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學術造假背後，每一個環節都失敗了

文/李華芳

本文回顧南京大學梁瑩事件，管窺一斑，試圖回答兩個主要問題：一是為何針對梁瑩的層層考核都失敗了？二是學術界應該給梁瑩第二次機會嗎？

1. 一篇系統性失敗的論文

根據中青在線王嘉興的一篇報道《青年長江學者與她「404」的論文》，梁瑩早在蘇州大學念碩士期間，就抄襲縮寫廈門大學陳振明2001年的論文《轉變中的國家公務員制度——中西方公務員制度改革與發展的趨勢及其比較》，然後連題目都沒有改，就發表在2002年的《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上，這篇文章在維普期刊網上已經不可見（404）了。

但這是一篇「系統性失敗」的論文。首先，這篇論文還有一位蘇州大學的合作者，叫劉偉紅，但這位位列第二的合作者對這篇「幾乎全文抄襲連標題都懶得改動」的文章，沒有提出任何異議，堂而皇之地將自己的名字列在上面。這一例子在學界就算不能制霸「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榜單，進前十總是沒問題的。

其次，當年《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的編輯們居然就讓這麼一篇抄襲的文章發表在自己的期刊上了。期刊聲譽與未來興衰緊密關聯，不容小覷。盡心儘力的編輯往往把經手的每一篇文章都視同己出。但很顯然，《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的編輯們並不以此為意。相反，他們勇於展示自己的不專業，不認真，不負責。

最後，梁瑩從蘇州大學拿到碩士，轉到南京大學念博士。蘇州大學把住了自己畢業生的質量關嗎？當然也沒有。文章抄襲，不管從哪個角度說，即便不開除的話，碩士是肯定不能給了啊。現在搞得碩士學位跟白菜快要爛了似的。

從合作者，期刊編輯，到蘇州大學的老師，但凡有一人注意到梁瑩早期的學術不端的問題，及早介入，勸其懸崖勒馬，或許結局就大為不同了。這一篇抄襲論文，只不過是層層考核體系失敗的一個例子而已。

2.層層考核為什麼失敗

第一個問題：博士導師何以未能識別劣質博士？

但梁瑩事件體現出的系統性失敗比上面指出的要嚴重得多。首先，先作為梁瑩的博士培養單位而後作為其用人單位的南京大學，在考核上是雙重失敗了。周其仁以前寫過一篇《考核學生質量的困難》，解釋過何以考核學生有沒有學到知識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比如說一個博士寫一篇題目很大的博士論文，例如「農村市場化」之類的，到底從什麼角度我們能拍著胸脯說這個博士是貨真價實呢？是博士論文部分章節發表了？還是論文評上什麼獎了？

我們說博士質量考核，或者更廣義的學生質量考核，都面臨知識產品考核的困難。也正因為困難，所以才有層層考核，希望用一整套體系來保證考核是有效的。而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考核到底由誰承擔成本，會極大影響考核的有效性。

梁瑩博士畢業的時候，博士導師黃健榮肯定要承擔考核的成本，或許還包括一些同學的口碑評價，接下來是學校，教育主管機構，以及用人單位，這是一連串的考核。與本科階段教師通常難以因材施教不同，博士階段導師常理上會與博士生有更長時間的接觸，因而也更有機會解決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問題。也就是說，這梁瑩要麼「路遙知馬力」，要麼「日久露馬腳」，是什麼樣你黃健榮總能知道的。

博士導師考核當然也可能出錯，例如說三年裡面授機宜的次數屈指可數，那麼完全就可能看走眼。但還有博士論文這個產品的質量可以看。當然，導師也可能十分繁忙，忙到沒有空通讀全文，那自然就不能有效考核。

那麼黃健榮是不是屬於這種情況呢？如果你這麼揣測黃老師，黃老師將會用和梁瑩合作的論文啪啪打你的臉。據不完全統計，僅2004年，兩人就合作在《社會科學》雜誌發表了《構建問責制政府：我國政府創新必由之路》，在《南京社會科學》雜誌發表了《論問責新政：多維理論之考察》，在《江蘇行政學院學報》發表了《建構我國的問責制政府: 理論基石及路徑選擇》，以及在《學海》雜誌發表了《論我國第三部門的成長與社會資本的構建》等文章。

這麼說，黃健榮應該是知道梁瑩的「能力」的，而且行為上也並不反對這種製造論文的模式。當然了，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以南京大學之大，出幾個不負責的博士導師，也沒有什麼奇怪的。只是這黃老師大概是進一步把梁瑩往坑裡帶了一把。

第二個問題：南京大學出了什麼問題？

如果導師的考核無效，那麼學校對導師總該有點作為，約束約束。而且南京大學作為國內還算有點名氣的大學，面臨國內同一檔次學校的競爭，多少也得顧點顏面不是。會這麼想的，估計是南大學子或者校友。但你們萬萬沒料到學校的做法，非同尋常。

南京大學是國內高校里很早就意識到數字排名的「好處」，尤其對梁瑩所在的社會科學來說，南京大學的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那可是一家壟斷性的機構。每當該機構發布年度《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和收錄集刊目錄》，那絕對是震動國內社會科學界的大事。

這也導致了南京大學的部分領導在整體治校方略上，更傾向於數量而不是質量。因為畢竟數量容易看，而且領導也會偷懶，上行下效，效果怎麼說呢？當然，只要你有具體的數字指標，中國人是很善於達標的。

所以一開始是效果好得不得了。南京大學在當時的校長的領導下，實現了排名大躍進，這和數字導向有很大的關係。但這玩意兒就和吸毒一樣，短期內很爽，一旦上癮就難戒，而且長期上後果很嚴重。近幾年的學科評估，南大估計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本來勉強也能算個A貨的，現在連B都不值了。所以南京大學再提發了多少文章量，浙大復旦等周邊高校就要忍不住笑出聲來。

當然，也正是這種數目字管理導向，南京大學作為僱用單位在招人環節的考核上也放水了。根據王嘉興的報道，梁瑩2009年進入南京大學任教時，並不是人人贊同的。不同意見就認為年紀輕輕發表量巨大，換句話說就是水分大，加上沒有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怎麼能到南大任教呢？這些認真的教師們估計人微言輕，所以梁瑩還是憑藉數量優勢入選。僅2003、2004、2005年，梁瑩就分別發表論文22、11、17篇論文。

當時的社會學院院長周曉虹自己也承認是考慮當時社工系（梁瑩所在系）總體科研能力弱，而梁瑩科研能力強，所以得以入選任教。也說明周曉虹都被南京大學的數字導向考核帶偏了節奏，認為數量多就是科研能力強。

按照周的水平，原本不該如此。邸利會在《知識分子》發表的《南京大學教授被爆多篇論文涉嫌抄襲》一文中提到梁瑩從南京大學博士畢業之後，曾經向謝宇申請作博士後，但被謝拒絕。謝的理由是論文質量很差，所以沒有要她。但梁瑩依舊得到了一個到芝加哥大學作訪問學者機會，趙鼎新則澄清此事與他無關，因為他與梁瑩通過幾次郵件，感覺實在不好。而香港科大的吳曉剛在回憶梁瑩的一篇投稿時認為，「最基本的東西都沒過，亂做一通。」可見，社會學界的大佬們對梁瑩的認識還是清醒的，但則也可能得益於他們作為旁觀者而不是南大局內人的身份。

所以南京大學的問題在於錯把手段當目標。本來數字排名量化考核，都是為了提升大學的品質，而現在變成一切圍繞數字排名和量化考核打轉，連招聘進人這麼重要的決策，也無視內部教師的反對，鬧出梁瑩事件也是遲早的事。

南京大學最近幾年的表現，是高等教育領域「潰敗」的一個典型案例。對於南京大學來說，所有不能用來提高「排名」的人和事，顯然也就不那麼重要。比如說梁瑩除了學術不端外，教學事故頻發，但也沒有得到應有的處理。歸根結底，無非是上課好壞對南京大學的量化考核來說，無足輕重。大學之根本在於師生教學相長，梁瑩連教最基本的課程都是能偷懶就偷懶，無非也是和學校領導層沆瀣一氣，認為「教學生」這事與排名大計關係不大，所以才敢漫不經心，才敢為所欲為。

你說這是梁瑩的問題，但這難道不也是南京大學的問題么？如果作為招人單位的南京大學本身對人才的考核是扭曲的，那麼這種扭曲之下，就難免造成在蘇州大學念碩士在南京大學念博士的梁瑩，參照「扭曲的標準」來打造自己。如果論文數量是招人單位最看重的，那麼梁瑩們就會前赴後繼提高自己的論文數量，而不會或者較少考慮論文質量。

常理上，但凡學校校長書記們有些許愛校之情，多多少少會愛惜自己學校的名譽。然而，多少校長書記只是貪戀行政級別而已。你難以期待官員會為「大學聲譽」這種長期產品負責，自然是越快越好，恨不能一天就搞成「雙一流」。所以這種奇怪的「官」管大學體制下，指望官員良心發現，關心大學聲譽，怕是還不如指望韓春雨作出諾獎級貢獻呢。

所謂系統性失敗，是一連串的失敗，從教育學生到招聘老師，每一個環節都失敗了。

3.她不是一個人

但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縱使學生失敗靠導師，導師失敗靠大學，南京大學失敗，尚有教育主管部門把關不是？

根據公開履歷顯示，梁瑩從2009年入職南京大學以後，2010年被評選為江蘇省高校「青藍工程」優秀青年骨幹教師，2011年度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2014年度被評選為首屆江蘇省青年社科英才，2015年度入選首屆教育部長江學者青年學者，2016年度獲得國家優秀青年基金項目資助，2017年入選中組部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也就是說，地方上的主管部門和教育部及中組部都沒有發現梁瑩造假的問題。而梁瑩那些從資料庫里消失的論文，恰是她「成功」路上的墊腳石，但主管部門顯然也沒有對梁瑩進行有效考核。

當然梁瑩和南京大學也不是個案。根據中國社科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的相關研究，2017年全國科研機構有400篇論文被國際知名期刊撤稿，撤稿最主要的原因是學術不端，佔到了總撤稿數量的75%以上。而南京大學在這個論文撤稿榜單上，甚至都沒有擠進前20名。

層層考核失敗，卻又單純以數量考核為導向，那麼一級級往下潰敗就在所難免了。甚至有些人尚未踏入大學校門，卻已經泥足深陷學術造假。2018年夏，河南省鄭州一中有家長質疑自家孩子的高考答題卡被調包，這個事件鬧得沸反盈天，不過河南省紀委監察委調查之後最終認定考生答題卡均為本人書寫，不存在調包現象。

但這個事情後續發酵，令人大跌眼鏡。其中一位涉事蘇同學通過北京師範大學自主招生初審的論文，被發現涉嫌抄襲。蘇同學的父親大言不慚：「天下論文一大抄。」而且蘇同學的父親不以為恥是有「底氣」的，因為鄭州一中還有四位同學的自主招生論文也是抄來的。

從清華大學跳槽到普林斯頓大學的顏寧博士最近在微博上說她招學生的時候，從來不會把本科生有沒有發過論文當做一個標準。是的，除了少數天才，本科生髮論文那不是注水文章是什麼？更不用說高中生髮論文了。但超過20個國內頂級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試簡章里，堂而皇之地將此作為一個標準。你說到底誰扭曲了呢？

4.梁瑩們會不會捲土重來

我在好幾個微信群里看到這樣一個問題，假如一個犯錯誤的學者改過自新，學界是不是應該給第二次機會？畢竟罪犯都有第二次機會，學術造假離殺人放火到底還是有點距離的。

甚至有個別同行表示，學者悔其少作，難道不應該再給個機會嗎？但是有瑕疵和出錯的作品，與抄襲作假的作品，是有本質區別的。我個人覺得學者悔其少作，與梁瑩處心積慮地掩蓋自己學術不端行為，是有十分重大的差異的。悔其少作很正常，你小學時候寫的高分作文現在拿出來看，自己都可能笑掉大牙。在學術生涯初期，發表的文章有瑕疵，甚至出錯，你通過後續的發表來加以改進，這個是很自然的過程。

但系統性刪除自己作假的文章，試圖毀滅自己學術不端的證據，享受現有榮耀但不承擔責任，我不覺得學界需要給梁瑩個人第二次機會。你不要說學術圈裡的人妒忌心中，這放在哪一個普通人面前大家都會心裡不平衡。

梁瑩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辯稱：「我這條路有多難你知道嗎？」通過學術不端累積獲取資源，拿了各種獎項科研基金，你的「難」相比起那些因為你弄虛作假佔用公共資源而苦苦掙扎的學者的「難」，簡直不值一提。

事實上，梁瑩2016年還在《改革》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跨學科研究的學術誠信與學術規範》文章，裡面寫道：「跨學科研究從開始啟動到中間探索，最後到對其成果的評價環節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學術誠信的踐行情況和學術規範的遵循程度。」說得我都差點信了。

這麼一條長路走過來，梁瑩有無數次改正的機會，但是她放棄了。因為她覺得「難」。

「這條路有多難你知道嗎？」是一個情真意切的問題。但我也想問：從梁的失敗，到黃健榮的失敗，到南京大學的失敗，到教育主管部門的失敗，走這麼一條系統性失敗的道路到底有多難，你可知道？

如果沒有觸動，單純認為這是梁瑩的問題，全讓梁瑩背了鍋去，也未免太過避重就輕。學者如果不能認真對待同行評議，大學如果不能實行大學本位還是官本位，教育主管部門如果還是數字出政績思維，那麼梁瑩們捲土重來不是未可知，而是肯定的。

那麼到底要怎麼做才能防止梁瑩事件重演呢？反思梁瑩事件，我們當然在諸多環節也有改進的餘地。首先，本科生髮論文這件事，要重新思考一下具體的意義在哪裡。對待本科生的考核，不能一門課僅僅依靠一兩次考試或者寫一篇期末作業，而是要均勻分散到每一周去。這樣自然會增加教師的工作量。但說實話，現在難道不正是一個契機反思一下未發表數量論么？當然你也可以專設研究崗。但教師教師，天職之一就是好好教學生啊。

其次，碩士博士論文的考核，導師如果把不住關，就應該徹底取消未來五年乃至更長時間的招考資格。學生進來，導師本就要花心血栽培，學生才尊師重道，師生才教學相長。

最後，要建立起學術共同體，要形成真正的同行評議。這不僅僅是說有那麼一套制度擺在那裡，而是說要有好幾代學者的實踐，最終內化到學術研究和評價的每一個環節里。

小結起來，就是要「學術本位」。搞學問的事，讓那些學者們去共同治理，去相互競爭，去去蕪存菁，而不是圍繞個別領導的喜好或者其他的宣傳打轉。但正如前面分析的，層層考核失敗的體系里，說一句「學術本位」又豈容易哉？治標不治本，學術腐敗只會花樣翻新而已。

最後，我覺得還必須清楚強調一件事，就是學術本來就是「難」的。天下本就沒有輕鬆的學術之路，你梁瑩是以為施一公和顏寧輕鬆？還是以為批評你和你劃清界限的社會學前輩們像謝宇、吳曉剛、趙鼎新們輕鬆呢？所以這才需要天下的好頭腦，為人類知識的一點點進展，殫精竭慮。這才是「難」應該有的意義。

【注】本文原標題為《這條路有多難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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