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大佬最後的歸宿為什麼選擇了香港，而不是其它地方？

抗戰後，杜認為自己抗日有功，且和蔣的關係也不錯，就想撈個官位過過官癮，他把目光定格在市長。他把這一想法透給了軍統局長戴轉達給蔣。

1945年8月底，杜帶著一幫隨從，前呼後擁興沖沖回到。始料不及，走到半路，傳來千真萬確消息，蔣已任命錢為市長、吳為副市長，負責接收全權。蔣對杜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令杜沮喪的事還在後頭：火車快到站時，杜得到消息，已取消原定的歡迎儀式，連本已搭起的牌樓也已拆除，北火車站還貼出了""杜是黑勢力的代表""、""打倒杜""等標語。杜聞訊氣上加氣，為避免難堪，臨時改在西站下車。靠站時，竟沒有一個要員迎接。

1946年夏，蔣為體現""民主政治""，下令""民選""市參議會議員。杜信以為真，有意競選議長席位，於是組織門徒大張旗鼓活動，擺出種種理由宣揚議長一職非杜莫屬，又不惜大把花錢拉票。哪知就在勝券在握時，傳來蔣的口信：議長一席，希望由潘擔任。潘是CC系骨幹，蔣的親信。這對杜不啻冷水激頂，自知胳膊擰不過大腿，無奈何作了識時務的""俊傑""，在選舉結果他當選議長後，馬上宣讀了一份""辭職呈文""：""上系通都大邑，議長責任重大，本人為多病之人，不能擔此重任，辜負諸公厚意，多請原諒，再予改選。""主持選舉大會的市長吳立即表示接受聽從本意，另行重選。於是第二次投票，選出潘為議長。

三大戰役結束，內外交困中的蔣被迫下野。杜知道蔣家王朝氣數已盡，開始謀慮去從。為退路辦了三件事：賣了杜美路上的一處公館，得款60萬美元；改任意揮霍為量入支出，裁減僱員，緊縮開支；去了香港一次，物色準備購買的住宅。

1949年3月下旬，杜一回到上海，就被蔣請去南京，對他說：""海看來是難以守住的了，杜先生應有所準備，必要時攜家小去台灣，協助黨國共圖復興大業。""

杜似乎料到蔣的這番""關心""，爽快地說：""我是準備放棄海以後的退路了。""

蔣曾聽說，黃勸杜留在上海，他無論如何不願杜留下，便以告誡的口吻加了幾句：他們決不會放過你，切不可有絲毫的僥倖，以早日去台灣最好。

杜的話仍是半明半暗：""總裁放心，我絕無僥倖之心。""蔣聽了當然不滿意，雙方不歡而散，但蔣並不就此罷休，還要設法爭取，把杜月笙逼去台灣。

對於去留與去向，杜早有盤算權衡，杜選擇了去號稱自由港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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