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為何跳湖自殺？ 女兒：導火線是大哥病逝

原標題：王國維為何跳湖自殺？ 女兒：導火線是大哥病逝

來源｜《王國維家事》 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作者｜王東明著 李秋月整理

投湖之前

父親為什麼要到頤和園魚藻軒跳昆明湖自殺呢？

關於這件遺憾事，討論的人很多，關於原因，也各有不同的見解，包括「羅振玉先生逼債說」、「羅振玉先生帶回女兒說」、「殉清說」、「時局逼迫說」等。東明回想起來，可能是各種因素促成的，導火線則是大哥潛明突然病逝，大哥的妻子羅孝純卻被其父羅振玉帶回去自己照顧，父親受到很大的刺激。

1918年，大哥19歲在上海結婚，大嫂即羅振玉之次女。父親與羅振玉先生初為師生，繼為朋友，終為兒女親家，關係實不同尋常。

然而好景不長。1926年9月，潛明哥在上海突染傷寒症，本已好轉，但實際並未痊癒。這類病在恢復期忌吃生硬之物。大哥喜歡吃硬飯，後來又發作了。父親聽聞大哥病危，即由北京清華園乘車赴上海，其病已無救。父親在上海為他主持喪事。羅振玉也到上海慰問，並安慰自己的女兒曼華（字孝純）。喪事辦完，羅振玉就帶著女兒回到天津羅家去了，當時稱之為「大歸」。

父親個性剛直。他最愛大哥，大哥病逝，給父親很深的打擊，已是鬱鬱寡歡，而羅振玉又不聲不響地偷偷把大嫂帶回娘家，父親怒道：「難道我連媳婦都養不起？」然後，他把大哥的撫恤金及其生病時大嫂變賣首飾的錢全部匯去羅家。他們寄還回來，父親又寄去，如此往複兩回。父親氣得不言語，只見他從書房抱出了一沓信件，撕了再點火焚燒。我走近去看，見信紙上款寫著：觀堂親家有道。

此事後，不再見父親的歡顏，不及一年他就投湖自盡了。

投湖當天

夏天的清華園，在往昔平靜的學術氛圍中，增添了忙碌和緊張。1927年6月1日（陰曆五月初二），離端午節還有三天，誰也想不起過節，忙的是清華園學院畢業生的畢業。

學生們忙著向老師告別，請老師題字。父親也為學生題扇。中午，舉行導師與畢業生的敘別會，席僅四桌，席間父親那桌寂然無聲，因他慣常寡言笑，大家也習慣了。後來有位山西籍的學生聽傳聞北伐軍將至，怕時局會亂，敦請父親去他家鄉長治。父親答道：「沒有書，怎麼辦？」接著梁啟超起立致詞，表揚學生成績優秀，對清華研究院滿懷希望，「繼續努力，清華必成國學重鎮無疑」。父親點頭贊同。

下午，同學分別到各老師家話別。有幾位學生到家拜見，父親不在家，經電話詢問，知他在陳寅恪先生家。父親得知有學生來家，當即趕回會見學生，懇切論學。

晚飯時，學生方告辭，晚上戴家祥（浙江瑞安人，歷史學家、古文學家、經學家）等拜訪父親。他曾為文回憶當晚的情形：「是晚，某與同學謝國楨，謁先生於西院十八號私第，問陰陽五行說之起源，並論日人某研究干支得失。言下涉及時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亂移居之思焉！」父親還告訴他們：「聞馮玉祥將入京，張作霖欲率兵總退卻，保山海關以東地，北京日內有大變。」

謝國楨（河南安陽人，著名明清史學家、版本目錄學家）記述這次會面如下：「先生未逝之前一夕，禎嘗侍側，談笑和怡，誨以讀書當求專精。既而曰：『時事如斯，余全無可惜。惟余除治學外，卻無從過活耳。』蓋先生之死志，著之久矣。」父親送走兩位學生後，回屋繼續評閱學生試卷。回憶中，父親當夜熟眠如故，並無異樣。

1927年6月2日（陰曆五月初三）早上一切如常，父親早起盥洗完畢，即至飯廳早餐。那時我們兄弟姊妹雖沒有上學，但必須與父母親同進早餐，不能睡懶覺。

父親餐後必至書房小坐，大概是整理些什麼，如有東西需帶至公事房，總是叫老傭人馮友跟隨送去。這一天，他是獨自一人去的。到了研究院教授室之後，又與同事商議下學期招生事，並囑辦事員到家裡將學生成績稿本取來。昨夜他為謝國楨紙扇題字，偶稱謝國楨為「兄」，此時又慎重將「兄」字改為「弟」字。

一切料理妥當之後，他向研究院辦公處秘書侯厚培借兩元錢。侯厚培身邊無零錢，就借給他一張五元的紙幣。當時教授習慣身邊並不帶錢，侯也不以為意。兩人談話甚久，父親走出辦公室，就去清華南院校門外兩旁守候的人力車中，雇車赴頤和園。進園前，命車夫等候，並付洋五毫。

父親十點多鐘走入頤和園，漫步過長廊，在石舫前兀坐沉思，不多久即步入魚藻軒，吸紙煙。大約十一時左右，從魚藻軒石階上躍身入水。有清潔工聞聲即來救助，撈起後，已氣絕。時投水最多兩分鐘，看來父親死志已決，用頭埋入淤泥中，窒息而死。因為那裡水淺，死前背上衣服還未濕。

大約下午三時左右，頤和園中的工作人員問門口車夫，何故在此久候。車夫告知有一老先生命其在此等候。工作人員告知有人投湖自盡，敘述投水者衣著、相貌，一一符合。該車夫即奔回清華報信。

其時，三哥貞明剛從上海轉到燕京大學準備就讀，母親久等父親不歸正感奇怪，就命他中午回家吃飯，到清華找父親。在校門口問車夫，才知父親早上搭35號車往頤和園，即西奔往探。途中正遇上35號車回校，車上坐著一名巡警。三哥認識這位車夫，待巡警問明三哥身份之後，一起折回頤和園，接著又到警察局備案。這是6月2日下午四時左右。

到了下午七時許，清華學校全校之人均已知曉此事。晚上九時，教職員、研究院學生二十餘人，乘兩輛汽車至頤和園。園門已關，守兵不許進入，經再三交涉，始准校長曹元祥、教務長梅貽琦及守衛處烏處長入視。

6月3日晨，母親帶著我們及教職員、學生等入園探視。時父親遺體仍置於魚藻軒亭中地上，覆以一破污之蘆席，家人及學生莫不痛哭失聲。

下午四時檢察官始至驗屍，此時在父親口袋中，搜出遺囑一封，並現洋四元四角。驗屍畢，即由校中員生及家族護屍至頤和園西北角園門處之三間空屋中，於此正式入殮。棺木運來甚遲，直到九時，才正式運柩至清華園南邊之剛秉廟（太監們敬仰的鼻祖神仙，類似關帝里的關公）停放。

校中員生來者均執燈步行送殯。麻衣執拂，入寺設祭。眾人行禮畢，始散，已6月3日晚上十一時矣。是日送殯者有清華教授梅貽琦、吳宓、陳寅恪、梁漱溟、陳達；北京大學馬衡教授、燕京大學容庚教授，研究院學生均前往送靈。

父親死後，法醫在父親口袋中找到遺書一封，紙已濕透，然字跡清晰，封面寫著「送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因為當時大哥已逝，二哥又在外地工作，所以寫了三哥的名字。遺書內中云：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藁葬於清華墓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能謹慎勤儉，亦必不致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父親的後事

這份遺書是父親自沉（陰曆五月初三日）的前一晚寫的。據母親說，他當晚熟睡如常，並無異樣，可見他十分鎮靜，死志早決。

依了父親的意思，我們不曾請風水師擇墳，也沒挑選「吉日」，就在清華外面七間房買一塊地把父親葬了。墳是清華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個碑，上書宣統皇帝封的謚號「王忠慤公」，墳地四面都種了樹。

「王忠慤公」是有一段來歷的。父親去世之後，羅振玉先生送了一份密封的所謂父親的「遺折」給皇帝，充滿孤臣孽子情調的臨終忠諫文字。宣統皇帝讀了大受感動，和師傅們商量後，發一道「上諭」為父親加謚「忠慤」，派貝子溥忻前往奠醊，賞陀羅經被並大洋兩千元。

「遺折」是羅先生命他的第四子仿父親的字跡寫成的。羅振玉先生為什麼這樣做？想是要利用父親「忠於清室」來標榜自己吧！

這些年來，凡是有關父親的任何資料我都盡量剪存並仔細閱讀。時間越是長遠，越深刻地體會到自己對父親的感情與愧疚，正如父親的詞句：「已恨年華留不住，爭知恨里年華去。」（〈蝶戀花〉之五）

三哥說，想到父親生前：「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筆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飄忽、悲歡無據之意境，亦即無可免之悲劇」之情境，總會愴然而淚下。

母親遭打擊

父親突然去世，為家中籠罩了一層愁雲慘霧，每個人都食不下咽，即連傭人亦不例外。由於母親無心料理三餐，家中當時常不舉炊，每天從「高等科」廚房送來兩餐包飯，大家卻是略動筷子，即照原樣收回去。後來由錢媽把家事接下來，又開始每日由成府小店送來預約的各種菜蔬，再行自炊。

母親那時每天都到成府剛秉廟，為父親棺木油漆督工。那時用的並非現在用的快乾洋漆，而是廣漆，每一層必須等待乾燥後，才能再漆，費時不少。漆了幾次後，外面加包粗麻布，再漆，再包，共七層之多，然後再加漆四五次，到後來，其亮如鏡，光可鑒人。當時正處盛夏，辛苦奔波還在其次，最難耐的是廟中隔室另有一具棺木，是早些時北京學生示威運動中被槍殺的一名清華學生。因棺木太薄，又未妥善處理，遠遠就聞到陣陣屍臭，母親亦未以為苦。

接著購地，挖掘墳穴，也是她在忙著。錢媽悄悄地對我說，讓她去忙，這樣可稍減悲痛的心情。

有一天下午，母親又到墳地看工人修築墓穴去了，家中別無他人。我因要找東西，請錢媽幫我抬箱子。抬下第一隻，看見箱面上有一封信，是母親的筆跡，上面寫著我的名字。當時我立刻聯想到從父親衣袋中取出來的遺書，馬上感到一陣心跳手抖，知道不是好兆。好不容易把書信打開來一看，是母親的遺書！

信中大致是叫我們把父親和她安葬以後，即籌劃南歸，回到家鄉去依靠舅父及姨母生活。父親的撫恤金，清華原定每月照付薪金到一年為期，由三哥按月領了匯給二哥管理，合併其他的錢，勉強夠我們的生活教養費。

這突如其來的事情，對一個不足14歲的孩子來說，簡直不知所措。幸虧錢媽比我冷靜沉著，叫我不要聲張，即使是家人面前也不要提。

她問我與母親較好的有哪幾位太太。我說和西院1號陳伯母（陳達教授的太太）、4號鄭伯母（鄭桐蓀教授的太太）和南院趙伯母（趙元任教授的太太）三人比較接近。

我和錢媽商量一下，覺得陳伯母太老實，不善言詞，恐怕說不動母親，無法讓她改變心意。趙伯母心直口快，將來說漏了嘴，全園皆知，是很尷尬的事。只有鄭伯母說話有條理，行事很謹慎，且與母親最談得來，因此馬上去與鄭伯母商量。

鄭伯母叫我不要驚慌，說她一定儘力說服母親，要讓母親看在兒女的分上，多管我們幾年。然後在家中，由我哀求，錢媽勸解，三人合作總算打消了她的死志。母親說了一句：「好吧！我再管你們十年。」我才如釋重負放下了大半個心。

父親輕生之謎

對於先父王國維之死，已斷斷續續地議論了半個多世紀，究竟孰是孰非，一時尚難下斷語。最近因羅振玉先生的長孫羅繼祖所編《永豐鄉人行年錄》（即羅振玉年譜）問世，以及先父在大哥逝世後為大哥海關恤金事給羅的三封信，由羅繼祖發表，流傳海外，學者又開始留意對王、羅失歡原因的追究。

看了1984年9月30日台灣《中國時報》副刊上楊君實先生的《王國維自沉之謎後記》後，覺得他的觀點與論點，值得商榷。

所謂「百思不解」的謎底，楊氏摘錄的《永豐鄉人行年錄》中的一段，說是已原原本本地道出來了。其要點為：潛明、高明、貞明為靜安元配莫出，潘為繼母。長媳與繼姑不睦。家政皆潘主之。潘處善後或有失當。孝純訴之於父，父遷怒靜安聽信婦言，而靜安又隱忍不自剖白，遽攜女大歸。羅令女拒收海關恤金。以上各點，隱示王、羅的失歡皆歸咎於繼姑潘氏。楊文末所引先父與羅氏的信，乃民國6年（1917年）張勳復辟失敗後所寫，未加指明，頗覺突如其來。

楊先生認為羅繼祖原原本本說出來的為長媳與繼姑不睦為主因，治喪或失當為導火線。而事實上是否如此呢？在此必須一辨。

大嫂在民國7年（1918年）17歲時，就嫁過來了（楊文誤作辛亥東渡時）。至民國15年（1926年）大哥病故，僅有七年多，小部分時間與翁姑同住，其他時間，有住在天津娘家的（當時大哥調職天津海關），亦有小家庭獨住的（大哥調回上海海關以後）。姑媳相聚之時確是不長。

在大家庭中，姑媳意見偶有相左，亦是常事，何致像火藥庫一般，一引導火線即爆發呢？在羅舉家徙居東北以前，婆媳之間時有書信往返。猶記民國18、19年（1929、1930年）間，大嫂曾由津赴滬，並返回海寧探視先母。民國37年（1948年）冬，託人帶信給母親，欲隨母親同住。

如果與繼姑心存芥蒂，平日又何必書信存問，又何必繞道省視？母親為人繼姑者，並非長媳一人，對二三兩媳亦屬繼姑身份。可是她們相聚很久，婆媳之間都很融洽，情如母女。

說到治喪事件，當初共同辦理喪事的，尚有二哥高明，時年25，三哥貞明，時年22，及老傭人馮友。早已成年的二哥、三哥都是大哥的同母弟，當無偏頗情事。先父平日除研究學問外，很少管日常事務，現遭喪子之痛，心情惡劣是可想而知的。枝節小事，家人不敢再去煩他神，治喪事宜由母親代勞是可信的。

至於羅繼祖文中說「潘處善後或有失當」，乃屬臆測之詞，究竟什麼地方什麼事失當？未能指明，而用「或」字約言之。我無意說他而為乃姑及乃祖辯護，但臆測之詞，是不足證明過去事實真相的，而徒使無辜者遭受不白之冤。

我在《先父王公國維自沉前後》一文中，儘可能避免用類似口吻，來假定大嫂方面的因素。一則不願有損大嫂清譽，她曾是大哥的愛侶，大哥早死，連子女都沒有留下，命運的坎坷，已經夠可憐了，何忍再加以議論！再則恐有為先母辯白之嫌，不知者或譏為「女為母隱」。因此用百思不解一詞，一筆帶過。

這次事件的發生，毋寧說是偶發事件較為合理，因事先並無失和跡象。其時父親喪子，大嫂喪夫，都是在哀痛過度的時候，而羅氏為愛女遭遇不幸，舐犢情深，心中自亦不好受。

當此情景，每人情緒都很激動，任何小問題，若稍有歧見，大家都無好言語，小誤會成了大爭執，以致不可收拾，羅氏一怒攜女大歸。其實以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大哥過世時，大嫂才24歲，可以說心智尚未十分成熟，在頓失依靠的時候，既無兒女可守，那麼最可信賴的，當然是父母。像大嫂這樣遭逢不幸者，多數人都會選擇返回父母跟前之一途。至於大嫂當初是否本有歸寧之意，或因誤會而臨時動意隨父而去，則不敢妄下斷語。

東明當時年幼，不敢過問大人們的事，其間隱情，實難了解。不過就常理言，大哥亦由先母帶大，大嫂又是羅氏的掌上明珠，以兩家關係之深、情誼之厚，先父母絕對不會不尊重大嫂的意見。只是個人的感受不同，新寡的大嫂，心理上總是飽受委屈的，乃向她父親訴起苦來，羅氏聽後便心中不平了。所謂大歸，只是羅家的說法，我們王家並無此說，兄弟姊妹仍視孝純為我們的大嫂，是家中的一員。

先父性情敦厚，懷舊之情殷篤，雖在沉痛中，用筆仍委婉懇切，毫無絕情之意。先母主理家政，非自為姑之日始，先父當年續弦的主要目的，即為支持門戶（見王德毅編《王國維年譜》，48頁）。先父這一生中，如無兩位母親先後為他處理家務，無內顧憂，恐怕不會有那麼輝煌的成就。

有關大嫂拒絕領受大哥海關恤金事，羅繼祖於1982年8月發表跋《觀堂書札》於《讀書》上，引錄三封先父給羅氏勸大嫂勿拒收恤金的信，茲摘錄於後：

第一封：

維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變，於維為冢子，於公為愛婿，哀死寧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圖中途乃生誤會，然此誤會，久之自釋，故維初十日晚過津，亦遂不復相詣，留為異日相見之地，言之惘惘！初八日在滬，曾托頌清兄以亡兒遺款匯公處，求公代令嬡經理。今得其來函，已將銀數改作洋銀二千四百二十三元匯津，目下當可收到。而令嬡前交來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六元，今由京大陸銀行匯上，此款五百七十六元與前滬款共得三千元正，請公為之全權處置，因維於此等事向不熟悉，……亡兒在地下當為感激也。

（九月十八日）

第二封：

昨函甫發，而馮友回京，交到手書，敬悉一切。令嬡聲明不用一錢，此實無理，試問亡男之款不歸令嬡，又當歸誰？仍請公以正理諭之。我輩皆老，而令嬡來日方長，正須儲此款以作預備，此即海關發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恐質之路人無不以此為然者也。京款送到後，請並滬款以並存放，將原折交與或暫代為收存，此事即此已了，並無首尾可言。

（九月十九日）

第三封：

昨奉手書，敬悉種種。亡兒遺款自當以令嬡之名存放，否則照舊日銀庄之例用「王在記」（按大哥又字在山）亦無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當然是令嬡之物，不容有他種議論，亡兒與令嬡結婚已逾八年，其間恩義未嘗不篤，即令不滿於舅姑，當無不滿於其所夫之理，何以於其遺款如此拒絕。若雲退讓，則正讓所不當讓，以當受者不受，又何以處不當受者，是蔑視他人人格也，蔑視他人人格，於自己人格亦復有損。總之，此事於情於理皆說不過去，求公再以大義喻之。

（九月二十五日）

以上三信，先父在沉痛中，用筆仍委婉懇切，尚期異日再見，毫無絕情之意。經過一再懇求，大嫂才把遺款收下了。

羅繼祖在《觀堂書札》再跋里，曾提及有人在他父親（羅振玉長子福成）處，見到先父自沉前寫給羅振玉的一封信，寫在八張八行紙上。其中談到葉德輝（清代御史，著名藏書家，出版家）的死，具體怎麼說，看到的人也記憶不清。此信原歸旅順博物館收藏，十年動亂中，聽說已佚失。這封信，羅繼祖並未看到，他估計當時久未通信，很可能是先父為葉德輝事，破例去信示警的，而他家未敢以呈羅，致保存在他父親遺篋中。由此可見，先父為人的敦厚與懷舊之情的殷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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