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執意要殺蘇州八降王，背後隱藏何種玄機？背信棄義只是表面

同治二年（1863年）春天，李鴻章率淮軍與戈登的常勝軍齊頭並進，相繼攻下了常熟、太倉、崑山等人，江南大有被李鴻章橫掃之勢。

挾此威勢，1863年11月下旬，李鴻章兵臨蘇州城下。

蘇州乃江南重鎮，屬清時是江蘇省城，太平軍將其納入囊中後，為太平天國蘇福省省會，忠王李秀成在此精心經營多年。從某種意義上講，蘇州如同太平天國小天京，李鴻章能否順利拿下此城，不僅關係他當下的功勛，更深刻影響他日後的仕途前程。

當時，鎮守蘇州城的太平軍主將乃慕王譚紹光，此人是忠王李秀成的嫡系，亦是一員誓死猛將。在主將譚紹光之下，蘇州城中還有納王郜永寬、康王汪安鈞、寧王周文佳、比王伍貴文這四王，另外就是張大洲、汪花班、汪有為、范啟發這四大天將。

五王四天將領率二十萬兵馬共守一城，李鴻章雖志在必得，但在太平軍的頑強抵抗下，淮軍還是陷入了困境，屢次攻城，屢次鎩羽而歸。

嚴格意義上，李鴻章率淮軍征戰打的是精兵戰術，他手下的淮軍統共不過幾萬人，如果在蘇州城下與太平軍陷入拉鋸血戰，即便有城破之日，淮軍勢必也會付出慘重代價。

攻一城而巨損，這顯然不符合李鴻章的長期發展。

因此，善耍手段的李鴻章決定智取。

在當時，這是有可能的，縱橫有道的話也是可行的。

原因有二。

一來，蘇州城五王四天將，王太多，有間隙。在李鴻章看來，蘇州城中有這麼多的王，此城必不牢靠。事實的確如李鴻章所料的那樣，主將譚紹光之外，四王四天將控制著蘇州城內四分之三的兵馬和六個城門中的四個，一山尚難容二虎，何況這麼多王，所以這四王四天將與主將有不和、有矛盾也就是常理之中的事了，加之情急勢危，人心異動，這蘇州城中的間隙就更大了。

尤其是居四王四天將之首的郜永寬，據城中的細作回報李鴻章，蘇州被圍，此人有獻城降清另賺前程的隱隱之心。

二來，淮軍中有人有路子，鑽這間隙不難。淮軍攻城主將之一程學啟乃降將，他手下的副將鄭國魁與郜永寬等人原本就是老熟人。有這老熟人的關係墊底，跟城中有降意的四王四天將掛上鉤自然也就不難了。

打定這個主意後，李鴻章率先向蘇州城中的大魚拋出了一切好商量的誘餌，郜永寬得信後反應很積極，11月28日，他便派康王汪安鈞秘密潛入了淮軍大營，與程學啟、戈登見面，商議投降事宜。

經過這一輪的秘密磋商，幾天後，郜永寬在蘇州城外陽澄湖親自與程學啟、戈登見面，商議具體降約。起初，李鴻章一方的要價很高，他們要求郜永寬必須斬殺正在城中的李秀成，其次才是取譚紹光首級以及獻城投降。

郜永寬沒有答應斬殺李秀成這一條。可能是因為李秀成在軍中的威望太高，殺他有動搖軍心之險；也可能是殺李秀成的難度太大，妄動有事敗之危。

不管怎麼說，在這一點上，以郜永寬為首的四王四天將還算理智。李秀成這人的確夠警覺、夠機敏，就在郜永寬異心剛露頭的時候，他就嗅到了蘇州城中的危險味道，之後便連夜抄小路撤離了蘇州。

這同樣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明智之舉。

經過討價還價，敵對雙方最終達成降約。雙方約定，郜永寬先取譚紹光首級再獻城降清，而程學啟、戈登承諾保證郜永寬及其部下性命，並給副將以上官職，郜永寬本人則賞賜二品武官，由戈登作保。

如此達成城下降約，也是晚清歷史中的一道奇景，因為這其中有個特別之處，四王四天將不信淮軍，只信洋人戈登。在郜永寬等人看來，李鴻章老奸巨猾，不可信，洋人戈登有信譽，清廷一向怕洋人，因此他們斷定李鴻章沒有毀洋人信譽的膽魄。

這實在是一葉遮了秋。

郜永寬等人忽略了致命的一點，又或者說他們根本就沒看透過天朝的廟堂。在李鴻章為代表的朝堂人物那裡，勢總是大於理，大於信的，因此，抉擇時從來都是「只講勢，不講理，更不講信。」

從這個角度講，郜永寬等四王四天將即將面臨的陷阱其實很典型，遇到該何去何從的時候，很多人想的是自己的道理，指望的是別人的信譽，殊不知，這些有時候根本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勢。

只要身處對己不利的勢中，只要不及時去掉這個不利的勢，即便自己再有理，別人再有信譽，你所想的最終也只能是妄想。

就說郜永寬這四王四天將吧，他們對己不利的勢是什麼？他們的名頭、心態以及他們身後的那十幾萬人馬。若真是聰明人，在談降約時，他們就應該主動砍掉自己的「手腳」，表面上這是自絕後路，實際上是唯一有風險的活路。

總之，他們講了可講的道理，靠了可靠的信譽，最終卻忘了最關鍵的「去勢」。

說得再直白點，在這種局面下，即便你真心為羊，但看著像狼，對手一定有殺心，非得把自己變成待宰的羊，方有可能獲得一線生機。

再說戈登，從一開始這洋人就是李鴻章利用的一件信譽工具，如果你認為李鴻章害怕由此帶來的麻煩，那說明你又忽略了一個很隱晦的現實——在天朝，抹殺一個人所謂的信譽那就太容易了，根本不需要多高的權謀，雕蟲小技即可。

降卻沒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去勢」智慧，加之又太相信信譽的力量，郜永寬八人的悲劇說到底就在此。

但又不得不承認，人的理智很多時候都是在身後的，身前往往都會認為自己能僥倖而成。

郜永寬八人即是這樣。

降約談定後，12月4日，郜永寬八人兌現了承諾，他們乘在慕王府議事的機會幹掉了譚紹光，並割下了譚的首級。

第二日，郜永寬將譚紹光首級送達程學啟處，並大開城門迎淮軍入城。

由此，李鴻章兵不血刃拿下蘇州城。

然而，緊接著兵不血刃而來的卻是一場血腥的屠殺。

據記載，正當這八降將來到李鴻章營中，滿心歡喜地準備接受紅頂子的時候，埋伏在帳中的刀斧手隨即殺出，片刻功夫，八降將人頭落地。

與此同時，蘇州城內亦大開殺戒，凡南京以上口音者不分良莠，盡殺！

在小民看來，這是背信棄義的屠殺，但在李鴻章看來，這是在「去勢」。

洋人戈登哪裡懂得這其中的玄機，聽聞李鴻章殺降後，因自持有理，他是提著洋槍四處找尋李鴻章，揚言要殺了這個背信棄義的「混蛋」。

但李鴻章怎麼可能讓他找到，事先早就做好了迴避安排。

但仗著所謂的道理和正義，洋人戈登沒有善罷甘休，久尋不得後，他憤怒地給李鴻章下了一個最後通牒。在通牒中，洋人戈登要求李鴻章立即下台，不然他就率常勝軍進攻淮軍，並將所攻佔的城池再交還給太平軍。

如此率常勝軍返回崑山後，這傢伙還在使勁，他又給英國駐華公使布魯斯寫了一封信，要求英國政府出面干預，以迫使李鴻章下台。

在上海的外國領事館和外國僑民也紛紛站在了他這一邊，他們簽署了一項嚴厲譴責李鴻章的決議。在這份決議中，不懂天朝的洋人們指責李鴻章殺降是對人性的徹底背叛，他們警告說，此事很可能使列強從此不會再幫助清廷，並可能撤回幫清軍打仗的洋兵洋將。

形勢的發展似乎對李鴻章很不利。

果真如此嗎？

李鴻章的答案是，此事，只要深懂天朝玄機地狡辯一番即可。一切看上去很壞，其實很美。

因此，李鴻章在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三日，給朝廷上了份《駢誅八降酋片》，在這份狡辯藝術很高超的奏摺中，李鴻章一談八降酋，二談洋人戈登。

談誅殺八降酋，李鴻章是只講勢，不講理。上來，他就告訴朝廷，八降酋實有二十萬人馬，這八人歃血為盟，誓同生死，獻城後佔據蘇州四門，於街巷各口堆石置卡，呈現出來的幾乎就是樹敵之勢。

這還不算，這八人還招進蘇州城外的賊黨，堅持要求准立二十營，並要求總兵副將官職，而且還要指明何省何任。

這哪裡是降，分明是挾眾要挾。

如此造勢後，李鴻章更進一步，還是只講勢。他提醒朝廷，古往今來，養虎為患的事多不勝舉，這八人本就是罪不可赦之人，與其讓此等罪酋擁眾盤踞，不如立端當機，誅殺以絕後患。

這一路把險勢講下來，什麼才是硬道理？

唯有一個殺字。

如此將殺降一事狡辯完，李鴻章緊跟著就把矛頭對準了洋人戈登。對八降酋，李鴻章是只講勢，不講理。對戈登，李鴻章不玩這個了，那他又是如何狡辯的呢？

混淆黑白，可勁地朝洋人戈登身上潑髒水。

李鴻章告訴朝廷，洋人戈登之所以反對殺降，哪裡是因為什麼正義、榮譽，一切只因為先將常勝軍調回了崑山，未讓其攻入蘇州，戈登此舉就是心懷不滿，在故意找茬，鬧事。

完了，李鴻章順勢開始朝戈登的人品上潑髒水，他告訴朝廷，洋人性情反覆，貪得無厭，稍有功勞便蠻橫索要重賞，一不滿意就挑起事端，製造紛爭。

言下之意，這種人所謂的正義、信譽根本不值一提。

換是其他的國度，這樣的狡辯未必能過關，但在天朝，這樣的狡辯必能贏得朝堂共鳴。

還是那句話，勢大於理。

瞧瞧當時朝堂上的反應就知道了。

經李鴻章這一番狡辯後，清廷很認可，原話是「李鴻章所辦並無不合，甚為允協。」

就連一向以理學聖人自詡的曾國藩也對李鴻章豎起了大拇指，他說「此間近事，惟李少荃在蘇州殺降八人最快人意，殊為眼明手辣。」

到這裡，該說說聊這段殘酷歷史的現實意義究竟在哪裡了？

在咱們這裡，勢大於理是一種殘酷，一種很多時候容易忽略掉的殘酷。

明白這種殘酷對咱們有好處——

人生面臨抉擇時，懂得這個，你才能懂得勢弱的必要，心狠手辣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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