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日本可以通過君主立憲走向近代化，為何滿清卻不行？

前兩期談了談教育，眼見著你說了話，評論的人看不懂，還要來罵娘，也是服氣了，想想也是必然，正好談談「近代化」、「現代化」的問題。

問題如下：

日本可以通過君主立憲走向近代化，為何滿清卻不行？

回答如下：

道理很簡單，大部分中國人不允許。

這種實話說起來非常傷自尊，但卻是事實。

正如「短史記」中「蘭台」先生的文章所說的，「日本是走向近代化的進程中施行了君主立憲制，而不是反過來。」

大多數中國人談論歷史的時候，都有一種奇異的錯覺，就是偉人揮揮手，敢叫日月換新天，但是往往沒有意識到，偉人揮手之時，往往是順勢而為，是早已經看到了趨勢，才獨立潮頭。

如果是逆勢而為，底下一群愚氓，揮揮手，也不過是對牛彈琴，甚至會被洶湧的潮水拍倒在地，成為「先烈」。

注意，中國從古到今的成功政治家，沒有一個是當「先烈」當出來的，他們都是鬥爭的勝利者，所以，他們的政治選擇，保證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也就是「保平爭勝」才是他們行為的通行邏輯。

正因為如此，哪怕恭親王、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看到了未來，也不代表他們會與天下為敵來做這個「先行者」。

事實上，晚清的中國傳統社會，根本沒有進行所謂的「近代化變革」的土壤，這一點上與日本有著根本性的區別。

明清以來中國社會的基本經濟底色，並不是教科書上胡扯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以長江、運河和沿海地區的發達水陸交通為基礎的國內貿易，以及對東南亞的短途海上貿易，非常發達。

藉由清政府對於蒙古草原和西域的征服，晉商為代表的漢人商幫的足跡，終於擴展到了草原地帶，並與萬里而來的俄羅斯殖民者、商人握上了手，用雙腳開拓出了一條自漢口起步，以內蒙古歸化城為基地，以外蒙古庫倫城為中轉，貫穿蒙古草原，遠達恰克圖，甚至莫斯科的內陸貿易網路。

但是，這些發達的商業網路建構的基礎，全部是附著於清朝的軍事和政治統治之上，包括運河航運的保持，包括對蒙古的軍事威懾等等。

這種政治和商業互相依存的經濟模式，深刻地塑造著所有受到影響的區域的經濟組織與社會形態，周而復始的「舊商業線路」和「舊商業慣例」的「暴利」，讓所有與這個體系相關的階層，包括晉商、徽商、陝商，十三行的行商，乃至於為這些商業體系服務的松江棉布商、蘇寧杭的絲綢商、武夷山、祁門的茶商，以及比他們更加卑微和資本微薄的棉農、絲戶、茶農，漕運的漕丁、出海的水手等等，沒有人想改變，也沒有慾望去改變。

如果不是太平天國席捲東南，太平軍和官兵、團練們輪流對江南富庶地和長江水道沿線的湖廣、兩江反覆蹂躪，上述這些「商品化」的生活方式會一直維持下去，直到王朝覆滅，社會秩序崩潰，生意做不下去為止。（也就是明末的結局）

事實上，西方人的入侵和世界市場的開啟，至少在40年左右的時間裡，並沒有對這些傳統中國主導性的富裕階層和生產者產生多大的影響，得益於中國人早已習慣的低水平生存能力，儘管各種利潤收益不斷被壓縮，只要能夠有口吃的活下去，這些「經濟人」就能夠熬下去。

這部分人，已經是晚清中國社會中最活躍，也是最開放的一群人，他們對於「近代化」的主動興趣，可以積極地讓你吃驚，也可以薄弱得讓你吃驚，因為他們的一隻眼睛，永遠盯著衙門裡的那群人。

以英國人修建的中國第一條鐵路——吳淞鐵路為例，當地的紳商並不是傻瓜，也不會拿什麼風水、墳地之類的理由要求拆除，反而在當時朝廷上要求拆除鐵路的聲浪之下，地方沿線的紳商，卻對朝廷的督撫大員們情願，希望能夠保留下來，方便經濟。

然而，清朝政府的洋務派和頑固派在這一事件上，達成了驚人的共識，在買下這條鐵路之後，枕木、鐵軌全部拆得乾乾淨淨。

為什麼？

這裡面有一個「政府」主導一切的「權力尊嚴問題」，即鐵路好壞且不論，但是在「政府」沒有統一意見的情況下，外國人私自讓中國近代化，這是「喪權辱國」！

換句話說，近代化與否，在當時的評判標準，不是今天我們編寫歷史教科書的那群人所謂的歷史大視野，即搞工業，搞鐵路，搞新學，這是一種歷史的進步，這種進步對於當時的清政府而言，沒有意義。

他們關心的是，這些「近代化」是否「可控」，「可控」的基礎上再談「利還是弊」，「可控」放散到當時的民間，就是對舊的生活方式的衝擊是否可容忍的問題。

比如，當時清朝督撫（如曾國藩）反對修鐵路的一條理由就是，火車載重量極大，搞起來，沿途的車船腳夫全部失業，會造成社會的動蕩。

這種思維，恰恰是瀰漫著整個清朝社會的最大公約數，在此條件下，進行所謂的「近代化」，只能是像李鴻章一樣，搞「個案」，搞「試點」，讓天下人把「近代工業化」的正經事兒理解為「李二先生」本人的「私心」和「玩物」，對社會的衝擊，才能減少到最小。

事實上，恰恰是李鴻章這些根本沒有辦法介入到舊體系中的「私心玩物」，為日後中國的近代化進程奠定了基礎，比如他的北洋武備學堂畢業生，淮軍各個營頭都不要，因為他們是親戚掌軍，用不著洋學生，最後留給了袁世凱的北洋新軍成為骨幹。

而北洋海軍的一群管帶，也是日後中國海軍的種子，再有就是他經營的江南製造總局、開平礦務局，盛宣懷搞出的電報系統，甚至於他派出的留學生，都或多或少的在這個不想變化的國家身上，撕開了一道又一道的口子。

反觀日本，早在18世紀，也就是1750年左右，日本的德川幕府就已經開始大搞荷蘭文翻譯，對荷蘭文的造船、造炮，軍隊訓練、作戰，醫學著作大量翻譯和引進，在其國內也形成了以「蘭醫」為基礎的「蘭學者」群體，在明治維新前，已知名字的就多達9000多人。（見《一群醫生搞出的明治維新》）

在美國佩里艦隊逼迫日本開國，也就是所謂的「黑船來航」之後，德川幕府也好，各個強藩也好，都對西方的科技和貿易往來趨之若鶩，日本的傳統豪商們，也在積極了解西方人的行為方式，改造自己的行為方法。

可以說，哪怕是當時提著武士刀，大喊著「尊王攘夷」劈砍外國人的日本武士，也大體知道自己國家與人家的差距，他們更關心的是，由誰來組織日本人，與這個強大的外來者對抗，而不是要不要對抗，要不要學習。

正是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的近代化進程其實早已在其上層形成了共識，爭的無非是誰帶著日本來進行現代化。

相比之下，同時期的中國的情況，則根本是連「要不要近代化」這個問題都不要討論。

對於想搞的，你自己搞，自己弄，不出圈子，就當給你塊自留地讓你自己玩兒了，直到被人一通胖揍，而且是一次又一次地打得鼻青臉腫，輿論終於轉向了，原本不想變的人們發現在自己無法控制的情況下，世道已經變了，只好順水推舟，也要求變革。

這時候，變革就不再是禁忌，所以才有了「清末新政」和「預備立憲」，說到底，就是逼到份上了，真的假的，就算是做個姿態也得做一下了，至於是不是真的能夠進步，真的能夠實現「近代化」，誰在乎？可能袁世凱在乎？反正慈禧太后是不在乎的。

這種政治人物的政治思維，實實在在地又延續了100年，可算長盛不衰，只有懂得了這一點，才能明白，為什麼近代以來，中國的所謂「近代化」、「現代化」總是踩不到點上，不是因為偉人們不聰明，恰恰因為他們「太聰明」，也就不會幹什麼正經事兒了。

- E N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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