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評《清史稿》——重新審視《清史稿》的史料價值
原標題：再評《清史稿》——重新審視《清史稿》的史料價值
1912年，清宣統皇帝退位，同年民國建立。按照前朝故事，成立了清史館，編修記載清朝歷史，歷時十餘年，至1927年，由於民國建立之後，國家動蕩不安，一會革命，一會復辟，當時主編趙爾巽見全稿已初步成形，擔心時局多變及自己時日無多，遂決定以《清史稿》之名將各卷刊印出版。自出書之日起，對其評價有褒有貶，認為《清史稿》正史編寫較差的一部，存在許多問題：
一、觀點立場落後
《清史稿》撰者多為滿清遺老，其故國情結很深，因此書中貫穿著反對民主革命，對清朝皇帝歌功頌德，而對清朝統治之黑暗尤其是近代以來的腐敗賣國未能如實反映，反而有意掩蓋粉飾。例如誣衊明末農民起義軍為「土賊」，稱太平軍為「粵匪」，視辛亥革命為「倡亂」。而對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和清朝統治者的反動行徑卻多處隱瞞，傾向性錯誤顯而易見。雖身在民國，仍持反對辛亥革命、反對民國的態度，不僅對興中會、同盟會成立及孫中山等領導的許多革命活動略而不記，間或有所記述，必加以貶斥，稱革命烈士之犧牲為「伏誅」，稱武昌起義為「革命黨謀亂於武昌」。對此，連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人員都極為不滿。1929年12月14日，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列舉了十九條理由，呈請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發行。
二、撰寫人非專才
清史館開館之先，並沒有進行修史專業人才的培養與儲備。開館之後，聚集了一批晚清名士，但是這些「翰苑名流，文章名宿」，多數非史學專才，其中以桐城古文派居多，於古文則雅馴，於史例往往未嫻，因此，人們認為「修清史人才，遠不如修《明史》人才」。
三、體例構成混亂
同時，由於《清史稿》是眾人編纂而成，編寫時彼此缺少照應，更因時局動蕩，倉促成書，未經主編總閱審定便「隨修隨刻，不復有整理之暇」，過於粗陋。因此，體例不一，繁簡失當，史實之中也有不少錯誤。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易培基便指出《清史稿》：「體例不合，人名先後不一致，一人兩傳，目錄與書不合，紀表傳志互不相合，有日無月，人名錯誤，泥古不化，簡陋，忽略。」
四、史事考訂不細
《清史稿》一書因所用史料有限，又倉促成書，很多史事未能詳細考訂，錯誤失實之處很多。其錯誤失實，主要有時間、地點、地名、人物、人名、官職、爵位、書名等類，多數都是未能詳細考訂造成的。如《公主表》載道光第六女壽恩固倫公主為「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豐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錯誤非常明顯，或為筆誤，或為排印時錯衍「八」字。又如《忠義傳》包立身傳稱浙江諸暨包村拒太平軍，「大小數十戰，斃賊十餘萬」，至其失敗，「合村死者，蓋六十餘萬人」，試想太平軍犧牲十餘萬人該是何等重大的戰役，有誰見過「六十餘萬人」的大村？編者在利用史料時顯然未加考量辨析。
《清史稿》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究其根源，是本書成書之時適值軍閥混戰，國力衰微，經費極為緊張，特別是1917年後，費用幾乎到毫無著落的地步。趙爾巽對清王朝心懷眷戀之情，認為事關一代國史，「失今不修，後業益難著手」，再困難也「不敢諉卸」。一方面節約開支，敦促同仁加快進度、多盡義務，一方面以其資望向各軍閥募捐，並言：「不能刊《清史》，獨不能刊《清史稿》乎！」終於1927年編成《清史稿》，為研究清朝歷史提供了權威史料。
由於成於眾手，彼此照應不夠，完稿後又未經仔細核改，刊行時校對也不認真，是以體例不一，繁簡失當，以至年月、事實、人名、地名的錯誤往往可見。
因此，儘管《清史稿》存在諸多問題，但是它是在中國多事之秋艱難成書，我們應該向《清史稿》的撰寫人致敬，是他們為我們留下了清代一朝的比較系統的史料，如果不是他們也許我們連《清史稿》都沒有得看，這是應該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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