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 | 我研究美國史的經歷
原標題：沉痛悼念 | 我研究美國史的經歷
劉緒貽先生
沉痛哀掉
2018年11月10日上午10點50分，著名歷史學家劉緒貽先生因病逝世，享年106歲。劉緒貽先生是中國美國史研究會主要創建人之一，為推動我國美國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我們深表悲慟，現由中國美國史研究會公眾號「美國史研究」推出紀念專輯，緬懷先生。
我研究美國史的經歷
劉緒貽
本文原刊於《書屋講壇》2007年02期
一
我早年在清華大學和美國芝加哥大學是學社會學的，開始研究美國史並不是我自己的選擇。我從中學時代起，就希望並且計劃以做學問作為自己的終身職業。為此，除主觀條件外，還必須有客觀條件，那就是要中國民富國強，社會安定。前提條件是中國必須發揚科學與民主，實現工業化、現代化，使中華民族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之故，探索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研究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仁人志士前仆後繼力圖實現工業化、現代化失敗的原因，就成為我學術活動的主流。1944年底去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也是帶著這個問題去的。後來，我通過碩士論文的寫作，發現兩千餘年的儒學統治，是阻礙中國社會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極其重要的原因。這篇論文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得到一些思想比較開明的中、美學者的贊同。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王進及其中學同學葉巍讀此論文後，認為它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並且提出一個批判儒學的嶄新視角，於是花了兩年時間將它譯為中文本，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及該社李艷輝審編的支持下，以專註形式出版，全書十八萬五千字，題為《中國的儒學統治——既得利益抵制社會變革的典型事例》。該書出版後，受到開明學術界的好評。另外，1947年9月，我到武漢大學教授社會學，承續我在碩士論文中形成的思想路線，結合當時中國的社會實際，1948年在上海《觀察》、《時與文》，南京《世紀評論》、《大學評論》，《自由與批判》等報刊上發表了三十篇文章，引起廣泛的共鳴，後來選了二十三篇，得到武漢出版社的支持，出版了《黎明前的沉思與憧憬——1948年文集》。這兩件事情說明，我的社會學研究是取得初步成果的，我開始嘗到做學問的味道。如果不受干擾，我將繼續進行社會學的研究工作，有可能取得更重要的成就。但是，新中國成立後，我國「一邊倒」地學習蘇聯，社會學教研工作被取消了。作為一個社會學工作者，我的學術生涯不得不暫時中斷，並身不由己地離開了學校。一直到1964年，武漢大學響應黨中央的號召成立了美國史研究室，從未忘情於學的我有可能參加這個工作，於是積極申請回到武漢大學，這就是我開始研究美國史的原因。也就是說，儘管我當時對研究美國史的重要意義有比較清楚的認識，也不無興趣，但我研究美國史是當時的客觀條件決定的。
《中國的儒學統治——既得利益抵制社會變革的典型事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封面
二
我的美國史研究工作開始於1964年4月，大體上可以說是開始醖釀「文化大革命」的時代，因此面臨著三個問題：一是缺乏切實可用的圖書資料，我們能夠得到的圖書資料大都是受過蘇聯教條主義的影響的。二是我對自己時間和精力的運用不能自己做主。開始半年，我們還為美國史研究做一些準備工作，但到10月，我便被調到農村去參加「四清」運動，直到1965年5月才回到學校。此後一年，我研究美國黑人運動史，撰寫出《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黑人運動簡史》講義，並應《光明日報》之約，寫成「黑人暴力鬥爭理論的發展」一文（因時局變化，該報只寄來清樣，未正式發表）。從1966年5月到1972年，我奉命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美國史研究只能是在業餘時間偶爾干點私活。從1973年到1978年底，我又奉命從事世界史、地區史和國別史以及聯合國文獻的翻譯工作。這些工作雖然多少對美國史研究有點鋪墊作用，但到底不是美國史研究。因此這十三年，對於我這個美國史研究工作者來說，乃是大好年華虛度。第三個問題是，當時我研究美國史，經常感到一種「緊跟」的負擔。美國史中哪些部分可以研究，哪些部分不可以研究；美國歷史發展進程遵循什麼規律；美國歷史上人物和事件應如何評價等等，都是要有指示、尤其是最高指示做根據的，違反或背離這種根據，不獨研究成果不能問世，而且會招引批判甚至禍災。因此，除緊跟經典著作，《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報刊外，還得經常打聽關於美國的事務最近有什麼最高指示，發了什麼最新文件，以便找來閱讀，作為「緊跟」的根據，否則寸步難行。一般說，當時研究美國史，特別是現當代美國史，似乎是存在一個公式的：從經濟方面說，是經濟危機日益頻繁而且嚴重，幾近崩潰；從政治方面說，是實行資產階級假民主，實際是欺騙、壓迫廣大人民群眾，階級鬥爭愈來愈尖銳，政權很不穩；從社會方面說，是機會不平等，人情冷漠，富者驕奢淫逸，貧者無家可歸；從文化方面說，是粗俗淺陋，腐朽墮落；從對外關係說，是侵略擴張，失道寡助。因此，美國的綜合國力是日益下降，世界的格局是東風壓倒西風。總之，美國正是列寧說的一個「腐朽的、垂死的帝國主義」國家。當時的美國史研究，要擺脫這個公式的束縛是極其困難的，也是很危險的。現在想來，由於有這種「緊跟」的負擔，當時即使我能自己做主支配自己的時間與精力，我也是不可能在美國史研究中做出真正成績的。
《黎明前的沉思與憧憬——1948年文集》，
武漢出版社，2001年版封面
三
我的美國史研究的春天開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這個春天是怎麼來的呢？上面提到的那個美國史研究的公式，是和列寧的名著《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簡稱《帝國主義論》）有關的。新中國不是以馬列主義作為治國的指導思想嗎？因此，列寧這本書中的所有論點都被認為是絕對正確的。既然這本書中說美國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進入帝國主義階段，而帝國主義又是「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那麼人們研究二十世紀美國史，就不能不得出「美國是個腐朽的、垂死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結論。但是，1972年美國尼克松總統訪華後，中美關係日漸鬆動，特別是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後，兩國各個領域的交流和人員往來日益頻繁，國外關於美國和美國史的圖書資料源源進入中國，許多中國人、特別是青年人，甚至個別老資格的中共領導幹部，從實際接觸中感受到、認識到：當代美國還不能說是已經「腐朽的、垂死的國家」，而是「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甚至還有相當強的生命力。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雖然還是不斷出現經濟危機，但總的趨勢是經濟不斷增長，是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之一。這種官方書面上的美國和日益擴大的人民群眾心目中的美國的鮮明對照，使我感到，衝破「左」傾教條主義的束縛，根據美國歷史發展的實際來研究美國史，這種學術活動是會越來越有市場的。
另一方面，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具有劃時代意義論文的發表，和改革開放政策的理論與實踐，又給我根據美國歷史發展的實際研究美國史提供了機會和平台。從1977年8月8日到次年4月22日，鄧小平四次諄諄告誡國人，一定要重視科學和教育，否則四個現代化便是空談。他還要求制訂出具體計劃予以落實。在這種形勢下，1978年夏在天津召開的史學規劃座談會建議：成立美國史研究會和編寫《美國史》，由武漢大學和南開大學牽個頭。據此，1979年4月21日至26日，在武漢大學召開了中國美國史研究會籌備會。1979年1月，被控制使用多年後受命主持武大美國史研究室工作的我，負責主持了這次會議。會上，關於編寫《美國史》的問題，與會者達成三點共識：（一）美國是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之一，在國際事務中具有重大影響，全面地、理性地、與時俱進地認識和對待美國，對我國四個現代化事業有著巨大的作用和意義，這種形勢，使得編寫一套能夠幫助國人科學地、深入地、系統地了解美國歷史和現狀的《美國史》，成為迫切的需要；（二）從當時情況看，我國沒有一個學術單位有能力編寫出這樣一套《美國史》，但把各有關單位的力量統一組織起來聯合攻關，是有可能的，這種組織工作交給即將成立的中國美國史研究會負責；（三）成立由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吉林師範大學（後改名東北師範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有關教師組成的編寫《美國通史》的班子（後來北大、川大和南京大學退出了，華東師大加入了），並選舉楊生茂、劉緒貽任總主編。同年11月29日，中國美國史研究會正式成立，我被選為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實際上負起了組織編寫工作的責任。後來因情況變化，我還不得不負起主編和主撰《美國通史》第五卷《富蘭克林·D.羅斯福時代，1929-1945》和第六卷《戰後美國史，1945-2000》的任務。
《富蘭克林·D.羅斯福時代，1929-1945》，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封面
現在總結起來看，大體上可以說，在同僚和學生的協助下，我的美國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從1979年至2006年，我一共發表了美國史論文和其他文章七十六篇，譯文三篇。1983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我主持翻譯的《一九零零年以來的美國史》（上、中、下三冊），中國美國史研究會印行了我主持翻譯的《新政》。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與劉末合譯的《被通緝的女人》（美國黑人女英雄塔布曼傳）。1984-1987年，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編的《美國現代史叢書》三種。1987，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編主撰的《當代美國總統與社會——現代美國社會發展簡史》，1988年，該社又出版了我主譯並總校的《注視未來——喬治·布希自傳》，這兩本書引起了相當廣泛的影響。據說美國有四份華文報紙為後一本書的出版發了消息（我手頭只有紐約《聯合日報》剪報），老布希總統還給我寫了感謝信。1988年，武漢大學出版社還出版了我和劉末合譯的美、蘇學者合著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和平共處》一書。198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編並參加撰寫的《戰後美國史，1945-1986》。1990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我主持翻譯的《艱難的旅程——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美國政治生活史》，1993年，該館又出版了我協助朱鴻恩翻譯並由我總校的《羅斯福與新政（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零年）》。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存訓協助我撰寫的《富蘭克林·D.羅斯福時代，1929-1945》。2001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我所著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美國史論叢》。1989-200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與楊生茂任總主編的六卷本《美國通史叢書》（《富蘭克林·D.羅斯福時代》和《戰後美國史》收入該叢書作為第五、六兩卷）。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李世洞共同主編的《美國研究詞典》，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編撰的《戰後美國史》增訂本《戰後美國史，1945-2000》。同年，人民出版社以這個增訂本《戰後美國史》作為第六卷，並請《美國通史叢書》其他各卷負責人對原書做了必要的修訂，出版了共約三百萬字的六卷本《美國通史》。2005年，這套《美國通史》又由中國出版集團選入「中國文庫」，由人民出版社再版。
這套《美國通史》在學術上有什麼貢獻呢？我們全體參加編寫人員，從制訂編寫這套書的計划起，就不斷探討這個問題。結合此前我國美國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我們逐漸認識到，我們必須使這套書具有以下五個特點：首先，既要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又要克服「左」的教條主義，並結合美國歷史實際進行實事求是的論述；要寫出中國美國史著作的特點，體現中國美國史研究的最新水平。其次，要理論聯繫實際，糾正一些流行的對美國歷史的錯誤和模糊認識；既要借鑒美國一些對我國有益的經驗，又要消除人們對美國存有的某些不切合實際的幻想。第三，要衝破雖未公開宣布但實際存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時期的界限，不能像以往美國史出版物那樣只寫到二戰結束時止，以幫助讀者更好地了解當今的美國。第四，要全面論述美國歷史，不能只寫成簡單而片面的政治、經濟史。第五，要運用比較豐富而新穎的資料，要附有全面扼要的外文參考書目和便利讀者的索引。我們全體編寫人員在寫作過程中是力圖體現這些特點的，但究竟做到什麼程度，當然只能由讀者作出判斷。
從我個人來說，在學術上是否作出過什麼貢獻呢？外界的評論很多，大都過譽。比如黃安年、任東來、楊玉聖三位教授說：劉緒貽先生「在中國美國史研究的學科規劃、隊伍組織、人才培養、著書立說、翻譯介紹等諸方面，貢獻彰著，德高望重」；朱庭光、武文軍兩位研究員認為，我的美國史研究可以自成一個流派。這都是我不敢當的。具體而言，我做了以下一些工作：（一）我和同僚、研究生一起衝破了二次世界大戰後這個禁區。因為經典作家沒有人對二戰後資本主義作過系統的學術論證，人們難以找到「根據」，改革開放以前出版的我國學者寫的世界史和國別史，沒有一本敢寫到二戰後的（個別美國史著作略為涉及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1979年起，我就陸續發表二戰後美國黑人運動史的論文。1980年，我接受了主編並參加撰寫《戰後美國史》的任務。從此，除我自己發表涉及戰後美國史論文外，還鼓勵同僚和指導研究生髮表了一系列從杜魯門到里根總統時期的美國史論文。這樣，就如中國世界現代史研究會理事長齊世榮教授1984年4月5日給我的來信所說：「現代史、尤其是戰後的當代史，一向列為禁區，無人敢碰，您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工作，很值得我學習。」的確，不僅美國史研究的戰後禁區，就是世界史研究的戰後禁區，從此便被衝破了。（二）我成功地為羅斯福「新政」翻了案。解放以來、特別是1960年以來，我國史學界大都對羅斯福「新政」持否定態度。有的書說：「從羅斯福新政的主要內容可以看出，新政完全代表著美國壟斷資本的利益。」有的文章說：「新政摧殘了人民民主權利。」又有的文章說：「羅斯福新政與其他形形色色資產階級克服危機的辦法一樣，結果是以徹底失敗而告終的。」我查閱許多有關資料，了解到這些論斷大都是「左」傾教條主義影響下的產物，與羅斯福實行「新政」的史實並不相符。比如，羅斯福「新政」是在1939年暫時告一段落的。這一年，美國的工業生產比1932年增長了百分之六十；按1958年美元計算，這一年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從1933年的一千四百一十五億美元增長到二千零九十四億美元。按人口平均可以自由支配的個人收入，從1933年的八百九十三美元，增加到1940年的一千二百五十九美元，壟斷資本利潤也增加了。因此，從1981年起，我就不斷地發表文章，為羅斯福「新政」翻案，將它的作用定位如下：羅斯福「新政」是在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發展到頂點、使它面臨崩潰之時，迅速地、大規模地向非法西斯式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在保存資本主義民主的前提下，局部改變生產關係，限制壟斷資本主義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某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資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政治經濟處境，緩和於了階級鬥爭，基本上克服了1929-1933年美國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延長並加強了美國壟斷資本主義制度。大約到1987年我主編的《當代美國總統與社會》一書問世後，我國美國史和世界史的出版物中，就再也難看到否定、特別是徹底否定羅斯福「新政」的論點了。（三）我提出了兩個新概念。根據上述我對羅斯福「新政」作用的定位，羅斯福「新政」作為一種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它既不同於列寧論述的只對資本家、銀行家有利而對工人、農民有害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也不同於對內專制獨裁、對外擴張侵略的法西斯式的軍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而是一種西方學者稱為「福利國家」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我稱之為羅斯福「新政」式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新概念已被一些美國史和世界史出版物所沿用。其次，我認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大危機以來，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雖然仍然是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說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但因私人壟斷資本主義已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它已不是一般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而是帝國主義時代中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從這個時代起，世界現代史中的許多現象，如果不考慮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引起的變化，是不可能認識和闡述清楚的。這個時代新概念的成立就意味著列寧時代概念的過時，所以有勇氣接受的人還不多。（四）我提出了兩條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規律。一條是：壟斷資本主義在其基本矛盾發展到頂點、使它面臨崩潰之時，要挽救它並延長它的生命，有一種、而且只有一種辦法，這就是大力加強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但這種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必須有別於法西斯式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而且要在保存資產階級民主的前提下，局部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生產關係，限制私人壟斷資本主義的某些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資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政治經濟處境，以便適度減輕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作用，緩和階級鬥爭。另一條是：羅斯福「新政」式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可以暫時克服壟斷資本主義最嚴重經濟危機並延長壟斷資本主義生命到一個相當長時期，但是，這種大規模赤字財政政策必然引起通貨膨脹，而且由於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生產停滯的危機也不能避免，兩者相互作用的結果，必然引起更加難以克服的新型經濟危機——滯脹。（五）我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原理和列寧關於壟斷資本主義亦即帝國主義的理論。我認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作為一個學術思想體系，要從總體上發展它們，談何容易，但在個別問題上有所發展，只要本著與時俱進的精神，密切結合歷史發展的實際，並不是不可能的。比如，在十九世紀（主要是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馬克思、恩格斯所寫的一些著作中，「工人變成了機器的單純的附屬品」，他們大都「幾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免除極度的貧困」，「國家不管他們，甚至把他們一腳踢開」；資產階級則盡量榨取剩餘價值，一般只習慣於原始的工業專制主義——延長工時，壓低工資，加強勞動強度，進行血腥鎮壓。因此，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便成為一種「你死我活的鬥爭」。隨著無產階級的逐漸強大和日益覺醒，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中說：「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敲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恩格斯在1847年末寫的《共產主義原理》中說：「共產主義革命發展得較快或較慢，要看這個國家是否工業較發達，財富積累較多，以及生產力較高而定。因此，在德國實現共產主義革命最慢最困難，在英國最快最容易。」後來，列寧、斯大林也一再宣布資本主義制度就要滅亡。但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爬上資本主義世界霸主寶座的美國，工業、財富、生產力高度發展，為什麼沒有像經典作家們預言的那樣，出現「剝奪者就要被剝奪」的革命呢？我認為這個問題是可以從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中找到答案的；找到答案也就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原理。後來，我通過鑽研經典作家、經濟學家們關於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史、特別是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史的論著，了解到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特別是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早已從一般或私人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工人階級大多數已成為中產階級，不再是機器的單純附屬品，不再是活不下去；資產階級由於主客觀條件的變化，對工人階級也盡量不用《共產黨宣言》中說的「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方法，而是一方面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工作環境，一方面微妙地迎合工人的自我意識，把兩者結合起來。這樣，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雖然仍有矛盾和鬥爭，但已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而是「爭取活得更好些的鬥爭」。這種鬥爭的目的，不再是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是改善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因此，就出現了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低潮。以上所述，就是我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原理的發展。我是怎樣發展列寧帝國主義亦即壟斷資本主義的理論的呢？列寧在論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般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認為工人、農民將受到更嚴重壓迫和剝削，資本家將獲得比戰前更高的利潤。這樣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當然會加劇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加速社會主義的到來。但是，後來資本主義世界的歷史發展並非如此。我從羅斯福「新政」的研究入手，發現羅斯福「新政」式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不同於列寧看到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也不同於德、意、日的軍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它能減輕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緩和資本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延長並加強壟斷資本主義；目前，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基本上都是羅斯福「新政」式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就是我對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發展。總之，如不少評論者所說，我對列寧逝世後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史的研究是有獨創見解的，但這種見解是否正確，則有待於讀者判斷和時間檢驗。
劉緒貽先生
如果可以說我的美國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那麼是什麼原因呢？我以為有以下幾點。首先是時間和精力有了保證。從1979年1月到2002年，特別是1987年離休以後，我放棄了一切節假日，這二十四年來，我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了美國史研究上。近四年來，我雖然熱心於探討民主和法治問題，反對儒學糟粕，但也沒有放棄對美國史的關注。要是像以往那樣對自己時間和精力的運用不能自己做主，那是很難做出成績的。其次是要對學術工作有正確的認識；做學問是為了追求真理，增長知識，是為了對國家、對人民、甚至對人類有益處，絕不能計較個人得失。這樣才能具有學術勇氣，敢於反對「左」傾教條主義。第三是要進行學術交流，擴大學術視野。我不獨感到我原來對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的學習和研究對我的美國史研究有些幫助，我特別覺得我對經濟學著作的學習和研究，對我的美國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另外，我和美國一些著名美國史學家的交往，我到美國的訪學和研究，我參加的有關國際學術會議，不僅使我獲得許多有用的圖書資料（包括第一手資料），而且得以借鑒許多性質不同國家的美國史學家的研究方法和成果，這對我擴大學術視野是極為有益的，也徹底改變了以往那種閉關自守、唯我正確的有害的為學之道。
四
最後談談我研究美國史得到的主要支持和幫助以及遇到的主要阻力。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兩篇文獻發表後，儘管「左」傾教條主義的勢力仍然雄厚，但逐漸有些比較開明的編輯、報刊、出版機構受到影響，願意並敢於出來反對「左」傾教條主義，打破長期思想僵化的局面了，這就是支持和阻礙我的美國史研究的社會基礎。1979年，我承擔編寫《富蘭克林·D.羅斯福時代》一書任務後，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認為先把羅斯福「新政」的歷史研究清楚，是寫好這段美國史的關鍵。於是，我在和兩位同僚擬訂全書詳細提綱的同時，還重點研究羅斯福「新政」。但到1980年我又接受編寫《戰後美國史》的任務時，除「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研究生外，願意和敢於和我合作的同僚只剩一人。這也難怪，大家對闖禁區心有餘悸嘛。1981年5月，我試寫出第一篇為羅斯福「新政」翻案的論文《羅斯福「新政」對延長壟斷資本主義生命的作用》，在《歷史教學》編輯部和楊生茂教授支持下，於同年9月問世，沒有引起什麼波瀾。這年11月，我又寫出一篇觀點更加鮮明的、為羅斯福「新政」翻案的論文《羅斯福「新政」的歷史地位》，12月寄《世界歷史》，久久不見動靜。1982年6月，《歷史研究》嚴四光編輯讀此文後為該刊約稿，但不知何故，後來又毀約。直到1983年，《世界歷史》朱庭光主編向我詳細了解情況後，此文才在是年該刊第二期刊出。此文發表後，引起較廣泛共鳴，有些出版物全文轉載。但是，由於此文對於「新政」的看法和中國美國史研究會理事長黃紹湘教授美國史著作中對於「新政」的看法很不相她就寫了《開創美國史研究的新局面》和《開敢創我國美國史研究新局面的淺見》兩文，對我的觀點進行批駁。1985年，《世界歷史》又先後發表了我和黃先生爭鳴文章。本來，學術爭鳴應該是很正常的事情，對發展學術有好處。但是，可能由於支持我的觀點的人較多，黃先生就不再遵循學術爭論的正途，卻寫信給她的朋友、當時一位領導同志告了我的狀，說我把中國美國史研究會領導得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軌道。這位領導同志將此告狀信批轉給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處理，該院長又將信批轉給該院所屬世界歷史研究所，也就是中國美國史研究會的掛靠單位。該所雖然並不支持黃先生告狀信（儘管黃是該所研究人員），但它頂不住那麼大政治壓力，只好將中國美國史研究會秘書處轉到南開大學去了事。另一個重大阻力也很有來頭。解放初年，武漢市是直轄市，李爾重任武漢市委宣傳部長，楊文祥是其下屬，我任市總工會宣傳部長，彼此相識。1983年1月14日，楊約我往見卸任河北省長回武漢市定居的原湖北省委書記李爾重，說是他想與我合作研究當代資本主義問題，但在後來的談話中，當我提到羅斯福「新政」曾有助於美國工會運動這一鐵的史實時，他卻沒讓我把話說完，就疾言厲色地打斷我說：「這個問題英國《大憲章》運動時就解決了。羅斯福是個壟斷資產階級代言人，他還會幫助美國工會運動？」結果當然是不歡而散。後來我，我們黨內雖然有范文瀾、李銳、顧准等這樣一些正的學者，但也有些老革命做學問忽視「真理愈辯愈明」原理，自以為真理在握，唯我正確，聽不得不同意見。英國《大憲章》運動解決的主要是君主必須受憲法、法律約束的問題，羅斯福「新政」解決的主要是工人不受資本家約束自己組織工會的問題，兩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怎麼能扯在一起？羅斯福總統是壟斷資產階級代言人，作為一個研究美國史多年的老學者，這點常識當然用不著別人提醒，但是，根據「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原則，羅斯福這個壟斷資產階級代言人，其解決壟斷資本主義危機的辦法，是可以和其他壟斷資產階級代言人的辦法不同的。這個問題，我已在我的不少美國史著作中提醒讀者了，此處不贅。據此情況，我仍請楊文祥轉告李爾重前省長：過去你是市委宣傳部長，我是市工會宣傳部長，根據下級服從上級的原則，你的話我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執行，於今是合作做學術研究，你怎麼能「一言堂」呢？這樣，合作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的事當然是不可能了。但後來李爾重前省長還是抓住我的美國史研究不放。現舉兩例：1989年，我經《湖北日報》理論部一再要求接受了採訪，當我「論當代資本主義新特點」的談話2月23日在該報「理論周刊」一百五十一期發表後，當時任湖北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的李爾重前省長在列席湖北省委常委會時發言說：劉緒貽在《湖北日報》發表的言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1995年5月12日，《長江日報》周末版在頭版頭條發表了拙文《羅斯福與中國抗日戰爭》，他又在湖北省委、省人大聯合召開的學術討論會上發言說：武漢大學有個劉緒貽，他說美國羅斯福總統是個民主總統，幫助過中國抗日戰爭，我說他是胡說八道。實際上，說羅斯福總統是民主總統不獨斯大林在1946年論述過，中共《新華日報》1945年悼念羅斯福逝世的社論題目就是「民主巨星的隕落」；至於羅斯福幫助過中國抗日戰爭，這是目前我國世界史學界公認的事實。但是，作為一位前省委書記、前省長，他還是有機會在一個重要的所謂學術會議上點名批評一位老學者「胡說八道!」第三種阻力來自我工作的單位。現舉數例：1983年11月16日，我在武漢大學校慶紀念會上以「世界現代史體系中的一個重大問題」為題作了學術報告，很受歡迎，但因其中我提出列寧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種時代概念已經過時，二戰後應稱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我所在系系總支書記和系主任於12月8日、10日、19日三次來我家勸我不要想發表此文。他們可能是出於好心，怕我犯錯誤，但其為我研究美國史所設的阻力，則是不爭的事實。1983年，我接到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兩位著名美國史學家的邀請，準備1984年6月去義大利的貝拉焦參加一個名為「外國人心目中的美國史」國際學術會議。為此，我寫了一篇準備提交會議的論文《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史與馬列主義》。根據當時規定，這種論文如未公開發表，就必須由作者所在單位黨組織審批。由於我投往的《歷史研究》遲遲不發表此文，我就提交給武漢大學黨委審查。但是，武大黨委審查了四個月卻毫無消息。經我催促，武大黨委辦公室才答覆道：此文有悖於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請慎重處理（大意）。這種模稜兩可的答覆，真令我啼笑皆非。1985年至1993年，我所在的系總支硬是折騰得我的幾位不大馴服但具有很大研究學問潛力的研究生，一個也沒有留下，使得我們一度在國內美國史學界很有地位的美國史研究室後繼無人，不得不解體。
《簫聲劍影：劉緒貽口述自傳》，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不過幸運的是，時代畢竟有些不同了，阻力雖然很大，支持和幫助的力量也不小。黃教授的告狀信儘管使中國美國史研究會的秘書處搬了家，但我研究羅斯福「新政」的各種論文還是在《世界歷史》、《歷史研究》、《美國研究》、《世界史研究動態》等重要刊物上源源問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還在2001年出版拙著《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美國史論叢》，集中發表了我研究「新政」的二十篇論文。李爾重前省長狠心攻擊的我的兩篇文章不獨未作廢，後來我還不斷繼續發揮此兩文論點，得到各有關出版物的支持。一再被勸阻發表的《世界現代史體系中的一個重大問題》一文，1984年第五期《世界歷史》還作為頭條論文加了編者按予以發表，引起很大反響。《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史與馬列主義》一文，雖被當時武大黨委委婉地否定，但我1983年12月寄往上海《社會科學》雜誌後，該刊於1984年第二期即予以發表。《蘭州學刊》還於1984年第三期發表了我大加擴充篇幅的《美國壟斷資本主義與馬列主義》。特別值得提出的是，由資深編審鄧蜀生任責任編輯的《美國通史叢書》和《美國通史》，基本上容納了我所有的美國史研究成果。從我個人來說，儘管多次穿過小鞋，受過難防的暗箭的傷害，但沒有被強大阻力嚇倒，堅持將我認為正確的研究成果全部寫入《美國通史》之中，這是我老來覺得堪可告慰前賢、可以無愧於心的一件事情。2002年以來，我將可以自己支配的全部時間與精力，轉於呼籲加強民主與法治，反對儒學糟粕，但往往感到阻力太大，難以克服，這是幾年來令我一直很焦急、很難安心的事。
本期編輯：江西師範大學團隊
編 輯：徐欣蕊 責任編輯：楊長雲
編 審：張勇安
※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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