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罵日悍文：八個牙露！這樣笨，還要做強盜！

文史 11-13

日本童話里，有一則《阿蘇史和強盜》。

阿蘇史是京都的一個地方官，常常晚上加班，回家很遲。有一天，加班加得特別晚，他坐牛車回家，心裡不安，預感要碰到強盜。情急智生，他脫下衣服藏好，坐在車上，車前仍舊掛著帘子。

不久，果然來了五個強盜，趕車的、跟班的，見強盜來了，都丟下阿蘇史，紛紛逃掉。強盜用刀挑開帘子，一看大笑起來，原來阿蘇史頭戴烏紗，腳穿白襪，手裡捧著笏，光著屁股，正正經經坐在那裡。

強盜問他你怎麼這麼神經？阿蘇史說：「不是我神經，是剛才碰到強盜，被剝豬玀了，你們來遲了。」強盜恍然大悟，叫道：「一定是多襄丸那小子先下的手，走，我們找他算賬去！」於是手拿火把，一鬨而散。

阿蘇史望著他們的背影，哈哈大笑：「馬鹿野郎（八個牙露）！這樣笨，還要做強盜！」

這個日本童話，我認為最適合用來描寫這個島國。我讀日本史、讀中日關係史，讀來讀去，每當掩卷遐思，我都想到光著屁股的阿蘇史，和那笨得要命的五個強盜。

1933年，英國一代文豪蕭伯納訪問日本。在日本愛國者高叫征服中國的時候，他以諷世的口吻，告訴日本人：「日本人絕不能征服中國的，除非日本人能準備一個警察對付一個中國人。」

日本警察一個對一個日本人還不夠用，當然無法外銷支那，所以，蕭老頑童的鐵口直斷，自然也就言必有中。

但是，以日本那樣毫無幽默感的民族，哪裡聽得進去英國幽默家的忠告呢？

不來幽默的，迎合日本的嚴肅口味，來點嚴肅的怎麼樣？不行，還是不行。

嚴肅的是英國史學家湯因比的。湯因比在蕭伯納談話後，發表論文，指出一般人們認為日本發瘋搞侵略，對象只是中國不是美國這種說法，是站不住的。

湯因比說，抱這種看法的人，不了解瘋子的行徑。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候，德國若在西線採取守勢，不難在東線打垮俄國。俄國一垮，巴爾幹各國和土耳其都是自己囊中物，何必先發瘋，要把法國、英國、美國都攪起來，四面樹敵呢？可是，德國的瘋狂行徑是不可理解的，它就要蠻幹，把自己蠻幹垮為止。

德國如此，日本又何獨不然？不但何獨不然，並且尤其如此。因為日本的傳統文化中，根本就有「自殺」特色。仗打起來，日本還管什麼中國、美國，就會大幹特幹起來了。

「如果這種情形一旦發生了，整個大和民族毅然走上『切腹』之路，也並非絕不可能。」

「武士道」與「町人道」

可是，湯因比的忠告有什麼用？發瘋的人總歸要發瘋。日本在中國踩在夕陽里以後，果然動手惹老美。日本偷襲珍珠港，虎虎虎半天，證明自己不是老虎，而是一隻大笨牛——不是其笨如牛，而是笨得根本是牛。

丘吉爾在回憶錄中，把「桃太郎成牛記」消遺備至。丘吉爾認為，為日本打算，日本如果非打不可，也該打英國，不該打美國。那時候美國國會，僅以一票之差，通過延長徵兵法案，如果不以一票多數通過，美國就得在二次大戰四處烽火的當兒，自己先解除武裝，足見美國國內想置身事外的氣氛多濃。

在這樣氣氛下，日本可以放膽打英屬馬來亞、荷屬東印度，美國一定袖手旁觀，這比打美國的珍珠港聰明多了，可是日本當局太笨，老是下錯棋。

最後，日本打了中國又打了美國，史學家湯因比的預言，完全兌現，日本開始自殺了！

自殺，對日本說來，是「武士道」行為。一般人了解武士道，大都被它的浪漫與壯烈所吸引，而忽略它的傳統。大家看到日本武士的切腹，切得那樣浪漫、那樣壯烈，只驚嘆他們的從容，而忘了這種信仰，實際踩在一種先天不足的基礎上。

日本武士的信仰來自封建制度下的一姓打手信仰，武士道的先天只是一種「走狗道」、「保鏢道」。它一開始是制度化的，年深月久，轉為道德化。但是，不論怎麼轉，它的先天還是不脫愚忠與打架，找個不識大體的題目，「仇討」別人、「切腹」自己，仇討也好、切腹也罷，目的都是做一條轟轟烈烈的奴才，「為主家」。

如果日本人只來武士道，倒也好辦。武士道比較糊塗，不喜歡打小算盤，不會計算，雖然性好鬧事，可是鬧不大，還沒有大危險。但當武士道跟另一種「町人道」合流的時候，麻煩就來了！

「町人」就是日本商人。現在日本商人住郊區別墅，以前卻沒這樣神氣，以前都住街上、住特別規定的轄區里，所以叫做「町」。以前日本町人，和中國古代商人一樣，沒有社會地位，町人要靠諂媚武士來做生意，所以他的地位，就正像石秀所罵的，是給奴才做奴才的奴才，這種人好計算而短視，性格最下三爛，所以被稱為「町人根性」。

武士道加上町人道，就使日本人性格變得畸形，武士道使人過分趾高氣揚；町人道使人過分奴顏婢膝。前者強人對他鞠一百八十度大躬；後者對人鞠躬一百八十度。總之，不大鞠特鞠是沒完的，但大鞠特鞠，哪裡是正常的平等的與人「相處道」？所以，日本人表面是謙虛的，但骨子裡卻是自傲與自卑的扭曲結合體。

武士道和町人道的流變結果，日本就出來了兩種外形的人物——「軍閥」和「財閥」。

武士道流變出軍閥，町人道流變出財閥，軍閥和財閥只是兩種外形，並不是兩類人物，很多日本通分不淸這一點，卻號稱知日派，難怪老是出紕漏。武士和商人成為兩類人物，始終沒有混同，這種情形，只有在中國發生，在日本就不行。

日本的武士和町人，流變成軍閥和財閥的時候，混同得很厲害，株式會社的町人招牌下有武士，尊王攘夷的武士思路下有町人。換句話說，武士從商就是町人，町人拿刀就是武士，他們只是一類人物的兩種外形，是新日綜合體，不是兩類大和魂。

東洋統計學

有些字眼，大家都不要，卻喜歡丟給對方，「東洋」兩個字，就是其中之一。日本稱中國做東洋，其實日本在中國東面洋中，自己才是名副其實的東洋，於是，中國將這字眼擲回，叫日本是東洋。什麼東西都好端端的，可是一東洋化，就糟糕伊媽死，像「東洋菜」（料理）、「東洋車」（人力車）、「東洋參」（日本羶參）等等，一東洋，就荒腔走板，小題大做。其中最要命的，是「東洋統計學」。

19世紀的英國首相狄士累利，有一句名言，他說「謊話有三種：謊話、可惡的謊話和統計學。」（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lies：lies, damned lies, and statistics.）

統計學這種科學方法，和東洋參一樣，消受不好，就大受其害。日本町人喜歡打小算盤，抓到了統計學，認為獨得其秘，開始大統其計，什麼都一廂情願的統計起來。他們認為根據統計學，打中國會贏；根據統計學，打美國也會贏，殊不知毛病就出在統計上。最後吃了原子彈，證明了統計學是謊話，東洋統計學是東洋謊話，結果是，美國軍人佔領了日本。

美軍佔領日本以後，日本的東洋統計學家還在執迷不悟，搬弄個沒完。吉田茂做首相，料理善後，為解決糧食問題，向美國要食米。日本農林部估計需要450萬噸才能過關，可是美軍總部一算，不到六分之一——70萬噸——就能過關了。

麥克阿瑟把吉田茂找來，問他日本人的統計學怎麼可以這樣？吉田茂手一攤、臉一笑，說日本如果統計做得好，當年也不會發動太平洋戰爭了！

東洋統計學公算太平洋戰爭，毛病不在算出第一仗打得贏打不贏，而在沒算出打贏以後怎麼樣。就是說，不在能不能打下馬蜂窩，而在打下以後怎麼樣。日本軍閥和財閥的致命傷，實際在此。

日本人搞「東洋歷史」，費了九牛二虎的氣力，可是還是只見其小，不見其大，老是錯認中國。這毛病不在中國，而在日本的狗眼看人的低姿勢，自己矮，把別人也看小了。

遼耶律德光入中原，漢人起義群起，煩得耶律德光說：「我不知中國人難制如此！」乃引兵北歸。小日本那麼多「支那通」，卻不知道「中國人難制」。中國人難制，連中國人自己都制不好，哪裡輪得到小日本來制？小蛇吞象，真不知天高地厚。

日本支那通聽到中國人南蠻鴃舌，有的把日本念成「一本」（江西佬）；有的念成「二本」（湖北佬）；有的念成「四本」（寧波佬），弄糊塗了，不曉得自己是老幾、是幾本了，居然就想和中國「大東亞共榮圈」了，真是糊塗透頂，比中國人糊塗一倍。

中國人糊塗，是腦滿腸肥型，還有個譜；日本人糊塗，卻是滿腦肥腸型，攪成一團，慘不忍睹。非即服仁丹一萬粒，不能斷腸；腸不斷，就無法自腦中取出，只好昏頭漲腦，發展「精神動員」，日本軍部發行《帝國與列國的陸軍》宣傳冊，大喊精神動員，就正是滿腦肥腸的傑作。

何況，東洋統計學家在公算第一仗的時候，也因為「海賊酢」（lka Su）來得太多，結果善後難以料理。

日本打中國，一開始想到日俄戰爭模式，但日俄戰爭每天軍費只是360萬，打中國每天光前線就要500萬，第一個月的開支就超過日俄戰爭十九個月的總和。日本預估的「三個月亡華論」都不準，六個月也亡不下來。七十三屆國會上，近衛首相硬著頭皮說：「以後我們要準備做比以前更大的犧牲，不然的話，我們過去乾的事，就變成了未來的禍因。」

日本人已經一隻短腳插到泥里了！

抓兔子嗎？

一個人一隻腳插到泥里，拔不出來，至少要做到一點，就是避免另外一隻再插入，避免再製造新的禍因。但是這種聰明，日本當權派絕對沒有。如果有，早就不會來盧溝橋事變了。九一八事變，日本已吃下東北，還沒有消化掉，又要吃華北。宇垣看出這種危機，他說：「滿洲建設還沒完，又發生中日危機，等於同時抓兩隻兔子，最後一個也抓不到。」

但是，日本走的路，卻是抓第二隻兔子，並且用短腳大競走。山本五十六以聯合艦隊司令地位，先警告手下不得對珍珠港偷襲有異議，然後向上麵攤牌，不批准，就辭職。第三隻兔子就這樣抓起來，結果抓的不是兔子，而是老虎尾巴。真正「虎！虎！虎！」

「虎！虎！虎！」是日本空軍偷襲珍珠港成功的代號，誰想到這個代號卻一語雙關，偷襲到美國老虎的屁股上。

別以為東洋統計學只到抓三隻兔子為止，還有主張第四隻的呢！那就是東條。東條擔任陸軍次官時候，在盧溝橋事變後兩年一個月，在軍人會館在鄉軍人集會上，就主張為了解決「支那事變」，日本不惜對英美作戰以外，再對蘇聯作戰！

東條的行為不是東條個人的行為，東條的瘋狂也不是東條個人的瘋狂。看了《橋本日記》的人，都不難看到日本少壯軍人「尾風」（tail wind）對帶頭的影響，日本的「平均公民」既然如此走火入魔，東條的行為與瘋狂，只不過代言代表而巳。日本的「尾風」與「平均公民」，有幾個不贊成打中國的主意？有幾個不贊成「八紘一宇」征服世界的迷夢？

但是，「尾風」與「平均公民」的思想是哪裡來的？這又追溯到武士和町人傳統，這種傳統，新日綜合體得有問題，害了日本。

日本明治維新固然接受了西化，但在骨子裡，並不那樣一帆風順。傳統的新日綜合體開始端出一種「和魂洋才」的公式，定義就是「西學為體，日學為用」。這種公式是一種如意算盤，把西方近代文化看成一種百貨公司，可以任由日本人挑「好」的，不要「壞」的，然後加上日本自己的「好」的，來個二合一，創造出一種日本新文化。

就這樣的，日本選了西方的船堅炮利，丟了西方的良法美意；選了西方的帝國主義，丟了西方的民主基礎；選了西方的近代學術，卻加上町人本位解釋，生吞活剝出東洋統計學！

「西學為體」可使日本平步青雲；但是「日學為用」卻使原子彈平步青雲，第一顆原子彈炸到廣島的時候，日本防空總部接到的報告是：「投彈無數！」——最後還是統計得一塌糊塗，不知投彈只有一顆！

真是「日學為用」的東洋統計學啊！

據吉田茂總計：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完全枯竭中停止作戰。這個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估計，使日本過去的許多成就，都為之殉葬。戰爭使日本損失了68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差不多是戰前的一半。戰爭使日本死了200萬人，毀了250萬棟房子，首都出現300萬噸垃圾！

更嚴重的是日本人心理上的打擊。「因大多數日本人相信極端民族主義者所謂日本是無敵的斷言，他們深信國家從事太平洋戰爭是正當的。由於這些信念，他們在戰爭中曾經做巨大的犧牲，忍受無數的艱難痛苦，結果目擊他們的國家作戰的理由毫無根據，並被認為是侵略者。當然很多人為之震顫，對他們來說，這些事件的轉變等於精神權威和他們所信奉的一切格言全部破碎。」

好的失敗者？

如果時光倒流，把上面這些統計數字，帶到1941年11月29日的日本重臣會議上，不知東條有何感想？當天的會議，除了74歲的岡田外，沒人反對打珍珠港。東條會上大罵岡田是老不死，聲言日本打美國，不是亂打的，「有詳細數字的根據」！好個詳細數字的根據！所有的詳細數字，都化成了千百萬噸碎磚斷瓦，變成了吉田茂的歷史憑弔。

乍看起來，東條是禍國者，吉田茂不是，其實全不對。做奉天總領事時代的吉田茂，做田中內閣外務省次官的吉田茂，根本就是侵略的元兇，就像做滿洲國實業部次長的岸信介，做東條內閣商工大臣的岸信介，根本也是侵略元兇一樣。

日本人不論文的武的、老的少的，他們的心靈深處，都是武士町人的情結。因人而異的，只是比例的多少，而非事實的有無。

日本人咒罵原子彈盲目殺人不人道，說一下子使廣島傷亡13萬，災民17萬。但日本人何不想想：他們在南京睜著眼睛「人道」的殺人，一殺就是30萬！當日本東京80萬人大遊行，慶祝攻佔南京的時候，《日日新聞》的隨軍記者，在《紫金山下》專文中，曾有這樣的報道：

准尉宮岡和野田曾約定做一個砍殺一百敵人的比賽。12月10日，兩人在紫金山下相見，彼此手中都拿著砍缺了口的軍刀。野田道：「我殺了105人，你的成績呢？」宮岡答：「我殺了106人！」於是，兩人同作狂笑：哈哈，宮岡先生多殺了一個！可是很不幸：就確定不了是誰先殺達到100之數的？因此，他們兩人決定這次是不分勝負，重新再賭誰先殺滿150名中國人：12月11日起，比賽又在進行中。

這種事，除了日本人以外，還有哪國人幹得出來？

再看紅十字會副會長的描述：

對於女人，日本兵的行動更壞，是文明世界所夢想不到的。日本兵對女人的嗜好，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

一次，日本兵以三輛卡車，運婦女到兵營去，逐一強姦。我阻止他們，無效。這些婦人，由十二三歲至四五十歲。我曾目擊日兵的強姦。有時候，日兵在沐浴處強姦中國的婦人。後來，我們走進去，我看見沐浴處的裸體女人在哭。

又一次，我同馬基氏到南門東新開路第7號。發現該家11人被殺，3人被強姦。婦人之中，兩人14歲，一人17歲，日軍於強奸後，把東西塞入陰戶中。另一年輕的女子，在桌上被強姦，桌上有血。

又有一家人，乘船過河。至河中，被日兵發現。日兵檢查船內，發現青年女子，就在老父與丈夫面前強姦。丈夫非常憤怒，被日兵所殺，老父和女兒也同投河溺死。

這種事，除了日本人以外，還有哪國人幹得出來？

再看外國教授的回憶：

就是在安全地帶，中國婦女被日本兵強姦的，每天最少有8000件之多。我的一個德國同事，任職「國際安全地帶委員會」，他親眼看見日軍姦殺暴行達兩萬次之多。特別是在南京大學校園裡的日本兵，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姦殺9歲的女童及76歲的老祖母。而且這些姦殺事件，大約有三分之一是在白天進行。尤其有不少姦殺事件，竟發生在大馬路上，其情其景真是衣冠禽獸。

這種事，除了日本人以外，還有哪國人幹得出來？

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國防當局邀請人類學家班妮迪（Ruth Fulton Benedict）研究日本，她寫下《菊花與刀：日本文化型模》（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一書，認為日本人有高雅如菊花、殘暴如刀的兩面性格。

日本人殘暴倒是真的，但高雅卻從何說起？高雅需要大智慧，可是日本人太笨了，日本人老是全國上下一心，勤勤懇懇，大家努力做笨事。吃原子彈以前，他們耀武揚威不識大體，笨事主題是「軍事侵略」；吃原子彈以後，他們灰頭土臉的爬起來，笨事主題改成「經濟侵略」，還是不識大體，不顧國際貿易的平衡，老占別的國家的便宜，使人積恨。

去年11月，《每日新聞》駐華盛頓特派員古森義久，報道訪問美國前駐日公使耶瑪遜的談話說：1978年的日本，跟1930年的日本，情形最像，日本在走危險的老路。

日本人怎能不走危險的老路？日本人伺候好美國大兵，就以為自己是一個「好的失敗者」（Good Loser），其實好的失敗者在能從失敗中得到目光遠大的教訓，而不是另一套方式的卷土胡來。日本人從不是一個「好的勝利者」，所以，他也很難是一個好的失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