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為什麼會兩次輸掉世界大戰

哲理 11-12

1918年11月11日，歷經四年苦戰的德國正式宣布投降。這對原本滿心想要獲勝的德國人是一大打擊[1]，加上這場戰爭直到此時，都沒有任何一個外國士兵踏上德國領土，而且此前德國已在東線取得巨大勝利，這些都使得後來德國人在遭到《凡爾賽和約》苛刻對待時，愈加難以心服口服。

最終，二十年後，世界大戰再度爆發，

德國又一次戰敗

，這回它可就沒那麼幸運了，終於受到盟軍四大國的共同佔領，分割為東西兩個德國——法國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對此有一句挖苦的話：「我很愛德國，愛到一個嫌不夠兩個才好的程度。」[2]

儘管德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閃電戰」在軍事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攻勢更為凌厲，但如果從大的國際格局上來看，相比起一戰並無太大改變：

它的海空軍無法攻佔英美本土，雖然深入俄國/蘇聯境土，卻不能徹底佔領

（一戰時還至少迫使俄國退出戰爭），

唯一驚人的差別就是迅速擊敗了法國。

這都意味著當時的國際力量格局很難在短期內發生巨變，就算換一撥政治家、換一種打法，但最終結果仍然不會有太大差別。國家之間的實力均衡是長期累積的結構性因素，戰略戰術的方案可能會改變局部戰況，但在曠日持久的大戰中拼到最後還是取決於總體實力。

在1789-1990年之間的兩百年里，法、德、俄三大國試圖主宰歐洲大陸的企圖都先後失敗了，這一戰略意圖無一例外地遭到了英國（後來再加上美國）的反對，而其中任何一個歐陸強國最多擊敗一兩個主要敵國（如拿破崙法國擊敗了普魯士和奧地利、納粹德國擊敗了法國，蘇聯則控制了德國的一部分），卻不能制服大陸上剩餘的力量。從這一點上來說，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其實說到底是受制於歐洲長久以來的戰略均勢，無法集結起一個對自己有利的同盟。

1915年同盟國與協約國的勢力分布圖，圖裡同盟國標示為紅色，協約國為綠色，中立國為黃色

反德同盟的形成

簡單地說，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的敵人太多，而朋友（尤其是有用的朋友）太少。當時的德國在歐洲大陸足可擊敗任何一個潛在對手，但卻無力與所有大國為敵。它的盟友，無論是一戰中的

奧匈帝國

[3]還是二戰中的

義大利、日本

[4]，對

德國

贏得戰爭的幫助都不大[5]。

一戰時，德軍總參謀長毛奇就曾輕蔑地說，義大利如果是敵國，德軍只須四個師就能對付它；如果是盟友，反倒要派出六個師才能協助它防守。

奧匈帝國在一戰中無法抵擋俄國，屢次需要德國出手，更不用說正是它將德國拖入了戰爭。二戰中與日本結盟所得到的好處也極少（既得不到直接援助，也不願輔助進攻蘇聯，只能有限牽制英美力量），壞處卻極大——德國由此被拖入對美作戰[6]。

從大國的格局來說，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其實都面對著主要大國的

反德同盟

。在1861-1890年間曾主政長達近三十年的「鐵血宰相」俾斯麥有一句名言：

「一切政治都可以簡化為以下公式：只要世界的命運取決於五個強權之間的脆弱平衡，設法加入一個三方同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防止他國結盟。」

[7]

他所說的五強，指的是

英、法、俄、德、奧

，而他心目中的三方同盟，則是後三者的組合。這充分表明了俾斯麥精明的外交政策思路：首先，在國際政治格局中，永遠要站在多數派這邊；其次，盡量避免成為他國聯合起來針對的目標。德國輸掉世界大戰，可說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對自身力量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幻覺，

忘記了俾斯麥的忠告

。

如果對比俾斯麥在統一德國時的成功，這一點就更明顯了。

在1862-1871年間，當時的普魯士在俾斯麥引領下打了三場乾淨利落的戰爭，成功主導了德國的統一，

但這三場戰爭都有如下顯著特點

：

每次只針對一個敵國；

戰前先孤立敵國，或盡量使之顯得理虧；

目標極其明確而有限；

一旦開戰便全力以赴，在可能引起戰爭擴大化之前便結束戰爭；

確保不會引起外國干涉。

《俾斯麥：一個普魯士人和他的世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在1862年的普丹戰爭中，他算準了英俄只會進行虛弱無力的抗議[8]，對唯利是圖的法國政府則許諾加以補償，為免奧地利反對，俾斯麥甚至以德意志的名義，拉上奧地利一同對丹麥開戰；1866年普奧戰爭中，俾斯麥顧忌到俄國而做出讓步，並利用了英法俄三大國之間的矛盾，使它們不至於將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9]；1870年普法戰爭就更為謹慎了，他不僅事先設下圈套讓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顯得驕橫可恨，而且充分利用了當時歐洲各國更擔心法國獨霸的心理[10]，確保英國和俄國不會支持法國，然後迅速擊潰法軍。為了達到這些目的，「

他願意使用一切可能手段，不惜與他人結盟，迎合曾經令他討厭的想法

」，身段極其靈活，都是為了能夠避開干預，精準快速地打擊對手。

英國在普法戰爭爆發不久就宣布了中立，而開戰僅40天拿破崙三世就被俘，英國就算想干涉也來不及了。

在1871年之後，正如17世紀法國取代西班牙一樣，德國取代法國成為歐洲大陸上的霸主（也是俄國以西單一政府之下人口最多的國家），這被普遍視為影響歐洲力量均勢的一個關鍵轉折點。那時的德國的確蒸蒸日上，自我感覺極好，正如Modris Eksteins在《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現代的開端》中所說的，

「1871年的軍事勝利之後，歐洲沒有人——德國就更不必說——還會懷疑德國人是歐洲，很可能還是全世界最可畏的陸上軍事力量。到了1914年，國內外都有一種共識，認為德國在經濟和軍事上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11]

在1890年俾斯麥被解職之後，德國國內對自身力量的膨脹使上上下下都產生了錯誤的判斷，盲目自信到了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以至於輸掉世界大戰之後都久久無法接受這個現實。

「鐵血宰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

相比起來，後來成為他敵手的那些國家大多有著相當明確的思路。英國為了保持歐洲大陸的均勢（balance of power），一向

與任何試圖稱霸歐陸的強國為敵

，至少在它強大到足以威脅英國海上霸權地位之前出手介入。由於陸軍實力遠不如其它歐洲大國，英國只能依靠與他國結盟的方式達到這一目的，早在七年戰爭期間，普魯士就曾是英國的「歐洲大陸之劍」[12]。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1840-1861年間在位）也曾在外交政策上親英和親俄之間搖擺不定，對此沙皇曾冷嘲熱諷地說他

每晚入睡時還是俄國的朋友，轉天早上醒來又變成了英國的朋友。

普魯士能長期維持和英國的良好關係，原因很簡單：在長達兩百年的時間裡，英國主要提防的一直是法國。休謨便真誠地相信，法國的野心是17世紀末以來歐洲國家體系動亂的主要原因，而法國的野心之所以未能得逞，只是因為受制於一個廣泛的歐洲國家同盟的存在，機警而勇敢的英國在其中發揮了領導作用，是「歐洲普遍自由的衛士和人類的恩主」[13]。

對英國來說，當時的普魯士是「離岸平衡」理想的結盟對象：普魯士沒有戰列艦、沒有殖民地，更不可能像法國那樣連續擊敗歐洲列強合力圍剿五次。甚至普法戰爭中英國袖手旁觀也合情合理：普魯士贏了戰爭，打破歐陸平衡了嗎？但如果是法國贏得戰爭，德意志諸邦還能有什麼力量阻止法國一路平推到莫斯科？

但在1871年之後，崛起後的德國逐漸變成了英國的對手。這些故事已經眾所周知，不僅僅是英國對德國力量的警惕，還因為德國對自己的力量越來越不加掩飾。俾斯麥還對德國的海外擴張相當消極[14]，而1890年後主政的威廉二世卻再三聲稱

德國也要有「太陽底下的地盤」，在海外和英國爭奪殖民地和市場，並推進無畏級戰艦的建造，這些毫無疑問都被英國視為威脅。

儘管如此，1913年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仍然認為，由於和德國的商業關係，英國正漸漸把德國從潛在敵人的名單上劃掉，因為「跟頭號客戶過不去是最愚蠢的行為」。然而德國並沒有重視從商業、和平事業的角度維繫好與英國的關係，只是在不斷衝撞英國的同時又一廂情願地抱有和英國結盟的矛盾願望。

法國就更不用說了，在1870年普法戰爭中失敗後，法國非常清楚自己需要盟友，否則不可能在下一次衝突中戰勝德國，與他國結盟是法國唯一的希望。直到1913年，法國小說家Octave Mirbeau還曾在私底下說：

「我們不會打仗的，因為不出30天就會被打得落花流水……我們法國的政客心裡都明白。」

[15]但法國當時對德國的相對弱小也給了它一個意外的好處：它不再像以前那樣被視為可能稱霸歐陸的一大威脅，因而英法關係迅速得以改善[16]。1913年1月當選法國總統的好戰政客雷蒙·普恩加萊本身就是洛林留在法國那一部分的參議員，他深知要捆住德國的手腳，必須有俄國，因而他堅決走親俄路線，甚至比聖彼得堡還要親塞爾維亞；1912年巴爾幹危機中，奧匈帝國干預塞爾維亞時，時任法國外交部長的普恩加萊告訴俄國大使：「如果俄國開戰，法國也會加入。」

按俾斯麥的設想，如果德國要立於不敗之地，就應當在歐洲五強的格局中加入一個三方同盟。

純粹從政治和軍事角度來看，如果德國無法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和法國幾乎肯定會與它為敵，那麼它的最佳選擇是

確保美國和俄國至少不與自己為敵

。美國參戰很晚，在一戰之前歐洲老派政治家眼裡也不重視，因而對戰局產生巨大影響的還是俄國。

但德國的失敗之處在於：它也沒能爭取到俄國。

失去了俄國，輸掉了戰爭

俄國雖然落後，在陸軍可徵調的總兵力多達650萬人，戰爭潛力極大。1831年，尼古拉一世在自己的備忘錄上寫下了這樣的話語：

「俄國是個本身就強大可畏、吉祥幸運的國家；它永不會對鄰國或歐洲構成威脅。然而，它的防禦地位必須給人如此強烈的印象，以致對它的任何進攻都變得不可能。」

[17]英國外交部長愛德華·格雷爵士1914年4月前往巴黎和俄國人談判海軍協定時，便對法國總統普恩加萊說：

「俄國的資源非常富足，就是我們不去支援俄國，時間一長，德國人也要山窮水盡的。」

[18]一戰中俄國雖然率先對德國屈服，但也讓德國很傷元氣，即便俄國保持中立，也能大大增強德國獲勝的概率。

從某種意義上說，德俄關係的破裂，是一件相當不可思議的事，對20世紀的中東歐地區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俄國都有不少政治人物覺得相比起西歐的民主國家來，德國是「天然盟友」[19]。1892年，歐洲最反動專制的俄國與革命的故鄉法國竟然結成同盟，這在當時人看來簡直是「最不可能的事」，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們對德國崛起的共同恐懼。

實際上，如果德俄關係仍然不錯，那麼薩拉熱窩的暗殺發生之後，很可能也不是引爆世界大戰，而會在德俄奧三國之間悄悄協商解決。

如今很多人已不了解，在長達數百年的時間裡，俄國與德意志地區（尤其是普魯士）之間有著長期密切友好的聯繫，「普魯士」（Prussia）一詞的原意便是「臨近俄國（Russia）之地」，而俄國上層貴族中的很多人也都有德意志血統，甚至「聖彼得堡」這個名字就是德語形式，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打之後俄國把首都名字也改回了更符合俄語習慣的「彼得格勒」。

1772-1795年間俄國、普魯士、奧地利三國三度聯手瓜分波蘭，統治者上層可謂親密無間；在1814-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之後，這反動保守的三國組成的「神聖同盟」長期表現出意識形態上對革命進步力量的共同敵視。雖然這一同盟於1848年瓦解，但俾斯麥自1853年起就開始務實地考慮外交聯合，並自此堅持將俄國作為普魯士第一盟友的外交方針[20]。當波蘭人於1863年起義時，俾斯麥迅速徵調普魯士軍力協助俄國人鎮壓。也正因此，在1871年普魯士統一德國時，俄國並未插手干涉——

在近現代史上德國兩次重新統一都離不開俄國的中立，而最終俄羅斯都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

[21]。

在德國統一之後，俾斯麥作為一個保守派政治家，深知法國是世仇，而英國他也不親近，因而一直力求重建這三大保守勢力之間的同盟——即所謂

「三皇政策」

，並始終從根本上信任這種聯盟關係，一再強調君主團結的原則，以便儘可能久地穩住這兩個盟友。1873年秋，這三大帝國簽署一個新協定，同意通過持續磋商「鞏固當前歐洲的和平局面」，尤其「要在原則問題上表態一致的機制」。

德國統一的三大功臣 - 俾斯麥、羅恩、毛奇（老毛奇）

俾斯麥非常清楚地意識到，德國的崛起在顛覆傳統均勢格局之後引起了其它國家的恐慌，因而他當時不斷重申：我們

「已經吃飽了」

。他不僅在所有公開和外交途徑中對德奧「合併」予以正式拒絕，還再三安撫俄國，德國絕無領土野心：

「即便對波羅的海的人民再有同情心，也絕不可能在那兒為德國人謀取什麼。」

[22]他並不怎麼擔心奧地利、法國、義大利的結盟，認為這不構成真正的威脅，但俄法聯盟才更讓人「感到危險」[23]。

但從1875年起，德俄關係就開始出現裂痕，從這時候起，英法俄聯合對付德國的可能性第一次出現了[24]，

在當時善於煽動的法國政客布朗熱口中，首度提出了俄法聯盟這個俾斯麥最大的噩夢。

漫畫：俾斯麥孤立法國（圖左下角女孩）的外交手腕

等到布朗熱失敗、1877年法國建立了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後，俾斯麥對法國復仇的恐懼暫時消失了，甚至為了轉移法國的不滿而樂於支持它在海外殖民事業中獲得好處。當然，他並不抱幻想，在其外交政策的綱領性文件《基辛根口諭》（1877）中，俾斯麥提出，當時

「除了法國之外的所有大國都需要我們，它們會通過各自之間的關係防止針對我們的聯盟出現的可能」

，因此，最重要的是保持英俄在君士坦丁堡問題上的爭端、俄國與奧地利在巴爾幹的矛盾，以及在埃及和地中海問題上離間英國和「與我們永久為敵的法國」。這些在當時是真切存在的矛盾，長駐倫敦的德國記者Max Schlesinger在1878年還分析英俄開戰的可能性。

問題在於，這個複雜的外交遊戲只有俾斯麥能玩得轉，何況國內外的政治經濟關係正變得愈加複雜。自1870年代開始，德國的崛起深深影響了俄國的國家利益。當時德國工業快速發展，打擊了俄國原本就弱小的金屬加工、機械製造產業，1877年俄國於是上調關稅作為自保；這本來對德國影響不大，但在東部容克地主為主的農業利益集團壓力下，1879年德國開始採取保護主義傾向的關稅制度，這極大地影響了俄國經濟，因為糧食出口占當時俄國出口總量的九成多[25]，這筆收入本可為俄國發展自己的工業提供資金。雪上加霜的是，德奧兩國締結同盟，這項針對俄國的密約曾遭到德皇威廉一世的強烈反對，但俾斯麥的說法是

「俄國依然隨時能夠再次加入，成為現有兩個德意志國家同盟中的第三方」

，德奧同盟只是「第一幕戲」。的確，三皇同盟於1881年重建，但卻沒能成功打消俄國的顧慮，因為德國明顯對它的利益越來越不重視。

俾斯麥當政時還是極其注重對俄國關係的，他留下的忠告就是「永遠不要斷絕與聖彼得堡的關係」

[26]；尤其是極力避免向俄國開戰，他清楚地意識到，俄國是「打不垮」的，並且「一場席捲整個歐洲的大戰」不會帶來真正的贏家，只會「帶來一場全面的災禍」。

1887年，當德軍總參謀長老毛奇提議對俄國進行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時，俾斯麥有一個絕妙的回答：

他不想「因為怕死就去自殺」

[27]。他拒絕與俄國為敵，1888年還清楚地對駐維也納大使所說：

「最輝煌的勝利也沒有用：俄羅斯民族的帝國不可摧毀，它的強大來自氣候、沙漠和節儉，來自只需守衛一側邊界的優勢，它被打敗後仍將是我們的死敵，渴望著復仇，就像今天在西方的法國。」

但一個越來越清楚的事實是，當時國家之間的關係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取決於君主之間的個人關係或某幾個決策者的偏好，儘管威廉一世、俾斯麥都親俄，而一戰時的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對德國也不無好感，但這仍然不能阻止兩國走向敵對，因為更為抽象的國家利益、政治趨勢正在越來越深地影響著國際關係。

1905年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德皇威廉二世（左）會面

在德國國內，在戰前的那些歲月里，俄國幾乎是不分政治左右翼都厭惡的對象：社會主義者認為俄國是最專制黑暗的國度，因而在戰爭爆發時，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在一份關於國會戰爭撥款問題的聲明中說，這事關保衛祖國、反對俄國專制制度，是「保障我國的文化與獨立」的問題[28]；而在政治的右翼，保守主義的東部容克地主同樣蔑視俄國的落後，為了保護自身利益而不惜以俄國為代價向東擴張。至於自由派，雖然有別於狂熱的民族主義分子，但又以另一種方式漠視俄國，他們大多抱有濃厚的親英傾向，主張與英國結盟，而把法國和俄國看作是德國「天生的敵人」[29]。

這種對俄國越來越不加掩飾的敵意甚至出現在官方媒體中。

1883年柏林市場發行俄國債券時，《柏林日報》刊文呼籲德國人不要把錢投給一個試圖對德國發動「毀滅戰爭」的政府。

俾斯麥警告外交部，官方媒體不應使用這樣的語言，但這仍然未能阻止德國人對俄國的敵意。

更為關鍵的是：隨著事態的發展，德國越來越發現，不可能同時保持與奧匈帝國和俄國的友誼。

這兩個帝國當時都在激烈爭奪衰落中的奧斯曼帝國遺產，為爭奪東南歐不斷發生矛盾衝突。奧匈帝國試圖吞併南部斯拉夫各國，而俄羅斯卻因為同屬斯拉夫民族和東正教信仰的緣故，一直堅定支持塞爾維亞和黑山。

俾斯麥就曾抱怨，他站在奧地利人和俄國人中間，

「就好比是站在兩條咬人的惡狗中間，只要將他們的頸圈鬆開，雙方定會撕咬成一團」

[30]。俾斯麥試圖實行積極、公正的政策，既安撫又強迫俄國，恩威並用，以保持對立雙方的信任；然而，且不論在俄國看來德國常偏向同屬德意志的奧地利一邊，德國的這種姿態本身就讓俄國怨恨：因為1871年之前的普魯士本是俄國的小弟，如今居然以高人一等的調停人自居。

在柏林會議之後，俄國對德國的怨恨與日俱增，《莫斯科時報》的編輯卡特科夫充分利用這種情緒，不斷宣揚俄國不需要謹慎政策，而應「騰出手來」，擺脫德國的束縛[31]。

到1890年俾斯麥下台時，維持兩國友好的最後一根支柱倒下，雙方日益走向對立。

漫畫：Dropping the Pilot（領航員下船），意指俾斯麥隱退

第二年，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就說：

「一旦法、德兩國開戰，我們必須全力以赴打擊德國，不讓他們從容地把法國打倒然後馬上轉過來對付我們。我們必須糾正過去的錯誤，一有機會就要把德國摧毀。」

[32]

再過一年，

俄國與法國正式結盟，俾斯麥曾經最大的噩夢由此形成，這已經註定了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命運。

走向自我孤立的大國

事後來看，有一點是很清楚的：

德國在戰前就已逐漸陷入自我孤立。

它唯一還算可靠的盟友是文化上有親緣關係、力量上是歐洲五強中最弱的奧匈帝國。奧匈帝國在一戰中除了抵擋義大利進攻之外，談不上對德國有多少實質性的幫助，卻把德國拖入了世界大戰——事實上，如果不是有德國撐腰，奧匈帝國政府在處理塞爾維亞和薩拉熱窩事件上也不會那麼毫不妥協。

早在1912年巴爾幹危機中，德皇就親自向奧匈帝國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承諾，如果俄國進行軍隊動員，德國將不會坐視不管。薩拉熱窩事件後，一開始德奧兩國希望能把衝突控制在局部層面，正是在德國的空頭承諾下，奧地利對塞爾維亞發出苛刻的最後通牒。德皇威廉二世錯誤地判斷了俄國插手支持塞爾維亞的決心，並一廂情願地堅持「奧地利與塞爾維亞的爭端只是奧地利的事，與俄國毫無關係」，但等他意識到事態嚴重、俄國要進行戰爭總動員時，已經來不及約束奧地利的行為了。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在薩拉熱窩被刺殺，這起事件成為一戰導火索

與俄國關係的惡化決定了德國的敗局。

德俄關係是俾斯麥所有外交政策中最複雜和最有爭議的部分，無法駕馭對俄關係直接威脅到俾斯麥的整個外交體系[33]。如果能與俄國結盟，安定後方，即便與英法競爭，德國也未必落敗；然而德國的統一本身損害了俄國利益，之後兩國在經濟、意識形態等各方面均出現了矛盾，更重要的是德國在崛起之後未能顧及到俄國的利益，以至於局面終於逐漸失控。到一戰前夕，兩國在各方面的隔閡加深，恐怕就算俾斯麥在世也無法構建起德俄同盟了，但至少有一點可以想見：

如果是俾斯麥，他不會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輕啟戰端。

基辛格曾說過，「俾斯麥的悲劇在於，他留下的偉大遺產無法被吸收。」

在他身後，仍有一些德國外交官堅決支持俾斯麥親俄的傳統外交政策，如二戰前最後一任駐莫斯科大使馮·德·舒倫堡伯爵（1875-1944）自1934年任職之後一直在兩國間努力調停。1941年6月希特勒入侵蘇聯後，他準確地預見到這是國家將遭大劫的先兆（他從未懷疑德國終將一敗塗地），自此更加疏離他本來就厭惡的納粹體制。但像他這樣老派的外交官已甚為少見，在1890年之後德國上下都野心膨脹，原本那種謹慎、注重均衡的信念已逐漸消退，由於對自身的實力充滿了不切實際的幻想，當時的德國也大大低估了俄國的力量和重要性。

在把俾斯麥解職之後，當政的德皇威廉二世醉心於展現德國的力量，屢次不加掩飾地不滿現有的國際秩序。1913年，威廉皇儲出版一本愛國高調的書籍，宣稱「永遠和平的可能性純屬白日做夢」，認為戰爭是由於一個新興大國遭到了不合情理的限制，自然也要把自己的動能釋放出來。

如果不是德國咄咄逼人地表現出改變現狀的慾望，英法俄三國也不可能主動聯合進攻德國，甚至都未必會因為共同恐懼而結盟。

在當時的狂躁之下，德國政治家忘記了韜光養晦，不去試圖安撫國外情有可原的疑慮，反倒讓它們證實了自己對德國的擔憂是有道理的。

德國這種自我孤立的另一個側面是：它太以自身的民族國家利益為中心，以至於很難體會別國的感受。

德國缺乏同盟的一個原因就在於，它很難在平等基礎上與他國進行協作，因而往往只有支配的僕從國，那就很難有一個強國和它結盟，因為德國所尋求的支配企圖本身就違背大國的根本利益；如果德國要在這一基礎上一意孤行，那就只能找到意識形態上的合作者。

到二戰期間，這種自我中心主義走向了極端偏執的地步

，因為納粹德國實際上對抗任何非日耳曼種族的國家[34]。儘管希特勒在萊茵蘭、奧地利、蘇台德等問題上也展現出俾斯麥在統一戰爭時那種精準手術式的老到權術，但他還是無法找到實質性的同盟，最終陷入和一戰相似的困境。

這是一種自我孤立的戰術：把自己封閉在缺乏外部同盟和志願者的狀態下，固執地與所有人為敵。

很多中國人都覺得慈禧太后在義和團事變時對十一國宣戰簡直瘋狂，那麼，此時的德國其實也差不多。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打響不久，德國熱門作家奧托·恩斯特在民族主義報紙《日報》上發表的一首詩，提及德國已經同七個國家開戰：

「啊，我的德意志，你想必極為強大，/極為健壯，/所以才會沒有人膽敢獨自向你挑戰，/而必須另外再找六個幫手。」

這也真不知是讚許還是挖苦，但有一點很明確：德國人後來為自己這種自我孤立吃夠了苦頭。太過一意孤行的結果，只能是激起更多人反對自己。不論是一戰前，還是在納粹德國時期，德國的統治哲學往往都是起反作用的。

當然，反過來說，也正是因為德俄兩敗俱傷，中東歐的小國才迎來了自己的機會，但對德國自身來說，這個歷史教訓就太深刻了。現代世界是一個各國力量組成的脆弱平衡，當一個新興大國崛起時更是需要小心不要招致太多的反對，否則殺敵一萬，自損三千。最重要的，是兼顧各方利益，開放機會，絕對不要自我孤立。

在這方面，不得不說，

英國是最好的典範

。自1453年百年戰爭結束之後，英國從未在大陸上單獨進行戰鬥，而總是結盟；雖然英國掌控世界海權，建成有史以來最成功的帝國，但數百年里從來沒有一個「反英同盟」。同樣的，在冷戰結束後一超多強的格局下，也從未出現一個「反美同盟」。這固然也是因為英美都孤懸海外，很難遭到外部的聯合進攻，但也因它們較少強行改變現行秩序。

對當今的世界而言，戰爭當然早就不再是解決之道，但世界政治的真諦不會改變：在「國際社會」這個社交圈內，只有顧及他國感受、實現共贏，才是真正符合本國利益的最好選擇。

註：

[1]當時雙方都筋疲力盡，確實也有人賭德國會贏。如列寧就認為獲勝的可能是德國，因此直至1918年9月，俄國還忠實遵照《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的規定，向德國支付了五期分期賠款中的前兩期，包括93噸黃金。參見Sean McMeekin《奧斯曼帝國的終結：戰爭、革命以及現代中東的誕生，1908-1923》，姚志宏譯，中信出版社2017年8月第一版，p.425

[2]轉引自Tony Judt《事實改變之後》p.53

[3]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協約國和同盟國兩大集團都想拉攏中立國家（希臘、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加入自己陣營，而爭取支持的籌碼都是領土承諾和戰後自由。不過這些小國的向背對當時的戰略大格局起不到決定性的作用。

[4]日本雖然在1936年便與德國、義大利一起結為同盟，卻一直不願與德、意兩國走得太近，直到希特勒在西線連戰連捷，才終止觀望。儘管如此，日本在戰爭期間既未應德國強烈要求對蘇開戰，也未能給予德國實質性的幫助。相反，美國為蘇聯提供了10%的坦克、12%的戰鬥機以及數目龐大的糧食和技術援助，盟軍的協同作戰也有效得多。見《世界帝國史：權力與差異政治》p.354

[5]德國在二戰中的諸多盟國雖然與納粹政府達成口頭結盟，但其忠誠度值得懷疑。歷史學家István Deák在其《審問歐洲：二戰時期的合作、抵抗與報復》一書中認為，二戰中德國的同盟體系模糊混亂，德國的盟國遠非納粹的傀儡，獨立性很強，而且這些盟友還彼此敵對，這些都削弱了它們對德國的有效協助。見該書中譯本p.80-81

[6]珍珠港事變後，希特勒搶先對美宣戰，這被普遍視為他在二戰中最愚蠢的決策失誤之一。如果德國避免對美開戰，或至少延遲開戰，對自己都是有巨大好處的。此前美國並無理由對德宣戰，像日本與蘇聯雖然在戰時分屬敵對陣營，但卻於1941年4月13日簽訂《蘇日中立條約》，約定彼此互不侵犯，直至1945年夏蘇聯結束對德作戰後才宣布廢除條約，正式對日宣戰。

[7]羅伯特·A.帕斯特《世紀之旅——七大國百年外交風雲》，胡利平、楊韻琴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p.104

[8]參見Fritz Stein《金與鐵：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p.73。普丹戰爭是俾斯麥的首次冒險，雖然英國人同情丹麥這個小國，但俾斯麥的速戰速決使他得以很快平息事態。當時在上海的英國人包臘說：「每艘郵輪的到來都讓我們充滿期待。我們期待聽到英國站在丹麥人一邊，向普奧宣戰。大家都覺得，英國政府膽小怯懦，連匹夫都不如，這實在有失顏面。」見《龍廷洋大臣：海關稅務司包臘父子與近代中國（1863-1923）》p.148。希特勒後來的閃電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對俾斯麥這一戰略模式的效仿，即認定英法不會為小國出頭，不過他在進攻波蘭時失算了。

[9]Christoph Nonn《俾斯麥：一個普魯士人和他的世紀》p.150-152，又參見Fritz Stein《金與鐵：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p.83-85

[10]當時歐洲各國普遍擔心的是法國稱霸，在普法戰爭前夕甚至普遍認為普魯士將會戰敗，1867年4月10日的《泰晤士報》抱怨說：「即便不是裝腔作勢，法國人的焦慮也沒有真正的歷史基礎，依據的只是瘋狂而虛幻的預言。但如果我們預測遙遠的未來，只怕最大膽的預言家也不敢說德意志有侵略企圖吧?」轉引自Fritz Stein《金與鐵：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p.178

[11]Modris Eksteins《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現代的開端》，李曉江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p.108

[12]Christoph Nonn《俾斯麥：一個普魯士人和他的世紀》p.80

[13]伊斯特凡·洪特《貿易的猜忌：歷史視角下的國際競爭與民族國家》，霍偉岸等譯，譯林出版社2017年4月第一版，p.317-318

[14]德國殖民主義無疑帶有反英元素，因此彼得·薩布羅夫就致信俾斯麥說：「我們祝賀貴國的新殖民政策取得成功。」——因為它具有反英性質。參見Fritz Stein《金與鐵：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p.568

[15]Charles Emmerson《1913：一戰前的世界》

[16]不過，英法關係仍然是有矛盾的，1898年的法紹達事件即表明兩國利益上的不一致。1902年《英日同盟協定》同樣意味著英國為日本在遠東挑戰俄國開綠燈，這一條約還威懾當時與沙俄親密的法國，阻止它介入可能爆發的日俄戰爭。

[17]帕特雷主編《現代戰略的締造者》，時殷弘等譯，p.345

[18]芭芭拉·塔奇曼《八月炮火》，張岱雲等譯，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p.49

[19]芭芭拉·塔奇曼《八月炮火》，張岱雲等譯，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p.52

[20]Christoph Nonn《俾斯麥：一個普魯士人和他的世紀》p.85

[21]Barbara Jelavich《俄國外交政策的一世紀：1814-1914》，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Christoph Nonn《俾斯麥：一個普魯士人和他的世紀》也有評述：「1871年德意志帝國建立和1990年德國重新統一也同樣存在共性。在這兩次統一過程中，都有一個盎格魯-撒克遜世界強國對其表示友好。此外，兩次統一時的東部歐洲大國——俄國都在忙著處理其他事務，尤其是本國國內的事務。兩大重要的歐洲大國——1871年的法國和奧地利，1990年的法國和英國——儘管它們在起初都更傾向於反對德國統一，但也並沒有能力予以阻止，反而對此做出了一些讓步。」見該書p.320

[22]Christoph Nonn《俾斯麥：一個普魯士人和他的世紀》p.255

[23]Christoph Nonn《俾斯麥：一個普魯士人和他的世紀》p.257

[24]Christoph Nonn《俾斯麥：一個普魯士人和他的世紀》p.259-260

[25]德國是俄國最重要的市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的1913年，俄國一半的進口來自德國，而出口則有三分之一去往德國。見《1913：一戰前的世界》p.130。關於德國關稅計劃對俄國地主精英的威脅，也參見Fritz Stein《金與鐵：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p.484

[26]羅伯特·A.帕斯特《世紀之旅——七大國百年外交風雲》，胡利平、楊韻琴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p.126

[27]羅伯特·A.帕斯特《世紀之旅——七大國百年外交風雲》，胡利平、楊韻琴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p.108

[28]Modris Eksteins《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現代的開端》，李曉江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中譯本p.129

[29]Fritz Stein《金與鐵：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p.481

[30]Fritz Stein《金與鐵：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p.281

[31]Fritz Stein《金與鐵：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p.603

[32]Barbara Jelavich《俄國外交政策的一世紀：1814-1914》，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

[33]Fritz Stein《金與鐵：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p.602

[34]《世界帝國史：權力與差異政治》p.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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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標題《德國為何輸掉世界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