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拉利幻覺」為何如此迷惑人心？

「我希望我的預見力不錯，但是我不預測未來，我只想指出一些不同的可能性。我希望我的書像赫胥黎的書一樣，能為人們提供有趣的預見，為人們展示出人工智慧、生物工程等等的魅力，人們可能會沿著這個方向走下去。」尤瓦爾?赫拉利警句連篇地說完這段話後，擺出了一副先知般的表情。

尤瓦爾?赫拉利

因《人類簡史》《未來簡史》《今日簡史》（以下簡稱《三簡史》）走紅，年僅42歲的猶太歷史學家赫拉利在中國成了大名人，甚至被許知遠看中，走進《十三邀》。

在《十三邀》中，特意拍下《今日簡史》在中國首發式上的場景：一片歡呼聲中，赫拉利頂著追光燈所賦予的光環，小跑上舞台，彷彿是一位搖滾明星——許多觀眾站著聽完演講，目光虔誠而緊張，生怕錯過赫拉利預留的、此處可鼓掌的間歇。

《十三邀》-許知遠X赫拉利

回到後台，赫拉利將看客們的過度熱情總結為「誤讀總是難免的」，並做了一個聰明的比喻：耶穌教導人們「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臉，你要把右臉也伸過去」，可人們卻將它誤讀成宗教裁判所、宗教戰爭等。

這是標準的赫拉利話語方式。在他的書中，這般精彩卻不準確的類比層出不窮，足令許知遠困惑：總覺得赫拉利的說法不靠譜，卻不知怎樣反駁，因為對方用海量的新知識將你壓倒。嚴格來說，這是一種詭辯術，即：不談邏輯，而是不斷羅列新證據，到後來，論辯雙方都忘了爭論是怎麼開始的，以及爭論的核心是什麼。顯然，許知遠落入了赫拉利的圈套，只好乞靈於「尊重思想的多元性」這一萬能的陳詞濫調，卻忽略了，在赫拉利身後，是一個層積了百餘年的幻覺。

赫拉利的書不過是「洋八股」

《三簡史》並非歷史著作，而是大眾哲學著作。

在國外，類似的書非常多。作者先提出自己的哲學主張，再將歷史串講一番，最後加以總結，這一寫作套路堪稱「洋八股」。

「洋八股」植根於西方人的史觀，即：只有清晰描述出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脈絡，才可稱為歷史。所以黑格爾說：「中國本質上沒有歷史。」他認為，古代中國停滯了數千年，只有表面變化，沒有實質躍遷，也就失去了成為歷史的資格。

《未來簡史》

可問題在於：「表面」與「本質」究竟是客觀存在的，還是想像的產物？

值得注意的是，「本質」帶有「證據自足」性，它會自動尋找證據，以實現自圓其說。一旦理論披上「本質」的外衣，便會擁有巨大的誘惑力。畢竟，史料無限豐富，可從不同角度加以串聯，而史料作為信息，其質量太低，以至無法驗證哪種串聯方式更準確。

《三簡史》提供了這樣一幅圖景：瘟疫、饑荒和戰爭這三大問題曾長期困擾人類，因技術進步，如今人類已能戰勝它們，未來，技術甚至可能讓人戰勝死亡。但技術進步也戳破了人文主義的幻覺——愛、文化、思想、自由等只是演算法，從沒有什麼自我，也沒有什麼生命意義。信息技術將不斷壓縮自我的領地，未來，99%的人將成為黑客帝國中的人類電池，另1%的人則成為掌控人類電池者。

顯然，《三簡史》的核心觀點不過是極為粗糙的「技術決定論」，只是貼上了新知的碎片，而這些碎片多從《奇點臨近》《機器人叛亂》《自私的基因》等書中抄來的。

真正讓人嘆服的是赫拉利的寫作技巧，他筆下警句不斷，常做跨學科類比，且將哲學思考、道德激情和歷史陳述結合起來。在該說理的地方抒情，在該敘述的地方斷言，在該分析的地方比喻……由於人腦由「蜥蜴腦」和「理性腦」組成，「蜥蜴腦」是人腦進化初期的產物，在叢林中，快速反應比理性更重要，只是人類離開叢林、進入城市的速度大大快於進化速度，所以現代人常被「蜥蜴腦」掌控，走向衝動、憤怒和流淚。在理性文本中夾入抒情因素，說服效果會大大提升，這就掩蓋了「技術決定論」的荒誕。

《今日簡史》

明天我們要一直吃雞嗎

那麼，「技術決定論」的謬誤何在？

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爾早有解答，他指出：知識增長是推動人類進步的關鍵因素，而知識增長靠的是理性，那麼，我們就永遠無法用理性來預測歷史的發展，否則將違背「否定之否定律」。

換言之，生活在19世紀初的人也許能預測出生物學將有極大發展，但肯定無法預測出「進化論」的出現，否則他可直接推出，無需等達爾文出生。

波普爾認為，任何決定論在邏輯上都是不成立的。此說有可議處，卻拆穿了「技術決定論」的欺騙性。

赫拉利斷言：如今最重要的發明，是生物識別感測器。在他看來，未來此神器將無處不在，只需分析一下人腦中的化學元素，即能替我們做判斷。由此形成一個悖論：當生物識別感測器建議我們晚餐吃雞，則相關化學元素究竟是誰釋放的？如果今晚吃了雞，從大數據角度看，吃雞的權重明顯增加，則下一餐會繼續推薦吃雞，難道我們只能天天吃雞？

《未來簡史》

「技術決定論」撰寫出如此荒誕的人類史：從5萬年前智人出現，直到1萬年前出現農業，中間4萬年都是空白；到1760年代第一次工業革命，又是數千多年的停滯期；而到19世紀第二次工業革命，又是百年緩慢發展期；直到信息技術出現，人類文明才「爆炸式」發展。

歷史為何會加速發展？誰在操縱這一切？在《奇點臨近》中，庫茲韋爾只好做出這樣的假設：宇宙中沒有外星人，因地球人發明無線電這200年來，技術一直按「每年比上一年強一倍」的速度增長，如果外星人早跨入現代文明20年，其技術能力就是我們的220倍，也就是將近105萬倍，則他們早該找到我們了。

赫拉利沒有庫茲韋爾這麼驚人的想像力，但他們是用同樣的荒謬在思考未來。

我們為何堅信技術決定論

在《十三邀》中，許知遠苦苦追尋赫拉利思想的源頭，甚至追溯到他的童年和生活環境，未免無厘頭。

赫拉利的「歷史決定論」是典型的輝格史觀，即用當下標準來評判過去，這已是當代人的思維定式，絕非個案。作為歷史學家，赫拉利尚知底線，即不能預測未來，但他自認為發現了歷史的「規律」，則憑藉這個「規律」，足以推導出未來如何。他說「可能性」，不過是一種謙虛，在內心深處，他堅信「必然性」，否則不會將人文思想都視為「錯覺」。

支撐赫拉利式狂妄的，是兩種力量：

一方面，現代人已被形塑於理性生活中，現實生活的每個細節都在提醒著合理性的力量，這比學校更嚴格、更有效。

另一方面，從古至今，人們都是聚族而居，他們的生命價值繫於祖先。隨著現代化的推進，人們告別了大家族，以小家庭的形式與陌生人聚居在單元樓中，很少有人再能想起曾爺爺的名字，家族記憶消逝殆盡。失去了和祖先之間的聯繫，只能將個體生命的意義繫於子女。在《唯一的希望》中，一位母親說：將來人們看到我的孩子，會說他這麼優秀，一定有位好母親，那樣我就沒白活。

不是過去，而是未來，在為我們提供安慰，如果它是不確定的、不可預測的，我們該如何忍受當下的壓力？我們為什麼要去做一個好人？

許知遠千方百計地暗示：傳統與現實撕裂的童年，讓赫拉利產生了獨特的看法。正如一位網友所說：「赫拉利很可能具有較嚴重的心理問題。這種心理上的衝突導致了他憤世嫉俗，通過挑戰傳統文化價值來緩解焦慮。」

這種誅心之論與赫拉利犯的是同一種錯誤，即試圖用線性邏輯來解釋複雜現象，這說明：我們的思想深處本來就存在著BUG，它在召喚著赫拉利幻覺。

先去心魔 方能斬斷「赫拉利幻覺」

赫拉利幻覺的本質，是社會進化論。

在過去百餘年間，社會進化論影響深遠。對比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和赫胥黎原文，二者差距驚人，可視為只留名目、自創文字。

事實上，達爾文很晚才使用「進化」一詞，並反覆提醒，不認為這一生物學概念可套用到社會學中。但「進化」學說解決了當時中國知識階層的道德焦慮，在亡國滅種的壓力下，他們終於找到了不擇手段的借口。

梁啟超說：「凡天下萬物之不能不變也，天理也；變而日進於善也，天理而加以人事也。」將社會進化論推到極致：首先，只要是進化的，就是善的；其次，進化是線性的，有進無退。

面對社會進化論，存在兩種不同的態度：一邊以魯迅先生為代表，他幾乎能背誦《天演論》的全文，早期以進化論者自居；另一邊以胡適先生為代表，提出：「只承認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作為佐證加以支撐。」胡適同樣贊同社會進化論，只是認為應慎重前行。

社會進化論契合了封閉社會中人們的感覺結構，並似乎給出了解決困境的良方，是以「求變」「鬥爭」「競爭」「互助」等觀念深入人心，由此帶來的代價堪稱慘痛。

當赫拉利出場時，每個歡呼者的人生其實都是用競爭寫成的，從「不能輸在起跑線上」，到「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再到「職場勵志」，他們怎麼可能不被赫拉利幻覺套牢？面對種種不理解的現實，赫拉利的書給了他們信心，讓他們自以為看到了未來。

粗糙的理論最能迎合粗糙的人。難忘《十三邀》中的一個鏡頭，在一片歡呼聲中，許知遠努力凹出「眾人皆醉，唯我獨醒」的造型，那是無數電視劇中都有的鏡頭。即使許知遠不贊同赫拉利的觀點，他也未能真正超越模仿。

可見，生活在當下，堅守自我並非易事。我們以為是自己，其實早被外界信息格式化。無怪乎赫拉利會覺得，所謂自我只是演算法，99%的人終將被1%的人奴役。

文| 唐山

本文刊載於2018年11月13日 星期二 《北京青年報》B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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