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龜茲石窟壁畫復原回家的人

原標題：讓龜茲石窟壁畫復原回家的人

克孜爾第188窟主室右側壁畫復原（部分） 圖片選自《克孜爾石窟壁畫復原研究》

【序跋窗】

克孜爾石窟，新疆地區現存最大的石窟群，古時稱作「耶婆瑟雞寺」，是龜茲王國境內最大的石窟寺群，也應當是西域地區的第一大窟寺，谷東、谷西，谷內、谷外，有石窟，有僧院，壁畫、雕像，繽紛滿堂；又有高僧講經，徒眾研習，貴人參拜，浄人勞作於其間，儼然一區佛國世界。

大約從公元10世紀以後，龜茲王國不復存在，此地居民流散，信仰轉移，石窟群落，漸次湮沒。直到20世紀初葉，德、俄、日、法、英等國探險隊接踵而至，發掘遺址，切割壁畫，與泥木雕像、梵本漢籍一起，捆載而去。其中以德國探險隊所得最多，僅克孜爾石窟壁畫一項，就近五百平方米。

這些被各國探險隊揭取的壁畫，經過長途跋涉，運往柏林、聖彼得堡、京都、巴黎、倫敦，雖然經過仔細包紮，但也經不起遠途顛簸，即使像《且渠安周造寺功德記》那樣的石碑，也斷為兩截，泥質的壁畫，必然有所斷裂。以後由於德國經濟衰退，收藏這些壁畫的民族學博物館，在探險隊主要成員勒柯克的主導下，出售給以美國為主的各國公私收藏者相當數量的壁畫殘塊。更為悲慘的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陳列在民族學博物館中的許多壁畫被盟軍飛機炸毀，而蘇聯紅軍把德藏三百餘方壁畫搬運到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其中就有一百多件來自克孜爾石窟。日本大谷探險隊的收集品，也因大谷光瑞在1914年辭去本願寺門主職位而逐漸分散，比較集中地收藏在京都、東京、首爾、旅順等地，也有一些散在私家。

這些被切割而去的壁畫與石窟中仍在牆上的壁畫屬於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在很長時間裡，歐美日本學者無法到克孜爾當地去調查壁畫原狀，而克孜爾當地的學者也很難出國考察流失在外的石窟壁畫，更何況還有很多流散壁畫就不知藏在何方。這一情況，嚴重影響著克孜爾石窟壁畫的研究，也阻礙著與之相關的龜茲佛教史、龜茲美術史等許多問題的深入開展。

當1996年6—8月間，我在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今亞洲藝術博物館）訪問時，當時的館長雅爾迪茲教授問我，如何考訂館藏那些不知來歷的壁畫時，我馬上建議她：去克孜爾找趙莉。其後不久，雅爾迪茲真的就去訪問了位於克孜爾的龜茲石窟研究所，把德藏壁畫的照片交給趙莉。趙莉不負所望，把幾乎大部分壁畫都落實到龜茲石窟的相應位置上了。

其實，那時我和趙莉女史並不熟悉，在1996年的建議之後，聯繫多了一些。記得2000年8月在敦煌開會的時候，聽她講有關克孜爾壁畫流失的文章很有意思，而因為參會人員太多，主辦方沒有給她安排發言，於是我就把自己發言的時段讓給她，讓她得以在學界展示成果。直到2002年9月，我們一起應邀到柏林參加德國柏林科學院、國家博物館、國家圖書館合辦的「重訪吐魯番：絲綢之路藝術與文化研究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得以較多地交流機會，還看到她和霍旭初先生會後在印度藝術博物館考察時，見到那些德藏龜茲壁畫，就像見到親人一樣的激動。

幾年的工作下來，趙莉已把大多數德藏克孜爾壁畫復原到洞窟原來的位置上。這一成績的取得，是她在克孜爾石窟那樣艱苦的環境下多年堅守、刻苦研究的結果。我還記得2008年1月南疆趕上多年未遇的大雪，我率隊考察和田，在除夕之前的一個晚上趕到克孜爾。趙莉帶著所里的幾位年輕人在那裡值班，讓我們吃上一頓熱乎乎的麵條，還給我們騰出有暖氣的宿舍過夜，真是讓我們感激不盡。

2009年5月，我和朱玉麒一起造訪剛剛更名的新疆龜茲研究院，達成合作調查研究龜茲地區現存吐火羅語資料特別是石窟題記的協議，趙莉作為龜茲研究院一方的學術領隊，在此後的數年中與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合作，帶領我們一起調查龜茲各石窟的胡語題記，這一合作項目已經取得一系列成果。

與此同時，趙莉繼續她的海外散藏龜茲石窟壁畫的復原研究。最近若干年來，她有機會較長時間逗留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聖彼得堡艾米塔什博物館、巴黎集美博物館，考察實物，核對數據，與各國館員密切合作，讓克孜爾石窟壁畫用數碼技術的方式「回家」。我每一次見到她，她都興奮地述說著最近的收穫，對於海外的收藏，如數家珍。這次她把調查的收穫，以「海外克孜爾石窟壁畫及洞窟復原影像展」的形式陳列出來，並編成《克孜爾石窟壁畫復原研究》一書，因為她知道我對此頗為關心，特邀我做序。我為她的成就感到由衷高興，故謹就克孜爾石窟壁畫流散問題，以及趙莉復原工作的學術意義，略作表彰，是為序。

（作者：榮新江，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本文為《克孜爾石窟壁畫復原研究》序言，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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