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學士之李東陽，明朝最能忍的首輔，極力痛斥奸臣小人之作

歷代對李東陽《擬古樂府》的評價，褒貶不一，各執一端，褒者贊其「奇旨創造，名語疊出，縱未可被之管弦，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王世貞《書西涯古樂府後》），貶者斥其「不諧於金石，則非樂也；又不取古題，則不應附於樂府也；又不詠時事，如漢人歌謠及杜陵新題樂府，直是有韻史論，自可題為史贊，或曰詠史詩，則可矣，不應曰樂府也……引繩切墨，議論太重，文無比興，非詩之體也」。（馮班《鈍吟雜錄·古今樂府論》）。

李東陽詩中還有眾多痛斥奸臣小人之作，他們或昏愚荒唐，不識大體；或不仁不義，背君棄主；或嫉惡賢能，殘害忠良，作者對這類人從多角度、多側面展開來寫。是非不辨的卑劣行徑，其身為人臣，為逢迎聖上，不得持公守正，作者此詩隱然有鑒古誡今之意：身為臣子須為國盡忠，人主行事失正，當至誠相諫，何惜一己之身而於社稷大局不顧。《問中使》、《三字獄》兩詩都旨在鞭撻奸臣忌嫉忠賢、殘害忠良的無恥行為。

三大學士之李東陽，明朝最能忍的首輔，極力痛斥奸臣小人之作

針砭昏君奸臣的作品在李東陽百首擬古樂府中佔有較大的部分，它們的出現與作者的思想意識緊密相關，透過它們可反觀傳統文化在作者思想深處留下的印記。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大都接受過儒家的傳統教育，重視「立德、立功、立言」，這也是指導其言行的座右銘，而三者中「立德」是根本，「立言」在作者看來在於「明天下之理，載天下之事」。（《曾文定公祠堂記》），而所謂「立功」終究也服務於「立德」。

如《淮陰嘆》，此詩追述韓信在輔助劉邦建國後慘遭誅殺的史實，在對史事的敘述中夾以議論，「古來鳥盡良弓藏，近時刎頸陳與張」，富理想色彩，作者於詩末重複發問：「淮陰之辭真有無？」更對詩旨起強化作用，顯然有替韓信鳴不平之意，綜合「鳥盡弓藏」的比喻，更增強了歷史人物身上的悲劇色彩。

綜觀李東陽百首「詠史」作品，其基調並非只是低沉與哀怨，昂揚與振奮的精神也閃現其間。如果說作者對昏君賊臣，悲劇英雄的抒寫給人以沉重、慘痛和凄烈之感，那麼對豪傑義士、清官賢臣、隱者山人的詠贊則使詩作呈現出有別於「灰暗」的一份亮色，不禁令人欣慰與鼓舞。另如《漢壽侯》一詩通過寫關羽「冠三軍，振華夏。斬仇將，報智者……」，贊其英武神勇，義薄雲天。

李東陽對歷史內容的抒寫，絕非浮光掠影、蜻蜓點水般的娛弄筆墨，而是在對歷史與現實、往古與今昔的比照和探究古今之變的同時，還思考為官為政之道及為人處事原則。這些內容也顯示出他的歷史觀、人生觀和政治思想。看《太白行》，此詩語調鏗鏘，用詞激烈。「秦王袍沾息王血」七字表明作者對太宗於玄武門之變奪嫡殺兄行為頗有微詞。在作者看來，「太宗縱有利於天下之心，亦未必若是烈也」。

他在宋亡後仕元的經歷為作者所詬病，「不獨行藏兩相似……雪樓之徒安足齒」句流露對其諷刺譴責的意味，可見作者在政治選擇上固信一臣不事二主的觀念。另就《斷弦曲》分析，此詩主要圍繞蔡邕女蔡文姬改嫁行為發以議論，責其「侍二夫」之行，詩末「君看荀爽女，一死萬事足」句，以荀爽女的「一死萬事足」對比文姬「翻為辱」，反映出李東陽思想中守舊陳腐迂頑的一面，這和他所處的特定社會及其文化語境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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