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宮探尋中國近代文脈
《民國學者與故宮》，肖伊緋著，故宮出版社出版
北京故宮是中國明清兩代的皇家宮殿，位於北京中軸線的中心，是中國古代宮廷建築之精華。自明成祖永樂十八年（1420年）建成，至1924年末代皇帝溥儀被迫搬出故宮，500年間，這裡一直是中國最高權力中心，也一直是中國最高政治、文化中心。可以說，所謂「正統」與「道統」的中國文脈，500年來皆天賦於此。
王國維、胡適、錢玄同、周作人、陳寅恪等的人生際遇與故宮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近幾年來，因為從事近代思想史與民國人物史料的整理研究工作，我時有發現近代學者與故宮之間的聯繫種種。不難發現，自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後的中國，看似已經逐漸退出歷史舞台的故宮，卻以各種非常方式再次「闖入」歷史。故宮從一座皇宮到一所博物院的轉變歷程，波詭雲譎、風雲變幻的歷史篇章一章接著一章而來。僅就知名民國學者而言，王國維、胡適、錢玄同、周作人、陳寅恪等，他們的人生際遇無不與故宮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在學術上「獨立自由」，在精神上「始新終舊」的民國學者，王國維無疑是典型代表，且與故宮及其舊有政治文化秩序聯繫最為緊密。無可否認，作為王國維精神世界之中心的故宮，在其「行走」了17個月之後，這座精神聖殿就在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進而發生「逼宮」事件（溥儀被迫搬離故宮）中，轟然倒塌，化為烏有。一直對現實世界無欲無求的王國維，其個體生命唯一能獲得存在感的那個精神世界，此刻也蕩然無存。一生保持著精神潔癖的王國維，當然義無反顧、毫無留戀地要一死了之，帶著為道統陪葬的意志，以及那個在心目中永遠保持著神聖歸宿感的「故宮」，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從王國維開始，梳理與探尋故宮的近代文脈，似乎總繞不開故宮博物院成立前夕的「逼宮」事件。於是，圍繞這一事件，我將胡適、錢玄同、周作人等對此事件的不同反應，作為後續篇章，以此比較舊式傳統文人與新派知識分子對「故宮」這一文化象徵的迥異心態，希望藉此予今世讀者某種微妙深沉的觀感。
可以看到，這批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勇立潮頭的新派知識分子，對這一事件乃至故宮本身的文化意義都有著各自不同的理解。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派知識分子，對溥儀的遭遇抱以深刻同情，對整個故宮的命運予以高度關注。1924年11月5日，已經兩次進宮見過溥儀，對這位末代皇帝印象並不算壞的胡適，突然聽聞了馮玉祥兵占故宮的消息。他為之憤憤不平，當即給內閣外交總長王正廷寫公開信，抗議民國軍隊以強暴蠻橫的姿態驅逐遜帝，背棄了早已簽訂的《清室優待協議》，強調說這一事件實為「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隨之而來的，康有為四處遊說欲請溥儀還宮，章太炎堅請政府拒還故宮等等，都可以看作胡適這封公開信所衍生的爭端種種。當然，胡適這場「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論爭，終究還是以溥儀遷居、故宮國有而告終，但善待國民遺產、慎管故宮古物的動議，多多少少還是對當局有所觸動。當時寫聯名信抗議胡適的李宗侗，後來就成為故宮文物的清理與保護者。
在「八千麻袋」事件發生前後，沈兼士、陳垣、羅振玉、傅增湘等民國學者扮演了參與者和見證者的重要角色
誠然，皇權終究為民權所取代，皇宮終究成為博物院，歷史潮流無可阻擋。接下來，則是深藏於故宮的史料文獻寶庫大門就此洞開，故宮文獻的整理與利用被歷史性地提上日程。魯迅曾經寫過《談所謂「大內檔案」》一文，將民國建立之初，故宮「大內檔案」的散佚亂象一針見血地披露，引起社會輿論一片嘩然，各種「內幕」消息紛至沓來。
「大內檔案」是指清朝存放於內閣大庫中的詔令、奏章、硃諭、實錄、則例、典籍、外國的表章、歷科殿試的卷子以及其它檔案。清代內閣歷年來所形成的檔案，是研究清王朝政治制度與重大歷史事件的核心史料，其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學術價值毋庸置疑。但時至晚清，政局動蕩，清廷早已無暇監管歷年來形成的巨量內閣檔案。1909年，為整修內閣大庫，決定將所存大批檔案移出庫外等待焚毀。因學部參事羅振玉呈請張之洞上奏朝廷罷焚，由學部暫管，這批檔案始躲過一劫。辛亥革命後，清王朝覆滅，內閣大庫檔案又改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接管。1916年，教育部決定成立歷史博物館，將其中較為完整的檔案初步挑選出來放置於故宮午門樓上，剩餘的檔案則裝入麻袋堆放在端門門洞之中。1921年，教育部與歷史博物館又以經費困難為由,將其中大部分檔案裝了8000麻袋,以銀洋4000元售出，這即是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
在這一歷史事件發生前後，沈兼士、陳垣、羅振玉、傅增湘等民國學者悉數登場，各自扮演著參與者和見證者的重要角色。將他們與故宮的這段因緣，清楚明白地敘述出來，自然是在故宮探尋中國近代文脈的又一重要篇章。從某種意義上講，故宮之所以能在中國近代文化脈絡中繼續享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文史學術方面居於重要地位，皆與這部分曾經出入故宮、清點內檔的民國學者有著重要聯繫。當然，這其中還包括為故宮古建做測繪的梁思成、劉敦楨等；還有為研習古代繪畫，終日坐在故宮展廳臨摹古畫的金拱北；為接近溥儀以觀故宮秘藏古畫，喬裝成日本畫商的張大千等。
故宮博物院成立十年間，故宮所蘊含的文化、歷史、藝術等多重價值，日益煥發，為民國學者們施展才華、深入研究提供了巨闊無比的平台。但隨著抗戰爆發，時局動蕩，這一短暫的「黃金時代」終為曠日持久的「國難」所中斷。隨之而來的，故宮古物的命運牽動國人的心魂，在故宮古物的遷移歷程中，蔡元培、陳寅恪、馬衡等人的貢獻與意見，可圈可點，值得國人銘記。而在「古物南遷」之前，故宮古物遠赴英國倫敦藝展，以及影印四庫全書作為「國禮」贈送蘇聯等重大歷史事件，又將故宮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突顯，甚至還將其賦予了文化外交的重要使命。梳理這些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民國學者在這些事件中的言行與影響，作為百年後只能在故紙堆中神遊現場的我輩學者，雖殊覺困難，但更覺歷史意義非凡。
（作者為文史學者）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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