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博 | 製造邊緣：宋代的 「閩蜀同風」 論

原標題：黃博 | 製造邊緣：宋代的 「閩蜀同風」 論

黃博，1982年生，重慶長壽人，歷史學博土，2011年7月畢業於四川大學，留校任教，現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藏學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為西藏歷史文化和宋史。

摘要

宋代在區域民風的想像上突現出閩蜀同風現象, 這一現象的形成並非僅僅是因為人文地理上的原因, 事實上, 通過宋代諸權力系統的運作, 閩蜀同風成為朝堂上的一種服務於權力中心對閩蜀二地施行壓迫的政治輿論, 通過閩蜀同風論, 權力中心試圖將地處邊地的閩蜀造就成政治權力上的邊緣, 在這一過程中, 閩蜀同風竟成為士民大眾的普遍知識, 影響深刻。

在區域差異的想像上, 宋人的輿論多以為福建與四川在民情風俗上頗多相似, 這就是所謂的 「閩蜀同風」。這種相似性甚至還表現在方言上, 有學者依據現存的宋代四川、福建文獻對其中的語音進行比對, 發現四川方音特徵絕大多數與福建相近, 儘管尚無法解釋這一現象, 但是可以肯定東西相隔的兩地在方音上確實存在著某種共性。《宋史·地理志》把相隔千里的福建路同川峽四路編排在同一卷似乎也是受了閩蜀同風說的影響。宋人在閩蜀兩地的民情風俗上擁有許多相似的看法, 程民生先生認為這是北方人對這兩地表現出來的帶有共性的習俗的反感, 是一種地域偏見。概括而言, 兩地都是文化發達、科舉強勁之區, 並且當地宗教風氛濃厚, 鄉土觀念強, 宗法觀念弱, 民間有蓄蠱害人之習俗。這些表現就是所謂的 「閩蜀同風」。對此, 程民生先生已論之甚詳,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再對這些表象進行詳細的描繪而是試圖揭示出這一同風表象的深層原因。雖然程民生先生已從人地關係的角度審視過這一地域文化現象所形成的因由, 然而深入分析我們可能會發現, 人地關係上所表現出來的閩蜀同風觀念其實只不過是宋代權力中心與區域政治力量鬥法的工具而已。程先生將閩蜀同風現象同那些能夠解釋這一現象並將之納入一個自成體系之內的自然環境聯繫起來, 這一解釋方法, 只是從人文地理的角度對這一現象的表層進行了解讀。這似乎還遠遠不能道盡其所以然, 僅僅用人類同自然環境的關係的角度來認讀閩蜀同風的作法, 在一定程度上容易陷入就事論事的困 境。「閩蜀同風」 之說並非宋人的獨創而是早已有之, 然而只有到了宋代此論才廣泛地被運用到朝堂之上形成一種政治輿論, 可見在宋代權力政治運作過程中, 閩蜀同風的背後隱藏的是二地作為王朝權力邊緣地位的一種外在壓迫與內在衝擊。儘管在地緣政治上, 宋代的福建和四川都是僻遠之地, 都處在中原與異域的相交線上, 福建之東是海外, 四川之西是徼外。這意味著兩者在地緣位置上正好是與夷狄相交的邊地。可是, 地理上的邊地並不等於權力上的邊緣, 以宋代為例, 同樣處於邊境的河北與陝西, 則既是北宋王朝的軍事重鎮, 也是北宋政府官僚集團的合理來源地, 宋人輿論並不因為這兩地處於邊境就認為這裡的士人沒有資格進入權力中心。事實上, 將閩蜀由邊地製造成邊緣, 是宋代諸權力系統共同作用的結果, 而閩蜀同風既是閩蜀兩地政治權力被邊緣化的道具又是這一策略的副產品。

一、兩種邊緣：歷史敘事中的權力策略

中原文化對四川和福建地域文化的塑造由來已久。僅從文字上看, 閩蜀二字就十分有趣。四川的簡稱 「蜀」 與福建的簡稱 「閩」 在符號意象上的歧視性結構(都帶有一個蟲字)就承載了中原漢族文明對此二地上古時代的蠻族故地記憶的沉澱, 閩蜀二字本身就是上古時代中原權力話語的意識形態建設的遺迹。宋人便常以閩蜀二字本身的結構喻意來諷嘲閩人與蜀人, 當時 「朝中有語云:`閩蜀同風, 腹中有蟲" ,以二字故從蟲也。」這裡需要注意的是, 關注閩蜀同風現象的熱心人群, 不是地域中的各種不同人群, 而是 朝中的士大夫群體, 「朝中有雲」 的輿論表明, 閩蜀同風的發現很大程度上是身居中原的朝中士大夫的發明而不是各處地方士人比較家鄉特點的結果。閩蜀同風的表象在北宋突然得到普遍的關注, 絕非偶然的人文地理現象, 而是中心權力為了自身利益而刻意製造出來的一種意識形態。由於地域歷史和文化特性的不同, 宋代權力中心邊緣化閩蜀的策略是不同的。通過對掌握在中原手中的歷史敘事的分析, 我們可以看到：四川是被新朝中心故意打壓下而製造出來的邊緣, 福建則是在中原權威意識指導下的歷史敘事中製造出來的邊緣。

四川從歷史敘事上講從來都不是國家政治上的邊緣, 每一次改朝換代, 四川幾乎都要出「天子」。劉備在曹丕篡漢後稱帝, 費詩指責他是 「未出門庭便欲自立」, 稱之為 「閉門天子」, 可謂四川割據者關起門來做皇帝傳統的開始。儘管是 「閉門」, 但他們卻認為自己是「天子」, 蜀中政權有的是天命在我的氣魄。劉備之前的公孫述, 之後的王建, 都是以皇帝自居的。與蜀中閉門天子相比, 在歷史敘述中, 閩中的割據者則基本上沒有以天子自居的底氣。五代時據有福建的王審知就常對人說自己寧願做 「開門節度使, 不作閉門天子」, 以明其無爭權奪利之志。這表明閩中的割據者並不認為自己有做天子的資格, 福建並不具備天命。

與此相反, 蜀中割據者大多以天命自許, 儘管都只能做做 「閉門天子」, 但卻能在一定時期、一定範圍內成為新的合法權威的中心。在政治輿論的宣傳上, 這些閉門天子大多積極地與中原新朝爭做中心, 劉備在蜀漢打的招牌就是要沿續正統的漢帝國的四百年老店, 這樣, 身處邊地的益州因為有象徵王朝正統的蜀漢政權的遷入, 順理成章地成為三國時代的權威中心所在。蜀漢所開創的王朝中心的權威轉移的政治宣傳, 使得地處邊地的益州不但不再是邊緣, 反倒成了時代的中心；使國力弱小、僻處西南的蜀漢在歷史上一度光彩奪目, 以致於後來講正統的儒者不斷提出要以蜀漢為正統。在這裡, 四川地理位置上的非中原性並不與中國正統相矛盾, 可見這一策略是成功的。唐末割據巴蜀的王建也效法蜀漢的建國策略。王建立國之初便以唐朝的忠臣相標榜, 在唐亡後聲討篡位的朱溫, 並不斷表示自己是在唐朝滅亡的事實不可改變的情況下才稱帝自立, 為的是不臣於篡位者朱溫。朱溫稱帝伊始, 「蜀王與弘農王移檄諸道, 雲欲與岐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 卒無應者。蜀王乃謀稱帝, 下教諭統內吏民；又遺晉王書雲:`請各帝一方, 俟朱溫既平, 乃訪唐宗室立之, 退歸藩服。"」到這年九月, 王建正式宣布稱帝, 稱帝前又導演了一場`帥吏民哭三日"的表演, 這些表演的目的無疑是想達到把舊朝天命轉移至蜀中的企圖, 實現權力中心的移唐於蜀。因此在歷史敘事上, 四川並不缺乏權威。四川的被邊緣化, 主要是宋初統一四川後發生的。

宋朝建立後, 對於屢出 「天子」 的四川, 帶著的是新朝對舊國其心必異的神經過敏。對於身處邊地而並非邊緣的四川, 宋廷在意識形態宣傳上就盡量地將四川邊緣化, 其策略首先便是將四川過往的 「天子地」 的歷史從民眾中抹去。宋初 治蜀名臣張詠到成都後看到自己的州署居然是前代蜀國的皇宮時, 大為不安, 下令撤修改建, 他毫不隱諱地說這麼做就是為 「平僭偽之跡, 合州郡之制」, 從而達到 「削偽為正, 無惑遠民, 使子子孫孫不復識逾僭之度」 的目的。因為建築物的存在遠比史籍文字更易勾起普通民眾對歷史的記憶, 所以此等故跡在新朝權力中心看來, 自然十分刺眼, 不除不快了。宋太祖剛剛統一四川就發生後蜀降兵大起義；太宗末年又發生了震 驚全國的王小波、李順起義；真宗初年又發生震動一時的王均兵變, 短短三十年間變亂頻生, 使得宋朝中央權力對四川頗為反感。北宋朝中的輿論大肆宣傳四川是亂民叢生的危險地帶。仁宗年間的詩人張俞曾描述外人對蜀中民風的看法, 簡言之就是「奸訛易動」。在「以辭學為流輩所許」 的梁周翰就對四川的地理、經濟、民風等進行一翻易於作亂的宣解, 「夫九州之險, 聚於庸蜀, 為天下甲也。五方之俗, 擅於繁侈, 西南為域中之冠也。多獷敖驁而奸豪生, 因龐雜而禮義蠹。 」這樣四川就被王朝中心建構為邊緣之地, 這裡地形險要, 人心險惡, 根本不能與中原上國的淳樸民風相比。

閩蜀同處南方, 在宋代就有著政治地理上的不利。北人對南人的心理優勢早在唐代就在文化上佔據著強勢地位。詩人宋之問被貶嶺南, 寫下 「桂林風景異……分明愁殺人」 的感嘆, 在中原文化的居高臨下之勢面前, 連秀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也可以愁殺人, 則窮山惡水的閩蜀地區的人文意象就可想而知。事實上, 福建在唐代確有一個由域外進入邊地的變化歷程。唐前期閩中是被中原士人視為嶺外的, 而作為異域和遐荒的嶺外, 在唐代是被排斥在中華文化之外的。唐人認為福建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與嶺南頗多類同, 唐人詩句有「閩俗本殊華」, 人們認為「閩悍而囂, 夷風脆急」。在唐人看來福建地方文化是與中原文化有異的域外文化, 這一域外形象直到唐代中期以後才有所改觀。

對比之下, 由於福建在歷史敘事上幾乎沒有「天子」可言, 其區位政治權威比四川要低得多。與王建同時代的王審知據有福建後, 則根本沒有與中原爭奪正統的心理, 在朱溫稱帝後他奉表稱臣, 尊奉後梁正朔, 接受朱溫 「閩王」 的封號。王審知的王爵得之篡位者朱溫之手, 他在朱溫稱帝後當即接受梁的領導, 而朱溫只給了他一個侍中的加銜, 直到開平三年四月, 朱溫始封他為閩王。後來其不肖子王鏻稱帝, 則被史書描述成典型的倒行逆施之舉。後唐明宗長興四年(933年)正月, 王鏻稱帝, 宋人對此事的歷史敘述是:「鏻好鬼神、道家之說, 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 建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鏻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 後當為六十年天子。"欣然遜位, 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既而複位, 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 "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 當為大羅仙人。"鏻乃即皇帝位。」這一描述反映的是中原話語權對福建當權者的權威低落的理解, 這個故事要告訴人們的是, 在當時和後世人們都認為王鏻此時稱帝已是被鬼神迷惑的昏君的倒行逆施之舉, 古語有云「國將興聽於民, 將亡聽於神」, 好鬼神而信左道, 是中國古典政治敘述中典型的亡國之象。所以閩雖稱帝, 在道義上是昏君亂國的象徵, 在權威上根本不具 備天命的資格。王鏻稱帝時, 相傳「惠宗 (指王鏻)僭號, 以御服被於太祖(王審知)之廟, 太祖寓夢於惠宗, 責之, 不肯服。」足見閩之稱帝的認同度極低, 連自己人也不承認。明清時代, 福建的民間傳說中出現了許多「天子地」被中央王朝破壞的故事, 正是歷史敘事上閩無天子的邊緣緊張的民間焦慮的表現, 「借用天子地這類獨特的口頭敘事傳統, 反覆傳達和詮釋的只是鄉族化的族群的一種被邊緣化和去中心化的集體焦慮感而已。」而這種焦慮恰恰印證了過去對福建歷史的敘事採取的邊緣化手法, 使本地民眾失去了本地有天命可依的信念。

二、奸臣與亂民：現實政治中的權力陰謀

在宋代, 閩蜀同風論者所關心的絕不是人文地理上的文化問題, 而是政治上的合法性權威之爭, 是北方當權集團對同處南方而又最有競爭力的閩蜀二地的政治打擊。宋初接五代之後消滅十國完成所謂的局部統一, 這一統一過程實際上也是北方對南方的勝利過程。儘管宋初統一戰爭的事實進程並非執行所謂的「先易後難, 先南後北」的政策, 事實上, 太祖時代幾乎每年都派兵攻擊北漢, 968年甚至發動過一次大規模對北漢的戰役, 先南後北戰略並非一種事實戰略。但是對這一戰略的誤解和輕信卻得到宋人的長期認同, 其背後深層原因無非就是他們願意相信南方是戰場上的弱者, 一開始就暗置了南方不如北方的意味在裡面。故而北人對南人自然有著政治地理上的強大優勢, 而宋政府在統一之初的一系列限制南人的政策無疑有助長了北人的這種心態。

宋代以科舉取士組織官僚集團, 南方文化迅速上升, 閩蜀都成為書香之地, 在科舉上優勢突現, 成績斐然。這引起身居權力中心的北方人的恐慌, 為維護既得利益, 從政治上打壓南方就成了宋初的新政策。太平興國七年(982年), 宋太宗曾以詔書知會御史台要求審查全國官員的鄉貫, 嚴禁南方人在本道擔任知州、通判以及轉運使等官職。宋代前期的執政集團一貫看不起南方人, 他們編造了一個太祖曾定下不準南人為相的祖宗舊制, 到真宗朝, 名相寇準和王旦等大批北方士大夫仍然對南人蔑視有加, 在南方入宋已近40年後, 寇準仍稱南方人為下國人。南人自然不甘北人之壓制, 到了真宗朝終於通過努力進入權力中樞, 並一度權傾天下。然而他們先是採取附會真宗天書封禪的方式來奉迎上意以取得權力, 之後又勾結劉皇后搶班奪權, 於是南人又被輿論定格為有才無德的「小人」。在這些小人之中, 官職最低的福建人林特雖然 「少穎悟」, 但是 「天性邪險」, 可謂輿論所言的典型的有才無德型人物。此後掌握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北方士大夫就盡量在宣傳上把福建人等同於小人 (福建官員自然就等於奸臣) , 從而可以輕鬆地以人品為由, 將福建士大夫排擠出朝廷的權力中心之外, 這一過程在神宗年間達到極點。

在神宗年間的變法與不變法之爭中, 福建新進士人借參與變法, 大量湧入權力中心, 呂惠卿 (泉州)、章惇 (建州)、蔡確 (泉州)、 蔡京 (興化軍)、 蔡卞(興化軍)等閩人相繼成為變法派的骨幹, 而反變法勢力雖然一度失勢於權力中心, 但他們憑藉把持政治話語權的地位極力塑造福建人是反覆無常的小人的輿論, 「福建子」 三字在宋代便成為在政治上反覆無常的小人的代名詞, 由邵伯溫建構起來的王安石晚年在家裡寫 「福建子」 三字以泄憤的故事被同道廣為傳布, 幾至家喻戶曉。竟使得「中州人每為閩人所 窘」, 便「目為福建子」以泄憤。此後, 福建士大夫一旦被當權者貼上「福建子」的標籤, 就意味著其政治生命的終結。徽宗時甚至出現「移鄉福建子」的新綽號, 四川人任伯雨曾彈劾山東密州人趙挺之「觀望險詐, 號為移鄉福建子」。南宋時主張持重的福建興化軍人蔘知政事龔茂良在罷政前夕上表言恢復, 孝宗見後竟至氣惱地說: 「福建子不可信如此」, 不久龔遂被貶英州, 卒死貶所。可見經過北宋的努力, 到南宋閩人與奸臣之間的關係就定型了, 孝宗惱怒之言正是對這一政治氛圍的真情流露。「福建子」的輿論如此地深入人心, 連一般的士人都敢在閩人權貴面前表現出對閩人的不屑。呂惠卿知延州時曾將孫女許以一新科進士, 該進士竟跑到開封府找知府蔡京要辦理悔婚, 並對蔡說退婚的原因只是「不喜與福建子相交」。儘管宋代北人士大夫竭力使閩人邊緣化的努力並未能阻止他們進入政治權力的中心, 但是在意識形態的宣傳上他們幾乎成功了, 《宋史》的 《奸臣傳》的北宋部分就幾乎成了福建人的專版, 《奸臣傳》總共20人中, 福建就佔了9人。這似乎證明了「福建子」的確不該在政治上得到皇帝的信任。

與閩風在現實政治上針對朝中大臣不同, 中原權威對蜀風的理解指向的則是一般老百姓。中原士大夫雖然有時也把四川士大夫叫做 「川直」, 但不過是說蜀人放誕不遵禮法, 其政治意義與「福建子」完全不同, 並沒有把這種地域性格上升到政治上不可靠的高度。將複雜的民情風俗現象轉化為一目了然的諸如「福建子」或「川直」之類的簡單符號, 正好適應了大眾輿論的接受興趣。在蜀風奸訛易動的輿論之下, 世人眼中的蜀風就成了 「俗悍巧勁, 機發文詆, 窺變怙動, 湍涌焱馳」, 而蜀民就是「士民緣奸, 爭飾詐利」, 於是蜀中 「其俗文、其風武、其政急、其刑威, 兵乘而驕, 吏襲而奸, 民伺而暴」的種種政治非常態竟然成了理所當然。把一般的老百姓看成是好亂易動的亂民, 這麼做自然為新的權力中心對新征服的蜀地進行殘酷統治提供了合理性。如果說對閩風的邊緣化建構造成福建士大夫在仕途上備受壓制的話, 那麼蜀風的被權力中心的邊緣化所造成的後果則是四川民眾長期受到朝廷的政策性壓迫。正是前面提到把四川描繪成奸民險地的梁周翰, 到蜀地為官後對蜀民大搞嚴刑峻法, 「杖人至死」 後仍理直氣壯。余靖代表朝廷擬寫的給益州知州文彥博的制書上居然要他到蜀地後要「無貪寬厚之名」。這就是公然讓地方官到四川搞殘酷統治了。為對付所謂的蜀中奸民, 宋廷自真宗以後就把犯罪蜀民, 不論罪行大小, 一律流徙出四川。王安石曾說, 「蜀自王均、李順再亂, 遂號為易動, 往者得便宜決事, 而多擅殺以為威, 至雖小罪猶並妻子遷出蜀, 流離顛頓, 有以故死者。」可見蜀地被塑造成一個危亂之地後, 暴政在四川的推行就具有了合法性和習慣性。北宋中期的蜀中「為政者務為威猛擊搏以操切之, 民有輕犯則移鄉, 甚者或配徙內地, 終身不復還」。更有甚者, 天聖年間知益州的程琳因對蜀地祭神集會風俗的偏見而製造了一件血腥冤案, 當時 「蜀民歲為社, 祠灌口神」, 程氏卻把祭神的表演當作是「置官屬吏卒」 而 「捕其首斬之, 配其社人於內地」, 以致於人們發出「道路或以為冤」的感嘆。事實上, 在王朝政治的當代史記憶中, 四川人作為「亂民」的意象倒也並非憑空想像。北宋自滅亡後蜀到真宗即位的30多年間, 蜀中一直是變亂頻生之地, 從蜀兵之亂、王小波李順起義到王均兵變, 如此一貫不斷地連續衝擊著朝廷的神經, 可以說早已使權力中心驚心動魄了。亂世當用重典, 亂地自然該用重法了, 於是蜀地便形成了這一特殊而嚴 酷的治政方針並在蜀風的建構中具有了相當的合理性。

綜上所述, 閩蜀同風論在宋代突然聲勢暴漲, 可以說是自詡為代表了一種抽象性的、 統一的和核心性的政治文化理念的「國家」優勢對在具體生活上具有一定的文化和風俗差異的「地方」進行居高臨下式的打壓, 使之在鬥爭中處於劣勢的文化遺迹。閩蜀的同風意味著二地與中原的異質, 閩蜀二地的自然差異被權力中心的文化人發展成一種帶奇異性的文化景觀, 然後再將這種奇異性描繪成落後性。宋人所描述的閩蜀二地的宗教風氣濃、鄉土觀念重、宗法觀念弱以及養盅毒害人的奇術就正好體現出這一奇異性到落後性的內在思路。在閩蜀同風論者看來, 這些表象不僅是遠離中心區域的四川和福建的一種另類的文化表現, 更是閩蜀二地的一種深入骨髓的非正常的生活形態。與福建人總是在政治上被塑造成王朝的奸臣相似, 四川人亦往往被描繪成國家的奸民, 閩蜀二地自然成為朝廷眼中的危險之地。最終權力中心通過特殊化閩蜀地區而使得二地在政治上的被給予的特殊「照顧」顯得理所當然了, 同時也使得閩蜀同風論成為一定時期內的宋代士民的常識性知識, 深深地影響了閩蜀二地士民的政治形象, 給這兩個地區的政治發展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因素。

本文來源於《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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