知名的收藏家論壇上。

有「伽利略」簽名和畫作的書

金格利奇很快給蘭寫信,稱這個簽字「有強烈的伽利略印跡」,「不是伽利略親筆所寫,就是在他指導下完成的」。金格利奇的認可,讓蘭精神為之一振,他以50萬美元的價格買下這本書。

1610年1月7日晚,帕度亞居民伽利略·伽利雷走進自家陽台,調整望遠鏡,望向蒼穹。他定位到木星周圍的三顆星星,並在筆記本上把它們畫下來。六天以後,他通過望遠鏡觀察,再次發現了那幾顆星星——不過,它們的位置已經發生了變化。伽利略意識到,這些星星是繞著木星運行的衛星。伽利略向來認同哥白尼的理論,認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現在,他有了證據。

兩個月後,威尼斯一位出版商把伽利略的發現出版成一個小冊子。伽利略把自己的這部作品命名為《星座信使》。除了提供關於天體運行的洞見,這本書還反駁了亞里士多德—他堅稱天體是光滑和「完美」的;而伽利略藉助望遠鏡觀察了地球的衛星—月球,發現其上滿是山脈和坑窪。為了傳達這些信息,伽利略加入了四幅清晰的蝕刻畫,每一幅描繪了月球的一個側面,每一幅大約是5.5英寸寬,6英寸高。《星座信使》第一次印刷了550冊,現存約有150冊。

《星座信使》開啟了伽利略的事業。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言,這本書所包含的「改變世界的發現之多,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哈佛大學天文學退休榮譽教授歐文·金格利奇曾表示,伽利略對於木星衛星的記述,「是科學史上最令人興奮的手稿」。

83歲的金格利奇是世界上伽利略研究的頂尖權威。2005年6月,其好友理查德·蘭在其辦公室拜訪了他。蘭在曼哈頓擁有一家古籍書店。霍華德·魯滕伯格最近告訴我:「就知識和經驗而言,蘭比其他書商要高一個級別。」罕見書書商的世界並不大,名望是最為重要的。

然而,一個人的專業知識總有其極限,蘭時不時會請金格利奇鑒定和評估一些早期天文學家的書(金格利奇幾乎鑒定了所有現存的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的第一、二版)。

那天,蘭帶來了兩名年輕的義大利人,馬連奴·馬西莫·德卡洛和飛利浦·羅湯多。這兩名義大利人準備賣給蘭一本《星座信使》。德卡洛向蘭出示了一份文書,顯示這本書原來的主人是一個共濟會組織的成員。

這些年來,蘭見過不少的《星座信使》。儘管其中一些品相更佳,卻沒有一本包含著如此強烈的個人印跡—扉頁上有伽利略的簽名;一個猞猁印章顯示這本書來自費特利考·塞西的私人圖書館。塞西是羅馬猞猁科學院的創始人,伽利略曾是猞猁科學院的一員。這本《星座信使》沒有蝕刻月亮側面圖,取而代之的,是5幅水彩月圖,據推測由伽利略所畫。假如能證實其出處和真實性,蘭估計這本書能賣數百萬美元。

金格利奇翻到書的扉頁,此處題詞:Io伽利略·伽利雷 f.。在義大利語中,Io即是「我」的意思。兩名義大利人提出,「f」可能是「fere」——「製造」的縮略形式,即此處題詞的意思為「我,伽利略·伽利雷,所寫」。伽利略通常的簽字是「作者」或「伽利略·伽利雷 猞猁」—指猞猁科學院,再加上受贈者的名字。但金格利奇回憶說,雖然此處簽名與通常情況不一樣,但「看起來逼真」。在書的第十五頁,有一幅銹色水彩畫,畫的是1/4的月球。金格利奇感到似曾相識。他告訴蘭,這個圖像及後面的四幅水彩畫,與伽利略所畫的月球圖像高度相似。

會晤結束後,金格利奇很快給蘭寫信,稱這個簽字「有強烈的伽利略印跡」,「不是伽利略親筆所寫,就是在他指導下完成的」。

金格利奇的認可,讓蘭精神為之一振,他以50萬美元的價格買下這本書。

這是一本副本嗎?

這本書的造紙原料比其它《星座信使》的要稍微深色一些。但這樣的異常現象似乎進一步證實了布萊德坎普關於這本書是副本的論斷。

儘管很期待把《星座信使》推向市場,蘭還是決定先聽取其他專家的意見。2005年7月,他給霍斯特·布萊德坎普發了一個郵件。布萊德坎普是柏林一位學者,專門評估歐洲知識界歷史關鍵人物所作藝術品。「觀點通過繪畫產生」, 布萊德坎普曾如此說道。他曾出版過很多專著,有關於萊布尼茨的巴洛克花園的,有關於達爾文的示意圖的,當時正在寫一本關於伽利略畫作的。2009年,《藝術通報》宣稱布萊德坎普在「重新檢視歷史上藝術與科學的關係」方面,貢獻比任何人都大。

在這封電子郵件中,蘭附上了第十五頁的水彩畫掃描樣。布萊德坎普事後回憶道,當他看到樣本時,「同時感到震撼和懷疑」。蘭問布萊德坎普是否有興趣做一個全面的研究,布萊德坎普欣然答應。他開始研究「Io 伽利略·伽利雷 f.」 的簽名與幾十封伽利略信件的簽名,這些信件是佛羅倫薩國家圖書館的館藏。布萊德坎普的結論是,書上的簽字是真跡。

同年11月,蘭帶著《星座信使》到柏林,並把書留在那兒一個月。布萊德坎普後來寫道,瞄了這本書一眼後,他便斷定這些有污點的水彩以及它們那種「不安與精確的混合」,是伽利略親筆所畫。這是一個事關重大的觀點,因為它質疑了伽利略另外一套知名圖畫—佛羅倫薩草圖的唯一性。幾乎所有的伽利略研究者都認為,這位天文學家藉助望遠鏡觀察所得都用水墨畫在了這些草稿紙上。里克·華生,一個據守倫敦的美國書商稱,佛羅倫薩草圖等同於科學史上《獨立宣言》。研究者們認為這些草圖直接代表了伽利略通過望遠鏡所看到的。相比之下,第一版《星座信使》上由威尼斯藝術家所描的蝕刻畫突出了月球上的坑窪,誇大效果,也存在一定的變形。

布萊德坎普推理,蘭所得的《星座信使》是供作者潤色的副本。威尼斯出版商給了伽利略三十本有幾處留白的《星座信使》,出版時留白處為蝕刻月圖所替代。布萊德坎普認為,應該是伽利略接到副本後把觀察月球的所得用水彩畫到了其中一個副本的留白處;隨後,負責蝕刻的工匠根據銹色水彩畫進行蝕刻。華生認為「這是一個大發現」。如果布萊德坎普的推理是對的,那麼佛羅倫薩草圖將淪為次要版本。

2007年,布萊德坎普在《藝術家伽利略》這本書中呈現了這些論點。帕度亞舉行儀式慶祝這本書的出版。慶祝儀式上,威廉·敘亞作為發言者之一說道:「我深信,是伽利略畫了這些水彩畫。」威廉·敘亞是蘇黎世一位伽利略研究者,已出版五本關於伽利略的書。蘭則發言稱,《星座信使》值得終身擁有,他告訴《時代》雜誌,他這本書叫價至少1000萬美元。

2008年春天,蘭再次把這本書寄到柏林。這一次,布萊德坎普邀請了十四個專業機構的專家研討此書。學者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分析此書,用上了諸如長波紫外線射線(確認墨跡)以及X光熒光(分析紙的成分)等設備。來自猞猁科學院的一位管理者負責鑒定書上的猞猁印章,來自德國斯圖加特國立造型藝術學院的管理員負責鑒定書的紙張和裝訂。

他們通過調查確實發現了一些問題—比如說,這本書的造紙原料比其它《星座信使》的要稍微深色一些。但這樣的異常現象似乎進一步證實了布萊德坎普關於這本書是副本的論斷。布萊德坎普宣稱,他與其他學者一起作了一個高難度的鑒定。

「副本論」遭質疑

在真章中,猞猁的嘴巴左側與最裡面的橢圓形有點距離。在蘭的版本中,兩者連在了一起。維爾丁再查閱塞西圖書館的目錄,並沒有找到《星座信使》。

布萊德坎普把柏林這次研討會的結果彙編成兩冊的《伽利略的O》。這套書英文版原計劃於2011年10月出版。2011年夏天,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文藝復興史學家尼克·維爾丁為《文藝復興季刊》撰寫這本書的書評。儘管有很多複雜的文本可以參考,維爾丁仍發現這本書的結論難以令人信服。蘭的版本中的一幅水彩月圖與佛羅倫薩草圖「風格相似」,但其水彩細節上卻與草圖不一致。

我最近在維吉尼亞一家餐館遇到了維爾丁。他是一個消瘦淡漠的英國人,40歲出頭,發線後移。維爾丁告訴我,在提交書評後,他聽說2005年至2006年間出現了一些可疑的圖書館印章。其中的猞猁印章與蘭的《星座信使》相符。

維爾丁找來猞猁科學院創始人費特利考·塞西私人藏書的真章電子版,進行高解析度的細節比較。在兩個章中,猞猁都出現在正中央,其外是兩個橢圓形,還有一行拉丁文(來自費特利考·塞西圖書館,蒙蒂塞利貴族侯爵),然後是第三個橢圓形。維爾丁隨後再檢驗蘭的《星座信使》的章。在真章中,猞猁的嘴巴左側與最裡面的橢圓形有點距離。在蘭的版本中,兩者連在了一起。維爾丁再查閱塞西圖書館的目錄,並沒有找到《星座信使》。維爾丁要求《文藝復興季刊》暫不發表他的書評。

維爾丁查伽利略文獻,也找不到關於有水彩畫的《星座信使》的信息。在查閱過程中,維爾丁看到了金格利奇2009年刊於《伽利略研究雜誌》的文章。關於蘭的《星座信使》,金格利奇曾有過幾種看法,但他不贊同布萊德坎普的「副本論」。根據史料記錄,伽利略於1610年2月收到了副本。布萊德坎普的觀點是,伽利略觀察月亮後直接作水彩畫,但蘭的版本中的一個月亮側面是2月28日以後才畫的。而《星座信使》3月13日出版—在出版前把水彩畫轉變為蝕刻,在時間上顯然不夠。

金格利奇還指出,蘭的版本中,每幅月圖都是直徑81毫米。但在第一版本的《星座信使》中,有四幅蝕刻月圖是同樣大小的,而第五幅卻比其它的小了4毫米。金格利奇認為,如果蝕刻月圖是根據水彩圖而作,那麼每一幅都應該跟水彩月圖一樣大小。金格利奇據此總結道,這些證據「有力」地顯示了蘭的版本中的水彩畫是偽造的。

《伽利略研究雜誌》的受眾很小,金格利奇迫切希望幫維爾丁把文章登上《文藝復興季刊》,這本雜誌的讀者更多。金格利奇向維爾丁指出伽利略作品《幾何和軍事用之比例規的操作法》存在三本可疑的書,這三本書在兩名義大利人把《星座信使》賣給蘭的前後出現在市場上。《操作法》一書出版於1606年,當時只印了60本,目前約有25本存世。2008年,克里斯蒂買了一本,價值50萬美元。

2005年末至2006年初,金格利奇檢驗過三本《操作法》,發現了其中的一些古怪(其中一本是蘭入手的)。文字過深地嵌入紙中,印刷方式存在時代出入,而水印也與那些正版的不太一樣。他把自己的疑惑告訴了蘭,但蘭要求他不要公開這些觀點。

2006年末,華盛頓特區福爾傑莎士比亞圖書館的弗蘭克·莫爾利代表美國東海岸一個藏書家鑒定兩本可疑的《操作法》。莫爾利進入國會圖書館,把兩本可疑的書與正版書放在一起比較。在可疑版本中,字體沒那麼「乾脆」,紙漿在鋼絲網上乾燥而得的印記不那麼「均勻與平滑」。莫爾利還注意到一處可疑的印刷錯誤——「dal mio」兩個詞的上部與下部連接怪異,就像移位的地質板塊。莫爾利告訴我:「這在凸印活字印刷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在一份機密報告中,他向那位東海岸收藏家說:「這幾本書是為騙錢而偽造的。」這位收藏家就像蘭一樣,不願意公開這樣的信息。

維爾丁發現那幾本《操作法》與蘭的《星座信使》共同點多得驚人,當他知道這些書都與德卡洛—與蘭一起拜訪金格利奇的義大利人有關時,他的疑慮更重了。德卡洛早期進入罕見書交易行業,與蘭建立聯繫,經常有別人買不到的書。德卡洛吹噓有渠道獲得南美的一些藏書。維爾丁試圖追蹤德卡洛,但他發現對方已離開了這個行業。

維爾丁把自己的發現告訴了布萊德坎普,對方卻大為光火,認為這是挑釁。「我不知道你有多少次機會看到蘭的那本書。寫鑒定性文章,卻不曾仔細研究原物,這是方法論上的致命性缺陷。」布萊德坎普寫信給維爾丁,爭論道,質疑蘭的版本的真實性是「愚蠢的」。如果這本書是偽書,那麼「科學史就要關門倒閉了」。

2012年3月,維爾丁向《文藝復興季刊》投出了修改後的書評。他寫道:「《伽利略的O》有時給人的印象像『來自犯罪現場的法庭報告",另外,參與研討的普林斯頓圖書學學者保羅·尼德漢姆「善意地提醒我們,很多人參與到了一本古籍的現代化製作當中。他們中的一些人,目前仍很活躍。」

一個義大利書商的崛起

有一天,德卡洛在這裡遇上了掌管梵蒂岡圖書館及其機密文獻的梅加。他們交上了朋友,並時常在一起討論信仰。後來,梅加給了德卡洛一個罕見的特權—梵蒂岡圖書館卡片式目錄的通道。

9月的一天早晨,我拜訪了德卡洛。我到他家時他正在等我。這個夏天我們已經通過信。他告訴我,他很高興首次向一個真正對他的品行感興趣的人披露自己生活的細節。

德卡洛家的三樓掛著一幅伽利略的小畫像。「我非常喜歡伽利略,喜歡他思考的方式。」 德卡洛說,這種仰慕之情產生於他還在義大利小鎮奧維亞托生活的青少年期。當時的德卡洛以離經叛道為榮,尊伽利略為偶像。在20歲之前,德卡洛已經讀完伽利略的420封信。

1998年,法律專業、大學輟學後工作於維羅納的德卡洛閑暇時總去逛一家罕見書書店,一位年輕的收藏家向他傳授了這個行業的門道。

1999年,德卡洛開始在歐洲的圖書交易會上搜尋書籍、古望遠鏡等。在米蘭圖書交易會,他認識了阿根廷書商丹尼爾·帕斯托尼。帕斯托尼邀請德卡洛前往參觀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書店。很快,德卡洛每個月都有一周時間流連在帕斯托尼的書店。這家書店是收藏家頻繁出現的地方。德卡洛說,有一天,他在這裡遇上了掌管梵蒂岡圖書館及其機密文獻的梅加。德卡洛與梅加交上了朋友,並時常在一起討論信仰。後來,梅加給了德卡洛一個罕見的特權—梵蒂岡圖書館卡片式目錄的通道。

2003年2月12日,德卡洛和梅加進行了一宗非比尋常的交易。德卡洛給圖書館16本槧本(古代用木板雕字所印的圖書—譯者注)—1501年前出版的書,還有三冊15世紀的手稿,價值大約為10萬美元。作為交換,德卡洛得到了6本書,價值超過100萬。這些書包括曾屬於教皇烏爾班七世親戚收藏的三本伽利略著作。梵蒂岡圖書館還有伽利略的其它書籍,而且正在擴充它的槧本收藏。(德卡洛如此解釋這樁明顯不公平的交易:如果你身處維羅納,水對你來說價值多少?1分錢。但在沙漠里,水可以價值百萬。)教皇的秘書批准了這樁交易,但圖書館的一些人很快注意到這是一樁蝕本生意。2003年春天,梅加的下屬交涉叫停了德卡洛與圖書館的第二次交易。

2005年,德卡洛和義大利書商飛利浦·羅湯多及阿根廷書商丹尼爾·帕斯托里一起參加了米蘭圖書交易會。義大利一位文化遺產主管向國家憲兵隊報警稱,這幾個人正在展銷弗朗切斯科·科隆納(Francesco Colonna)的《尋愛綺夢》(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這本書出版於1499年,因其繁複的木刻插圖而聞名。這本書原來屬於米蘭的一個私人圖書館。警察告訴這幾位書商,他們計劃調查這本書的來源。兩天後,當警察重新來到展示台時,發現這本書已沒了蹤影。在接受警察的單獨問詢時,這幾個人都把責任推給對方。書不見了蹤影,案件也不了了之。(北歐的一位藏家最近告訴我,在米蘭圖書交易會後不久,他便從羅湯多處購得了此書。)

儘管經歷了如此的一些小插曲,德卡洛在罕見書市場的地位還是穩步上升,因為他總是能拿到一本又一本非同尋常的書。也許他最重要的客戶就是蘭。德卡洛告訴我,「蘭總是能高價買書,他有世界上最好的客戶。」2004年,蘭花24萬美元買了兩本德卡洛從梵蒂岡圖書館得來的書—伽利略第一版的《關於兩門新科學的論述和數學演示》(The Discourses and Mathematical Demonstrations Relating to Two New Sciences)和《試金者》(The Assayer),還有一本1611年版的約翰尼斯·開普勒(Johanns Kepler)的《折射》。在這期間,蘭還花58萬美元從德卡洛處購買了哥倫布在1493年寫給費德南和伊莎貝勒的信,信中宣布了發現新大陸的創舉。德卡洛開始覺得蘭會買下自己提供的所有東西。

2005年6月9日,奧林匹亞圖書交易會在倫敦開幕。德卡洛又一次和羅湯多及帕斯托里一起出現。在他們的展示台,《操作法》被放在玻璃盒中展示。儘管這本書引起一些書商的質疑,但它最終被一名波士頓書商購得。

不久,德卡洛和羅湯多飛往紐約與蘭見面。他們告訴蘭,有重要商務要與他洽談。他們把帶水彩插畫的《星座信使》擺在了蘭的面前。蘭喜不自禁。他後來告訴我,他認為這本書有「改變遊戲規則」的潛能,可以回答很多問題,解開眾多謎團。

「縱火犯管理森林」

學者蒙塔納利寫了一篇文章,描述了吉羅拉米尼圖書館的情況。他沒有直接指出德卡洛是竊賊,但引述了目擊者關於其偷竊的敘述,並把德卡洛的入職等同於「讓一個縱火犯管理森林」。

售出《星座信使》後,德卡洛開始淡出圖書交易圈。在阿根廷,他遇到了一位為俄羅斯億萬富豪維克托·維克塞爾伯格效力的美國藏書家。在被介紹與維克塞爾伯格後,德卡洛被維克塞爾伯格的能源公司僱用,負責協調公司的政府及公共關係。德卡洛的資源使他在石油公司得心應手,2007年他便成為公司的執行副總裁。不過,2009年,他因為追求維克塞爾伯格的副手而被解僱。

一名收藏罕見書的義大利參議員幫德卡洛在政府部門謀得一職。2011年5月,德卡洛成為義大利文化部的一名顧問。他的職責包括盤點義大利各家歷史悠久的圖書館的藏書。

很快,他便帶著一位朋友和一名助手前往羅馬東南部一家創建於6世紀的修道院。喜歡自命善於把握機會的德卡洛背著一個空的電腦包。他們向神父自我介紹,要求查點修道院的資產。德卡洛的朋友負責轉移神父的注意力,而他和助手則從書架上拿走了但丁的《神曲》和伽利略的《操作法》。德卡洛偷梁換柱,把兩本書塞進自己的電腦包里,然後擺上偽造的《操作法》。偷竊成功後,他以8000歐元的價格賣掉了《神曲》,而《操作法》則保留著。

那不勒斯的吉羅拉米尼圖書館尤其讓德卡洛夢牽魂繞。這家圖書館建立於1586年,已經年久失修。2011年春天,德卡洛與這家圖書館的負責人商談重修圖書館。同年6月,他被任命為這家圖書館的新負責人。在上任的第二天,他命令員工取消晚上的警報系統。

2012年3月28日上午9點,托馬索·蒙塔納利教授敲響了圖書館的門。他是那不勒斯費德里克二世大學的藝術史教授,同時也是一家左傾報紙的撰稿人。此次他既是陪學生同來,也為了確認他耳聞的圖書館醜聞。

一個工作人員把他們引進圖書館。在主廳里,他們發現了德卡洛。德卡洛走開後,蒙塔納利開始打量圖書館—這裡簡直像個垃圾場。有400年歷史的書籍被隨便攤在桌上和地上,汽水罐則被丟在了書架上。

蒙塔納利和他的學生要求查閱圖書館的文檔。他們碰到了一點陣圖書管理員,向他詢問圖書館的狀況。蒙塔納利告訴我,這點陣圖書管理員低聲說道:「太糟糕了。新的負責人是個罪犯。」管理員說,德卡洛上任後,經常帶他在俄羅斯工作時認識的那些人來。晚上,這些人把書裝進箱子里,然後裝上貨車。

蒙塔納利寫了一篇文章,描述了圖書館的情況。他沒有直接指出德卡洛是竊賊,但引述了目擊者關於其偷竊的敘述,並把德卡洛的入職等同於「讓一個縱火犯管理森林」。

文章見報當天,德卡洛打電話質問蒙塔納利:「你為什麼這樣寫我?我是個英雄。我在拯救圖書館。」據蒙塔納利所說,德卡洛威脅將採取法律行動,並暗示他與貝盧斯科尼僱用了同一家律師事務所。他警告蒙塔納利,蒙塔納利的職業已岌岌可危。蒙塔納利回憶說:「簡直是黑手黨作派。」(德卡洛承認打了電話,但否認自己威脅蒙塔納利。)

那不勒斯的檢察官梅里羅展開調查。德卡洛的電話打不通,而梅里羅聽說德卡洛正在其維羅納的家裡及一名親戚家藏匿贓物。有些贓物被義大利一些主要書商窩藏。最令人吃驚的是,德卡洛試圖在慕尼黑5月9日的一次拍賣會「洗書」,數量超過450本。

5月初,梅里羅的人在義大利進行廣泛搜尋,找到了近2000本的書。(德卡洛告訴我,他有意偷的只是運往慕尼黑的部分,其它的書只是因為圖書館搞清潔,暫時從圖書館裡轉移出來。)德國當局叫停了這次拍賣會,隨後逮捕了拍賣公司的執行主管,這名主管被引渡到義大利。拍賣公司稱,德卡洛聲稱拍賣這些書是受義大利一個私人擁有者委託。

慕尼黑事件兩周後的一個早晨,三大卡車的義大利警察在6:30時來到德卡洛的別墅,給他戴上了手銬。德卡洛被帶到那不勒斯,關進小牢房裡。在2個月的時間裡,德卡洛遲遲不肯配合。根據法庭文檔,他只提供「虛假和不合情理的信息」。但,與他的父母交談後,他開始感到懊悔。2012年8月2日,德卡洛開始向梅里羅認罪。

他坦白交代自己是如何從吉羅拉米尼圖書館偷書的,還交待曾從那不勒斯的另一家圖書館偷書,另外還有佛羅倫薩的兩家,帕度亞的一家,蒙特卡西諾的一家以及羅馬的一家。梅里羅告訴法官,德卡洛所交待的與他收集的證據「完美匹配」。

在某一刻,德卡洛還承認偽造了5本《星座信使》和5本《操作法》。但梅里羅顯然對德卡洛的招認非常滿意,便沒有再追問細節。

偽造品中的「傑作」

學者布萊德坎普如此評價德卡洛:「從弗洛伊德心理學來說,我認為這個人應該是被學術機構拒絕後,開始戲弄學者。好的偽造者是一個遊戲者,他們有一種奇怪的慾望,要挑戰有知識的人。」

同時,喬治亞州立大學的學者維爾丁正致力於證明蘭的《星座信使》是偽造的。每當他發現這本書的每一個新特質—比如,它使用半張印刷而不是全張印刷,而已知的幾乎所有1610年後出版的書都採用全張印刷,他就更加反對「副本論」。

維爾丁找到蘇富比拍賣行2005年以來的目錄,在其中發現了另一本《星座信使》,這一本同樣來自德卡洛。維爾丁從目錄中檢視了這本書的扉頁。他說:「這是我靈光閃現的時刻。」在那一刻,他確定蘭和蘇富比目錄中的這兩本書都是現代偽造品。

早前,維爾丁已經注意到,在蘭的版本中,扉頁上有一個詞—「pepiodis」。「Pepiodis」不是拉丁辭彙。所有其它版本的《星座信使》寫的都是「periodis」,這個詞是「面」的意思。再看看蘇富比目錄中的《星座信使》,其中也出現了「pepiodis」一詞。另外,在蘭和蘇富比的版本中,第二個p和第一個i是連到一起的,但這兩個字母從來都不是連體字母。

他與普林斯頓圖書學學者保羅·尼德漢姆分享了自己的發現,尼德漢姆此前參與了對蘭的版本的研討。維爾丁敦促尼德漢姆前往曼哈頓再次檢視蘭的版本。維爾丁叮囑尼德漢姆特別注意一個細節。在1610年的時代,印刷機在上油墨時,油墨有時會滲透到鉛字的邊緣;壓印時,這會導致頁肩出現一些斑點或淡淡的線。這些印記不像凸版印刷字那麼深。但是,如果有人利用原版的高解析度圖像來製造感光樹脂版,那些聚合物會使印記和文字一樣深淺。

尼德漢姆從蘭的書店裡把《星座信使》帶回哥倫比亞大學,哥大擁有一本正版的《星座信使》。蘭版本上頁肩的墨跡非常明顯。尼德漢姆通過比較發現,在蘭的版本里,文字不那麼鋒利,且相對松胖一些。迎面頁中間的空白也與哥大的正版不同。當天晚上,尼德漢姆給維爾丁發了郵件,宣稱蘭的版本「完全是一個偽造品」。

11天後,也就是2012年6月11日,維爾丁在古籍書商、藏家和圖書學學者匯聚的網路論壇「我的藏書」(Exlibis)上公布了自己的發現。他警告稱:「所有這些文本明顯來自德卡洛,此人目前因大量偷竊那不勒斯吉羅拉米尼圖書館的圖書而被捕。」第二天,尼德漢姆也在「我的藏書」論壇上公告《伽利略的O》一書結論有誤。

布萊德坎普寫郵件給維爾丁,稱自己感覺被維爾丁的言論「嚴重冒犯」。

最近我曾打電話給布萊德坎普,他顯然已經有所反思。他把自己團隊的錯誤比擬成「外科醫生出了一個致命性的差錯」。看著自己的研究結論被一一反駁,成了他「無盡的夢魘」。

去年10月,布萊德坎普重新召集學者到柏林。他們用了此前用過的方式,仔細研究蘭的《星座信使》,試圖「解剖」這一偽冒品。一名參與者說,整個過程很令人振奮,「你好像忘了你正在努力發現的一切,都是你過去犯錯的明證。」另一個學者在紙張材料中發現了棉毛纖維,而這種纖維要在1793年軋棉技術出現以後才可能產生。2014年,布萊德坎普將出版這個團隊的研究分析。

布萊德坎普如此評價德卡洛:「從弗洛伊德心理學來說,我認為這個人應該是被學術機構拒絕後,開始戲弄學者。好的偽造者是一個遊戲者,他們有一種奇怪的慾望,要挑戰有知識的人。」

我問他是否能夠逆向分析出偽造這本書的方法,他知道德卡洛是怎麼搗亂的嗎?

不。布萊德坎普說:「這真是一部傑作。」

偽書是怎樣「煉成」的?

德卡洛把烤爐打開,把溫度設定為250攝氏度,拿一個耐熱玻璃碟子裝上鹽酸……再把水彩畫放在頂部的支架上,一張一張地烤乾。鹽酸蒸發出來的水蒸氣能使畫面出現氧化的效果……

2013年3月,吉羅拉米尼圖書館案開庭。德卡洛被判刑7年。他被監禁至8月初,一名法官批准了他監外服刑的請求。法官要求扣押德卡洛的財產:銀行賬戶、兩輛寶馬、2009年花125萬歐元買的別墅。最近,他又被命令讓出一些傢具、藝術品以及罕見書,法庭估計這些財產價值20萬歐元。

目前,德卡洛生活在受限制的奢華中。在第二次庭審之前,任何東西都不會被帶走。調查至少得花幾年的時間。不過,在家服刑的他受到嚴格的管制:他不能離開,來訪者必須提前獲批,未經許可嚴禁打電話和發郵件,以防他再次回到圖書行業。他的父母也不能來訪。

我與德卡洛一起度過了三天。

虛榮心是一股強大的力量。某一刻,德卡洛將自己與諾貝爾獎獲得者相提並論。當我問他如何偽造《星座信使》,他答道:「我想把來龍去脈都告訴你。我可以信任你嗎?」

「好吧,」他深呼了一口氣,說:「我本想開一個玩笑。」大學輟學的德卡洛對那些花數年時間研究圖書學的人很不屑。他用自己的方式獲得了學術認可。2004年9月,他向布宜諾斯艾利斯一所私立大學捐贈了4本伽利略的書,還有一塊沙哈拉隕石,這所大學授予他「榮譽教授」的稱號。從此,他自我介紹時總是不忘「教授」頭銜。

2006年,他參與福特漢姆大學關於伽利略的學術研討。翌年,他自費出版了一本兩冊的伽利略傳記和文獻。

在文獻部分,德卡洛列出了1610年至1683年之間出版的每一個版本的《星座信使》。他有意識地提到了第一版出版前威尼斯出版商寄給伽利略的那30本—每本中有一整頁和三半頁空白,並援引了1610年3月伽利略寫的一封信,裡面提到了這些留白的版本。

德卡洛決定利用這個歷史事實,戲弄一下伽利略研究專家。他說他是在2003年產生這個念頭的。此後幾年,他走遍義大利,考察製紙設備,學習工藝師們如何重新創作17世紀的水印以及其它古工藝。他帶著這些知識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尋求丹尼爾·帕斯托里的幫助。(2013年夏天,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見到了帕斯托里,他否認自己參與偽造《星座信使》。)

德卡洛的野心不止是偽造。他決心加上一點東西。考慮到伽利略收到的30本《星座信使》沒有蝕刻月圖,他開始「創作」一本「被遺忘」的作品—有獨一無二水彩畫的版本。「我做了大量的研究才達到這個水平。」他告訴我。17世紀的水墨含酸量較高,他費盡心思才找到了合適的水墨。一天,閑逛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家古董店時,他發現了幾瓶19世紀的印度墨水。據德卡洛所言,他與藥理學專業的帕斯托里對此墨進行了石蕊測試,發現它的酸性遠遠大於現代的墨。如果他們能使此墨「老」兩百年,那麼他們就算萬事俱備了。

德卡洛把畫水彩畫的任務交給了布宜諾斯艾利斯一位「著名」的藝術品修復者。德卡洛需要這名工匠做到的是:一,根據佛羅倫薩草圖,畫出5幅水彩月圖;二,根據伽利略1633年的一份文件,加上伽利略的簽名。原文件簽名為「Io Galileo Galilei Manu Propria」(我,伽利略·伽利雷,親筆所寫)。因為「Manu Propria」文體過於華麗,為了避免出錯,德卡洛決定用f代替,f代表feci(製造)。

工匠開始工作後,德卡洛開了一瓶酒慶功。工匠用酒杯杯腳描摹水彩畫的輪廓。(這也許解答了金格利奇的疑問,可疑版本中每一幅月圖的大小是一致的——81毫米。)

工匠完成水彩畫和簽名後,墨色看起來是黑色的。德卡洛把廚房裡的烤爐打開,設定為250攝氏度,拿一個耐熱玻璃碟子裝上鹽酸,放在底部的支架上,然後再把水彩畫放在頂部的支架上,一張一張地烤乾。鹽酸蒸發出來的水蒸氣能使畫面出現氧化的效果,把黑色的墨變成銹色。德卡洛說:「這樣處理,20分鐘相當於400年的效果。」

隨後,德卡洛帶著這些畫飛往義大利,找到了善於書籍裝訂的德斯特芬尼斯。(當我到德斯特芬尼斯店裡求證時,對方拒絕評論。)德斯特芬尼斯用17世紀牛皮紙裝訂的方式裝訂了《星座信使》。一周後,德卡洛取走了書。他說,他與義大利書商羅湯多完成了最後一次「裝飾」—塞西的猞猁印章。

羅湯多否認與德卡洛合作,他說自己就像蘭一樣,被德卡洛耍了。羅湯多目前正在配合義大利檢察官調查。他告訴我,自2006年發現德卡洛涉及偽造後,自己便停止了與他的合作。羅湯多堅稱,儘管與蘭的協議上寫著他與德卡洛作為「賣方」,將分兩期獲得50萬美元,但實際上他從未從德卡洛處得到一分錢。羅湯多還說,他不曾在米蘭圖書交易會上賣《尋愛綺夢》。這與買家告訴我的信息不符。羅湯多顯然不受德卡洛事件影響,兩個月前,他就在與蘭的書店相隔九個街區的地方,開了一家畫廊。

「我只是想做一些特別的事」

德卡洛說,每一次偽造時,他都會故意加入一兩處只有「真正的專家」才能辨識的小錯誤。

在我採訪德卡洛的第三天,他從卧室里拿來一件白色T恤,T恤背面有一個巨大的猞猁章。「你想不想震驚所有的人?」他問我。德卡洛指出橢圓形與猞猁嘴相近的地方,然後告訴我說,在偽造時,他故意讓它們相接,並在扉頁上加入了「pepiodis」這樣的文字錯誤。「如果我不這樣做,沒人能證明這本書是假的。」他說,每一次偽造時,他都會故意加入一兩處只有「真正的專家」才能辨識的小錯誤。當我告訴他維爾丁去年已經發現了這兩處錯誤時,他看起來很憂傷,彷彿突然領悟到自己已經失去了這項「發明創造」的「專利權」。

去年,維爾丁忙於在歐洲和美國開講座——「偽造月亮,如何鑒定偽造伽利略作品」。如今,收藏家們帶著可疑藏品如雲而至。去年,布朗大學一名圖書館負責人告訴維爾丁,這家大學的圖書館裡有西班牙語的伽利略小冊子。這個小冊子是蘭從德卡洛處購得後,賣給圖書館的。這小冊子據稱是1650年在秘魯利馬印刷的。(秘魯國家圖書館有一冊正版的。)在維爾丁的幫助下,圖書館確認這本書是偽造的,蘭為此退回了交易款項。維爾丁懷疑德卡洛每偽造一本書,都會偽造兩三冊:「少了在經濟上划不來,多了則會泛濫市場,相當於公告偽造的事實。」

2013年8月,我來到德卡洛捐贈4本伽利略書籍從而換來榮譽教授的那所大學。維爾丁已經告訴我該關注哪些地方。我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從各個角度拍德卡洛捐贈的這些書。維爾丁研究完這些圖像後告訴我,其中的《星座信使》可能是假的,《操作法》也是可疑的。

德卡洛拒不承認自己在這家大學圖書館、秘魯圖書館以及2005年蘇富比拍賣會目錄中的《星座信使》中涉及造假。我們見面時,他發誓自己會絕對坦誠:「謊言已經失去意義了。」不過,相信這樣的人顯然存在一定的風險。當遊戲結束時,只有一個人知道真相,那就是—德卡洛。

與德卡洛在一起,我感覺應接不暇。有些遁詞是容易辨識的—當我注意到他指出偽造本身並不違法,售假或者以假亂真才違法時,我明白了他為什麼堅稱給蘭的版本他並沒有賺錢;關於其準備退還吉羅拉米尼圖書館圖書的說法,對我來說也是荒誕的;但是,他為什麼對一些偽造行為供認不諱,對另外的一些卻拒不承認?他這是在維護自己作為「高明偽造者」的聲譽嗎?蘇富比目錄、大學圖書館以及秘魯圖書館中涉及的偽造書,相比蘭的《星座信使》而言,顯然是低級的。

他說:「我並不愚蠢。如果我真的想使壞,我懂得怎麼做。但我的初衷只是想做一些特別的事情。」

事件令藏書行業風聲鶴唳

德卡洛告訴我,美國電影《逍遙法外》中的弗蘭克·阿巴戈內爾激發了他的靈感。劇中阿巴戈內爾最終幫助當局抓住假幣製造者。「我想當圖書界的阿巴戈內爾。」

在過去的6個月中,古籍書商不停地向我表達對這個行業現狀的失望。蘭說,吉羅拉米尼圖書館竊案、伽利略書籍偽造案使市場風聲鶴唳。國會圖書館的管理者們告訴我,考慮到可能存在不法來源問題,在接觸義大利圖書時,他們格外謹慎。都靈書商法羅說:「這是一個以信任為基礎的領域。5年前,沒有人會問一本書的來源。這是不禮貌的提問。」但現在,每個人都要這樣問。

蘭現在還保存著那本偽造的《星座信使》,他準備起訴德卡洛,拿回交易的錢。德卡洛的第二次審訊最近在那不勒斯開庭。如果他被定罪為破壞吉羅拉米尼圖書館,那麼將面臨另外12年的監禁。我待在他家時,他正在制定辯護策略。「我違法的,我承擔責任,但我只為我做過的事情負責。」他辯稱,他到這家圖書館時,圖書館已遭到嚴重破壞;而他試圖賣掉的大部分書,來自神父的私人收藏,而不是公共圖書館。「問題是,那不勒斯整個大環境都對我不友善。他們把我當成一個惡魔。」

他說自己好心辦壞事。他辯稱偷圖書館的書,是為了掙錢重建圖書館:「我知道這樣做很瘋狂,但我確實痴迷於書。」「每一次偷書都是有原因的。」他這麼說著,並感覺到了我的懷疑,於是講述了2003年的一件事。他偷了帕度亞一家圖書館的三本書,賣得3.5萬歐元,然後用這筆錢從本地一個書店買得19世紀科學家伽利略·費拉利斯(Galileo Ferraris)的手稿。然後,在沒有任何利益的情況下,他把這份手稿捐給了佛羅倫薩的伽利略博物館。他從辦公室里拿來這家圖書館給他的捐贈感謝信。對於其它的交易,他都沒有文件可以證明。

在他辦公室時,我發現了《星座信使》里的一幅蝕刻月圖。圖下方有一行手寫體西班牙文。德卡洛說,這行手寫體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幫他偽造《星座信使》月圖的女人寫的。

另一面牆上掛著巴茲·奧爾德林在月球行走的簽名照片。書架上有幾十本關於月球的書。「我正在寫一本關於月球的文獻,時間跨度從伽利略到1799年。」這個面臨長時間監禁的人雄心勃勃。他告訴我,美國電影《逍遙法外》中的弗蘭克·阿巴戈內爾激發了他的靈感。劇中阿巴戈內爾最終幫助當局抓住假幣製造者。「我想當圖書界的阿巴戈內爾。」德洛克說他能成為FBI最好的助手:「我能找到失竊的書。我能幫他們找到所有書商的黑賬戶、海外賬戶。」他說,他所需要的報酬就是找到的這些錢的一部分。

在德卡洛家的最後一天下午,他為我送行至車道上。我問他,法官是否要求他戴著定位器。

他搖了搖頭。「我是一個喜歡遵守規則的人,」他說,「即使他們不追蹤我,我也不會出去,不會打電話。我尊重所有的一切。」

德卡洛按了一下按鈕,大門打開了,我帶著他送給我的紀念品—他關於伽利略的書,準備離開。書上有一行題詞:「真相不會被謀殺。感謝與我共度時光。——惡魔」。他跟我道別,返回別墅。

作者簡介

尼古拉斯·施密德爾

自由撰稿人,其關注的領域主要為文化、宗教、政治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安全,2012年加入《紐約客》。

2006年,作為當代國際事務研究所資助的作者,前往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生活及撰稿至2008年。2010年出版了《活著,還是永遠消失:在巴基斯坦的兩年動蕩歲月》。

2011年在《紐約客》刊發《抓捕本·拉丹》,描述美國政府和軍方擊斃本·拉丹行動始末,報道引起廣泛關注。

(原文刊載於2013年12月16日版《紐約客》,作者尼古拉斯?施密德爾,王卓芬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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