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的教導：沒有人自願犯錯誤

轉自：商務印書館學術中心

哲學園鳴謝

【本文節選自《蘇格拉底傳》】

「沒有人自願犯錯誤」這幾個字體現蘇格拉底主義的核心。這是樹的主幹，從這裡我們必須向下追蹤到它的根部，向上追蹤到它的分枝。

這句短短的話是信念的簡潔表示，即任何道德上的缺點都有其在智力中的根源，是由於理解上的異想天開。換句話說——缺乏洞察力是道德上缺點的一個和唯一的根源。

鑒於這個學說，我們很容易理解蘇格拉底是怎樣地註定要賦予概念的明晰性以無限的價值。要看到這種對智力以及智力對生活行為的最高意義的過高估價是怎樣在蘇格拉底的心靈中形成的，那就比較困難了。可以肯定，努力做到用鮮明概括的概念和清晰的理解來代替不清楚的觀念和模糊的猜測是整個那個時代(啟蒙時代)的主導特徵。那個時代在智力文化上以及把智力文化應用於闡明公共生活與個人生活的主要問題上的熱情，認真追求以自我學到的知識來代替傳統，以受啟發的思想來代替盲目的信仰——所有這些傾向，我們已經一再評論它們最富特色的表現形式。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記錄人們被新的思想趨勢錯誤導入的各種單方面的判斷；例如傾向於對人類過去的非歷史理性主義概念，特別是關於文明的開端和關於國家、語言及社會的起源。但是我們稱之為那個時代的理智主義，在蘇格拉底身上達到頂峰。

蘇格拉底教導阿爾西比亞德 (巴恰雷利，1776)

在他的時代以前，人們認為：意志同智力一樣，需要加以培養，培養的方法是獎勵和處罰、練習和養成習慣。讀者可以參考本書已經提到的關於流行於那個時代的教育理論的論述。蘇格拉底堅決主張，被亞里士多德稱作靈魂的非理性部分的東西是不存在的。所有行動都由智力決定。而智力是全能的，知道什麼是對的然而卻不服從那個認識，相信一個行動是錯誤的然而卻屈從於推動它的動機，這種事情對於蘇格拉底來說不僅是可悲的和災難性的，它完全是不可能的。他並沒有怒斥或譴責，而是僅僅否定那種他的同時代人叫做「被慾望戰勝的」心靈狀態。

羅馬詩人給這種狀態一個典型的語言刻畫：「我看到和證明了較好的，但卻跟隨較壞的」。沒有什麼比查明和指責這個觀點的片面性容易的了。更加重要的是充分和完整地認識包含在這個誇大其詞中的真理成分，理解蘇格拉底怎樣把真理的重要一部分當成整體，並估價由偉大「單眼人們」中最偉大的人，把這個真理的被忽略部分置於最耀眼的光芒之中這件事對為人類服務的事業的巨大意義。

儘管蘇格拉底否認其存在的心靈狀態(即「被慾望戰勝的」心靈狀態)確實真正地發生，事實上它的發生是遠比一般設想少得多的現象，那被激情克服的東西經常不是性格和信念，而僅是它們的相似物。思想清晰的缺乏、混亂的概念、對行為理由以及對訓誡的整個規模和恰當含義的無知(從而對訓誡作出含混和一般的贊同)。這些以及其他知識上的缺點，對於解釋生活的最大禍害——原則與實踐之間的分裂是大有好處的。即使這些知識上的缺陷不會完全摧毀性格的統一，它們也限制了性格的延續；正是通過它們，使得最相互矛盾的對立面得以和平地共處於同一個胸懷之中。正是缺乏明晰性和確定性造成了性格的脆弱和麻痹了它的抵抗力量， 給錯誤的動機提供了輕而易舉的勝利，並且經常得出虛假的印象——認為招致失敗的是攻擊的力量而不是抵禦的軟弱。

我們甚至發現思想的混亂使得人們承認幾個互相抵觸的判斷的最高標準。由此造成的靈魂無政府狀態，沒有比一位現代法國喜劇作家的話表達得加恰當，他讓戲中一位角色說：「你說的是哪一種道德？它們有36種，有一種社會道德，它不同於政治道德，後者又與宗教道德無關，而宗教道德又與商業道德無共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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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儘管有所有這一切，斷言正確思考是正確行動的保證，只有非常有限的正確性的範圍。只有在行為的目的沒有問題而唯一的疑問在於手段的選擇時，才能嚴肅地做到這點。當目的由行動者的毫無疑問的利益所決定時特別是如此。農夫在他的田野上播種，駕駛員把著舵，工匠在他的工場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必定把他們的意志對準儘可能好地完成他們面前的工作。對於他們來說，成功或失敗主要地依靠他們的一般聰明和他們的特殊知識。在這種類型的情況下，蘇格拉底的基本原則至少近乎真實。

沒有什麼東西比這樣的觀念更能引起蘇格拉底如此持久的驚詫，這個觀念不斷縈繞在他腦際，那就是在生活的一些從屬的部門，人們或者掌握看透手段與目的之間關係的清晰洞察力，或者認真地爭取掌握這種洞察力，而在他們生活的較高事務中，也就是密切影響他們的禍福的事情上，就看不清這樣的東西了，這種對比給了他強烈的印象，對他的思想的方向有決定性的影響。

他看到在所有手藝和行業中，智力的清晰使粗糙的工作和笨拙的工作有一個目的，他期望一旦個人和社會的生活被清晰的洞察力所照亮並由不含混的行為規則所規範時，會出現相似的進展，而行為規則就是有助於達到最高目的的手段系統。

「沒有人自願犯錯誤」。這句話有雙重意義。首先，有一種信念：所有實際發生的無數缺點，來源於理解的不充分發展。第二個信念是第一個信念的基礎並成為它的條件，也就是說，它僅僅是行動的手段而不是行動的目的，這一點在人們之間存在分歧。每一個人毫無例外地被設想為希望好的東西。人們彼此間的區別並非在於他們所希望的東西，而簡單並唯一地在於他們實現共同努力目標的能力的大小完全依靠他們知識發展程度上的差異。

我們剛剛獲得的解決辦法還提出了另一個謎：我們聖人的這個道德樂觀主義從何而來呢？他的信念認為每一個道德上的缺陷來自錯誤——決不是來自內心的墮落，其根據是什麼呢？這個問題的初步答覆是這樣的：他認為毫無疑問的真理是：道德上的善和幸福、道德上的惡和不幸福是不可分開地相聯結的，只有接近於盲目的錯覺才會選擇第二個而拒絕第一個。這都是無可懷疑的真理。喜劇詩人埃庇卡摩斯的一行詩句，稍加修改就是在蘇格拉底圈子中喜愛的語錄：

沒有人自願是卑鄙的，

違反他的意願也不是幸福的。

在這裡翻譯為「卑鄙的」(wretched)那個希臘語詞具有雙重意義，試比較兩個片語便能明了：「不幸的生活」(a wretched life)和「邪惡的壞蛋」(a wicked wretch)。這種語言上的含混給予這個樂觀主義的信念以自明真理的外觀。而其實，它千真萬確地並不具有這種自明的真理。特別是有一個片語，它的雙重意義尤其有意識地要引起這種幻覺。

喜劇詩人埃庇卡摩斯

希臘文「ε?πρ?τιειν」，就像英語的「to do well」一樣，是兩個意思的共同的表達，一個意思是正確的行動，另一個意思是繁榮昌盛。這樣，不僅沒有實踐經驗的思想家被引向錯誤地把「做得好(well-doing)」和「生活好」(well-being)等同起來；行動的「善」，是指有利於行動者利益意義上的「好」和指有意推進社會目的的「善」，這兩者之間的區別也往往被抹煞。正如我們說到一個「壞」的性格，同時又說到「壞」的工具，或者「壞」的睡眠，同樣地，在希臘語中也不乏譴責性質的形容詞，它同樣適用於一個不能使用的工具、一個對共同福利起相反作用的意志安排以及任何處於與本身的保存不相容的條件中的事物。因而，有許多段話里，柏拉圖似乎考慮到蘇格拉底的基本原則，「沒有人自願犯錯誤」，用簡單提到的事實充分證明沒有人自願地選擇壞的或有害的東西——這種推理方式完全忽略了我們剛才堅持的區別。

不耐煩的讀者也許預料到我們將要說的話。可能有必要對於某些語言使用的誤導性質引起注意，不可能我們在這裡已經接觸到問題的根子。並非因為語詞的含混或者因為在有聯繫的概念之間缺乏精細的識別能力，使我們期望有新的、有活力的和豐富的生活哲學出現。如果蘇格拉底堅持美德與幸福的同一性，無疑他這樣首先和主要地是由於他在他自己的經驗中發現它們是同一的，這不是他同胞的語言，而是他自己內心深處的聲音在這裡對我們訴說。

《蘇格拉底傳》

[英] A.E.泰勒 著

趙繼銓 李真 譯

商務印書館2015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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